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大量作品都涉及对“五感”的讨论，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五种感觉的等级划分问题。视觉和听觉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公认的高级感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处于比较低级的位置，此种意识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并影响至今。具体而言，视觉和听觉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又呈现出不同特点：在古典时期，视觉在五感中毋庸置疑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对传道的关注，听觉被许多神学家认为是最可靠的感觉。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文化相互作用的张力下，视觉与听觉交织着共同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两种高级感觉。

在“中国”与“同性恋”两条脉络里,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在“中国”方面,回顾了围绕中国同性恋的“中国性”展开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浮现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与中国文化孕育的同性恋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在“同性恋”方面,首先以香港的同志运动为例呈现出(后)身份政治的寓言,随后检视最近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如何扮演当下时代(后)身份政治的建构性角色的。最后提供了两点知识论反思——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的文献/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围绕着“同性恋”问题展开的对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底层人”再现问题的反思。

中、日、德三国英语教育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洲语言共同框架》的影响，但德、日两国在使用英语“能做事”方面强于中国。基于《欧洲语言共同框架》的教育理念及德、日英语教育改革举措和改革经验，对中国大中小学英语教育不衔接、应试教育背离教育宗旨、母语与外语关系处理不当三大困境进行分析，从教育理念、语言能力培养、大中小学英语教育一条龙、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母语与外语关系、考试制度六个方面探索英语教育的改革路径，旨在汲取《欧洲语言共同框架》的精髓和有益经验，走出中国英语教育“不能做事”的困境，让英语成为利国利民的交流工具。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美网络舆情监控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监控网络公共观点和情绪，试图避免社会不稳定，监控主体和对象间不构成敌对关系。美国监控网络中的人及其行为，建立系统的个人元数据，将所有网络行动者当作潜在恐怖分子。在监控方式上，中国从单个事件出发监控单个个体，以屏蔽网站和限制信息发布为主。美国从监控总体出发搜索触发安全信号的个体，以隐秘方式追踪发布信息的人。

基于2011-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北京流动人口结构性特征变化情况。主要发现：在京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总体较低，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但就业质量不高，收入与消费处于中低组别和低组别；六成以上选择租住私房，在缺失劳动合同保障前提下，社会保险参保率仅为三成左右；农业户口占六成多且河北、河南、山东是主要流出地省份；中间阶层“空心化”特征明显。在京流动人口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是北京产业结构质量不高，因此提出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轴、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主线、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以“四个中心”建设为聚焦的治理“大城市病”的对策建议。

台湾乡土文学虽受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发端发展，但置于台湾文学场域中，关于其内涵的具体论述又与大陆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台湾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想象和形构一直处于“流变”的状态中，其价值指向不断“增殖”并充满意识形态的迷思。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争提出的一系列议题，特别是参与者对乡土文学内涵的思考为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想象和观照空间。在这一特定历史境域及文化语境中形构的乡土文学概念以及由此生成的乡土意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湾乡土文学特定的指涉和品格，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具体的创作与实践。

日本弃老传说“姨舍山”的故事从口承文艺到文学创作，以其神秘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日本文学中横亘古今的母题。根据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对“姨舍山”的类型、起源、演变、社会传承思想等进行梳理总结,发现日本的“姨舍山”本质上是一个促使人们敬老爱老的传说。这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也暗合了当今老龄化社会科学对待老年群体的人性需要，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入贫困的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规模巨大，贫困状况令人担忧。全国低于国内低保线的老年人口为5576万，相对贫困老年人口为7698万-8959万。并且，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呈现“三高三低”的结构特点，即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贫困发生率随着老年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独居老年人和农村空巢老年人更是收入贫困的高发群体，需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并综合治理。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受到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相当的难度，基于现有中等收入标准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现阶段居民收入现状，通过与日本、韩国进行比较分析和测算，提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并据此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行了测度和分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史家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褒贬不一。南京国民政府在禁烟运动开始后推行了一系列纪念林则徐禁烟事迹的活动，重塑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受其影响，林则徐故事也被重新书写，一个既突出林则徐英雄形象又富有时代鲜明特征的故事版本呈现出来。在崇尚林则徐热潮风靡的时代，蒋廷黻、陈恭禄对于林则徐的指责还受到了时人的尖锐批评。抗战时期，林则徐的名字与事迹开始发挥出政治影响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于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事迹的描写使得林则徐的形象最终定型。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中国养老模式逐渐由以家庭为核的橄榄型结构向以社区养老为核的橄榄型结构变迁。社区养老将家庭范畴由传统家庭扩展到社区大家庭,将家庭养老的情感依赖与机构养老的专业服务融入社区养老平台。S街道老年人需求分布呈现出:基本生理需求>精神需求>社会服务需求的序列。社区养老供需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供给错位、市场购买的实践梗阻、社会团体的供给失灵。在信息时代,“数字化社区网格养老”利用成熟的城市网格管理系统,以社区网格为单位,在政府统筹下精准投入多元养老资源,借助于互联网+社区+养老的信息化方式,实现养老服务的精细化管理与无缝隙服务。

