新安全格局是党中央就国家安全最新作出的重大部署。当前, 构建新安全格局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 应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为此我们不仅要“守得住”, 更要“建得好”, 还要“传得开”。从安全维度看, 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居于最核心要害部位, 具有最抽象隐蔽的特征, 成为最关键难控变量的新方位新特征; 从建构维度看, 要建构强大的思想武装体系、建构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建构稳固的阵地管理体系,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 从宣介维度看, 要积极宣传中国坚持“全球安全观”的价值理念, 宣传“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在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神仙传记的一般模式为“仙真养成记”或“仙真灵验记”, 而《仙传拾遗·马周》一文打破了既往的写作模式。杜光庭在文中着意表达的是一位迷失本性的仙官如何寻回本真的过程。杜光庭将马周设定为华山素灵宫仙官, 奉仙王之命赴长安辅佐李世民安邦定国的情节设定, 说明他把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长安与华山的地理位置, 还是马周与李世民“君臣道合”的关系, 杜光庭都对此进行了周密构思, 以强化道教的“国教”地位。此文虽是为马周立传, 但主旨却是在传递“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深植于中国的古史文化传统中。
金石题跋承载着金石学家的思想与情感, 是其金石学思想从石本到纸本、从静态到动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金石萃编》所录374则题跋是王昶金石学思想的结晶, 其内容或订正金石文字、或补充史志之阙、或校勘文集错讹。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 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就阅读史角度而言, 金石题跋是“撰作者、书写者、锤拓者、阅读者”四位一体的凝结。此外, 作为金石题跋的重要补充, 金石诗通过诗歌再现了金石阅读的场景, 成为王昶“以论附注”的另一种呈现。
拒绝美援救济品运动是1948年平津高校师生“反美扶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是为了抗议美国驻华使节对中国学生的侮辱和威胁, 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它之所以发生在平津地区, 是因为美国中华救济团在平津实施的一项为学生补充营养的紧急救济计划, 这使平津高校师生找到了维护尊严与维持生活之间的平衡点。当时所拒绝的美援救济品主要是美国中华救济团提供的作为学生营养补助品的鸡蛋和豆浆, 而非维生必需品。这是平津高校师生在维护尊严与维持生活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一种无奈选择和抗争, 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它反映了平津高校师生“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 收到了一定积极效果, 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
《嘉应庙敕牒碑》是探讨宋代江南市镇的珍贵史料, 通过分析碑文可知, 盗寇、镇神与宗族是影响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市镇之所以易遭受盗寇劫掠, 除了其市场繁荣、聚集大量富室大户外, 还因为市镇官权力有限, 市镇军事防卫力量薄弱。市镇塑造镇神, 不仅可以起到凝聚市镇人心的作用, 而且有整合市镇松散地域社会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镇民, 在各种祭祀和求封活动中, 强化了自身市镇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宗族大姓对市镇的贡献主要是协助监镇处理镇务, 充当镇民与地方官员沟通的桥梁, 以及对市镇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他们之所以积极参与市镇事务, 除了基于自身身份地位而产生的“责任感”外, 更重要的是想从这些“公益性”活动中获取更多的权势, 以维护家族在市镇中的地位。
基于1988—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即新农合) 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 相较于未参保家庭, 参加城镇医保的家庭消费率显著高出1.01%, 但新农合的影响不显著; 机制分析发现, 城镇医保促进了参保家庭的总消费和分项消费支出, 但新农合对消费支出无显著影响, 同时, 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对总收入和大部分分项收入无显著影响, 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异质性分析表明, 城镇医保更多地提升了中老年、非富裕、不健康群体, 以及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率。对此, 应当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提振家庭消费率的积极作用, 对“大水漫灌”式的财政补助应进行反思; 改变基本医保“户保分离”“业保分离”的现状; 加强针对特定人群的医保政策; 注重提高参保青年和健康群体的获得感。
以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CHARLS2011—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实施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显著提高了子代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 且主要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增加正式照护行为两条路径产生影响; 异质性分析发现, 多主体筹资、比例给付和服务给付的政策细则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产生了更好的促进效果, 这一促进效果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因此, 需要从认可家庭照护劳动价值、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面和提高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 以支持女性根据个人比较优势在家庭—市场场域进行有序流动, 改进女性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
新《公司法》在公司机关权力配置上偏重董事会, 有限地确立了董事会中心主义, 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方面, 对剩余权力的归属规定阙如; 另一方面, 未有针对性地回应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治理需求。对此, 应当充分利用《公司法》的留白和任意性规范所营造的规范自治空间, 按照“常量经营权+变量剩余权”的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 构建适应性品格突出的中国式董事会中心主义。具言之, 允许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等封闭公司的权力中心上移, 由董事会向股东会让渡部分经营管理权, 以提高决策效率; 在以上市公司为典型的公众公司中下沉权力中心, 将董事会的部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至经理层, 构建监督型董事会。这一职权配置模式在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不同规模公司的治理实际。
超级中学的发展壮大可能加剧城市内部顶尖大学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 不利于大型城市引导人口向郊区流动。基于对某顶尖大学A北京生源调查数据(2001—2021年)的分析发现, 顶尖大学入学机会在北京市存在着明显的城郊差异, 位于城区的超级中学与首位中学近年来分别垄断了A大学约40%与超过20%的生源; 超级中学垄断降低了北京市一般高中学生的顶尖大学入学机会, 但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郊区一般高中学生顶尖大学入学可能性、顶尖大学生源密度及相对录取排名的冲击, 城区一般高中所受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该增加郊区优质教育资源投入, 强化市级政府的资源统筹力度, 同时也需要扩大优质高中的资源覆盖、加强郊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高中学校规划布局。
为合理优化高校工作时间配置、增进高校教师幸福感, 使用我国部分高校教师从业状况大规模调查数据, 构建了关于高校教师工作时间与主观幸福感的有调节的序列中介模型。研究发现: 教学和科研工作时间对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工作时间引致的消极影响主要源于教学而非科研; 教学或科研工作压力、健康水平在相应的工作时间与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关联中起独立中介作用和序列中介作用; 教学偏好能够缓冲教学工作时间增加导致的教学工作压力, 进而降低教学工作时间对健康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由此, 高校应当统筹大学文化建设与激励制度改革, 引导教师协调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关系; 建立支持型工作环境, 减小工作压力对教师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基于教师工作偏好推进教师岗位分类管理, 建立分学科、分岗位类型的高校教师考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