吴兰修是嘉、道时期岭南词坛的代表人物。其所著《桐花阁词》备受赞誉。就内容而言，这部词集是其羁旅人生的心灵记录，具体表现为对浮生如梦的哀婉之叹，对爱情、友情的渴望珍重，对归隐故园的热烈向往。就艺术而言，吴兰修的词具有情感真挚、表意婉曲、语言清丽的特色。同时，吴兰修词不拘一格，转益多师，出唐入宋，体现出重情的特质和清真婉丽的风格。吴兰修可以说是嘉、道以后岭南词坛的报春花和拓荒牛。

作为新锐导演中的女性导演，李玉在女性作品创作中流露出不同凡响的女性意识，极力展现男权主义却从不批判；于情色欲望的窥视机制中，层层剥离性权力的外延内涵，并给予人文关怀。一次次超越，一次次转型，由女性到男性，由对峙到和解，风险社会与两性、生命的交织或悖离带来的终是两性和解之结局，这是导演的愿望，亦是中国式“性别场”的特色。从性别出发，女性电影和女性导演带给中国电影市场的绝不仅仅是奇异、细腻的镜像故事，银幕之外，在男权文化的社会规约中我们更应看到电影创作的使命与真谛。

自然物候中存在春草秋绿的独特现象，文学作品最早对春草秋绿加以描述始自《楚辞·招隐士》和《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这个物候现象在后世诗人笔下逐渐构成一个用以兴发思归怀人和仕隐情绪的意象传统，但是却被历代注家注本所忽略甚至是误解，导致刻意曲解、强行阐释乃至篡改文本等情况不断出现。唐代以来，春草秋绿的意象逐渐由魏晋南北朝以表现闺中思妇为主的主题，转向关涉到诗人自身生活的题材，从而拓展了春草秋绿的艺术表现力。受《文选》在不同时代接受盛衰变化的影响，春草秋绿意象的理解和使用也呈现出与之相应的态势。

以“故乡三部曲”赢得广泛声誉的贾樟柯，自从将镜头从家乡山西移开之后，便进入了电影创作的转型时期。尽管贾樟柯一直真诚地用影像画面传达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现实，但随着故乡生活经验和素材的逐渐用尽，其电影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逐渐衰弱，艺术水准也有所下降。主题先行、段落式拼接和碎片化表达等问题，成为制约贾氏电影艺术水准提升的瓶颈。继续深入到中国大地的现实经验当中，沉潜下来积累素材，是转型时期贾樟柯电影创作突破困境的可行之路。

明代，朝鲜使臣以“观光上国”为荣，十分向往使行来京，且被皇都北京的繁荣景象以及中华文物所吸引。而到清初，持有尊王攘夷之心的朝鲜使臣对清的反感达到高潮，他们眼里北京也失去了文物之都的面貌。清朝中期，随着清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朝鲜使臣目睹康乾盛世以及清皇帝的中华趋向，对北京的看法再度变化。北京逐渐转变为中国世界秩序中心的皇都。不过，这时的皇都形象与明代不同，是“盛世”“中华趋向”“夷俗”并存的空间，还存在着在“小中华”意识下对中华文明的衡量之处。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曾国藩家族成员作为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正道为己任，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纷繁复杂，人心陷溺，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基督徒成员，此种现象也暗示了曾国藩家族的“基督化”趋势。他们为了国家昌盛，谋求当时社会问题之解决，秉持基督教救国论，以基督教作为其救国之手段。此外，他们还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践行儒耶互补，并有部分成员将佛教信仰亦带入自己的生活之中，使得曾国藩家族内部出现儒释耶三教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运用中国2003-2014年14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盈利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且对城市商业银行影响较大,对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影响较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能够抓住互联网金融机遇,盈利能力反而得到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盈利多元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作用尤为突出。总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给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带来了不利影响,但也倒逼其积极调整盈利模式,推动盈利结构向多元化发展。

已有跨种族、跨文化婚姻研究忽视了中国男性和西方女性这种稀少但重要的类别。涉外通婚是一个蕴含深刻社会意义并折射出多方面结构性社会问题、价值取向、民族因素的复杂社会现象,应该从理论的深度、战略的高度去思考这一现象及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通过调查在爱尔兰的西方女性眼中的中国男性形象,探索性地测量了中国男性对于西方女性的婚恋吸引力,从西方女性的视角将中国男性的形象与西方男性的形象予以比较,分析西方女性的择偶偏好,发现中国男性真正“不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从而在文化建构、性别气质和媒体塑造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中国男性在西方世界里形象呈现的深层缘由。

宋太宗时，成都新繁县寺僧绘成太祖御容，但绘成之后长期无人问津。然而神宗时期，这一不符合惯例的御容成为地方社会的珍稀资源，获得四川地方以及朝廷的关注，其崇奉活动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使太祖御容拥有了修建殿宇、朝谒以时的准神御殿待遇，标志着蜀中御容殿的兴起。南宋初年，随着北方沦陷，御容流散，自太宗以下五朝御容由陕入蜀，与太祖御容同殿供奉，形成六朝御容在蜀的盛况。南宋末年，御容殿也因四川局势的败坏，不得不以迁离出蜀结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围绕御容殿的礼制与待遇，引出不少矛盾，其背后都折射出四川地方政治的种种特点及其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对文学文本言，篇题不仅是作者创作旨趣的直接传达方式，亦是后人解读文本、夷考内容宏旨乃至勾连时序世情之思想文化的重大锁钥。《文选》以“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的体认准的，对王褒《洞箫颂》、马融《长笛颂》、潘岳《藉田颂》诸篇进行篇名更定。这种粗暴的更改行为将“颂美盛德”的文用内涵形而下地置换为“体物浏亮”的文体形制，遂强行割裂了两汉以来诗教赋用的“讽颂”传统。此举成功地解决了赋、颂文体淆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文体辨体的置换；然因其强大的“文学史权力”，又造成后世对“三赋”题旨的把握更多地囿于被其规范了的“音乐”“耕藉”范围内，而遮蔽了文本原有的事功文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人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立法法》中规定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该规定是指导立法的重要原则，但是学界对于抵触的标准并没有讨论清楚。目前学界关于抵触的界定有三种观点：观点一，超出立法权限即构成抵触；观点二，与上位法具体规定相违背即为抵触；观点三，与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相违背即构成抵触。学界主流对前两种观点的认可值得质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领域的立法实践，证明观点三才是抵触的真正标准。逐条列举抵触情形判定是否抵触的方法，存在例外情况，且难免挂一漏万，不宜作为判定抵触的方法应被否定，最佳方法是通过立法精神和目的来判定地方立法是否抵触。

从集聚的两面性切入“首都城市病”问题，反思疏解集聚的必要性。在回顾城市发展史和总结“新都市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先搞清北京集聚背后的功能因素。通过国际横向对比和国内纵向对比发现，北京存在核心首都功能不强，发展不够紧凑；非核心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冗余，城市增长出现低效率化。因此，将“新都市主义”理论中国化，提出北京未来的疏解思路：TOD模式中国化。

宝广林深受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影响，他对基督教义持有的多元开放的态度、以基督教救国救世以求世界大同的理想，以及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工作导向，都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正在寻找新的价值皈依的老舍惺惺相惜。另一方面，宝广林在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中所体现出的坚执自信的态度，为求教会自立和差会之间的交涉斡旋，更让原本就对洋教态度暧昧的老舍感到同声相契。当然这并不代表老舍对宝广林的宗教观点全面服膺，宝广林和老舍之间的关系，有相互认同、彼此欣赏的思想遇合，也有彼此相左、对话互补的部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亲密合作的同人关系。

基于2009-2015年中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GMM法研究资产及负债结构调整对城商行风险及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城商行的风险及收益。一方面，受非存款负债稳定性较低、成本较高的影响，非存款负债融资占比的增加显著加大了样本城商行的破产风险、降低资产收益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同业及投融资类业务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基础资产信用风险以及较低的资产收益率水平，增加非信贷资产占比同样会显著增加样本城商行的破产风险、降低其盈利能力；此外，城商行规模越大，越能够有效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对其风险收益造成的不利影响。

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以40岁为年龄起点分析从中年到老年就业参与状况，并结合“五普”数据运用队列分析方法探讨老年人口就业状况的变化轨迹。结果显示，在法定退休年龄处，人口在业比例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梯度，但法定退休年龄对老年群体的就业行为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人口在业比例在50-60岁间明显下降，而农村人口在业比例下降则发生在60岁以后。此外，在业老年人口中超过80%为农村老年劳动力。虽然当前在农村地区并未实行退休制度，但农村养老金的发放以退休年龄为起点，因此，在调整退休年龄时需要特别关注农村老人，避免养老金的延迟发放使其陷入贫困和老无所依。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常态下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已具有一定基础。面对“十三五”时期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目标：将北京打造成中国最活跃的创新创业资本服务中心、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资本平台和中国资本市场第三极。对实现目标应逐步完成的重点任务和保证措施，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郭店简《老子》仍应释读为“惊”,它本作“惊”并非误读。“宠辱”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动宾结构,不是偏义复词,不是特有概念。“宠辱”实意为宠即辱,“宠为下也”进一步说明得宠乃卑辱之事。正如“大患”是对“贵”的价值判断,“辱”“下”都是对“宠”的价值判断(“下”即“辱”),故章首两命题宜断句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郭店楚简本将“人”字断在本章章首乃误点句读。老子在此是做价值重估,从而颠覆以“宠”“贵”为上的世俗价值观。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奉蒋介石之令重译《圣咏》。吴经熊稽考各类《圣经》版本和参考书籍，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将其译为中文，计有四言、五言、七言，冶诗经、离骚、楚辞、唐诗于一炉，展现了吴氏深厚的旧学修养。蒋介石于军事倥偬之余，前后三校吴经熊所呈译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圣咏译义初稿》是基督教经典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出版之后，备受学界关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但是，受制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水平，此书难以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也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国基督徒中的影响力。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明星负面行为层出不穷,需要研究代言明星违情和违法的负面行为对感知道德评价以及品牌态度的影响,为企业选择明星代言人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第一,相比“违法行为”,代言明星的“违情行为”会导致更低的感知道德评价;第二,社会公众对代言明星负面行为的感知归因会对感知道德评价产生显著影响;第三,对于实用品或享乐品,当对代言明星的感知道德评价下降时,都会危害代言产品的品牌态度。

作为六大核心价值观之一，关爱在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参照《新课程标准》，基于对小学《好品德 好公民》教科书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加坡关爱价值观教育具有如下特点：在编排体例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国家和世界六个层面综合交叉、螺旋上升；在教学内容上，“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与公民道德相关的技能”两大技能与核心价值观相互联系、彼此渗透；在教学过程上，“身份”“人际关系”和“抉择”三大概念逐级深入、依次递进。

关于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差别，民法学界认为二者在性质上分别是“不平等”与“平等”的，而以平衡论为代表的行政法学则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在总体上应该是平衡的。这种认识分歧的根源在于从描述层面向规范层面的跃进，《民法通则》关于平等主体的规定应该是描述性质的，旨在解决调整对象的问题，而不应以此作为法律关系性质应然的判断标准。行政法与民法之分所强调的命令服从关系，其背后的理由只是职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差别。这种差别应该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理解，而不应将命令服从的性质夸大为等同于行政法本身。

随着全球化大潮将世界各国席卷入相互共生的全球化空间，教育场域也充斥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与拷问。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及其行为模式更多地止步于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并未解决文化间平等对话的现实困难。就学前教育而言，对实践过程中文化迷惘现象的反思、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在地化理解和适宜性文化的本土生成，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推进中国学前教育合理发展的应有取向。

通过分析华北F村200对夫妻调查数据，运用定序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从人口流动、结婚变量和个人特质三个方面解读了在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婚姻圈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F村男性村民出生年代越晚，结婚年代越近，通婚范围越远；同时，择偶时间、方式、家庭背景和村庄非农化水平成为影响通婚范围的主要因素。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教育程度、是否外出打工等社会性因素并不对通婚范围构成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择偶时间发挥作用。

抗战期间，从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沈同在归国后的第一时间进行了前线士兵的营养调查和改良工作。在研究中，沈同发现维生素缺乏等因素导致中国军士存在一系列营养问题和病症。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许鹏程等中国留学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掀起了向中国前方捐赠维生素的活动。康奈尔师生所捐赠的维生素，一方面使前线军士和后方民众因维生素缺乏而导致的疾病得到了一定治疗；更重要的是，这些维生素被用于中国战时的相关研究，沈同等科学家因此发现并掌握了结晶维生素替代品的生产方法。以上过程表明，战时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在服务战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此外，其所特有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也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