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的“大一统”历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连续性方面，清朝君臣认为元朝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可以传承中华统绪、有入主中原的权利，清朝统一边疆时借鉴了过往王朝经略边疆的经验，一些边疆民族首领亦了解自身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创新性方面，清朝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边疆管理制度会因时制宜变革；清朝还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得帝王庙祭祀范围更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在统一性方面，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地方贵族，或是各族兵民，都深度推进或参与了“大一统”进程，为清代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在包容性方面，承德地区各民族汇聚，宗教多元，各民族相互交融。在和平性方面，清朝优先以和平方式推进边疆统一，且在统一后并未对外扩张，不唯如此，其在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时坚决反击外国入侵，但不以占有他国领土为目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彰显在清代或中国古代虽然具有历史规律性，但也受到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利用2022年7月至2024年11月实地调研的31个乡村数字治理典型案例，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呈现三种组态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型，即通过财政补贴、技术赋能和制度设计，由政府与乡贤等第三方协同合作，构建价值共创环境；二是技术耦合的资源依赖型，要求村庄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和资源禀赋，以政府和外部关键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共享；三是制度驱动的结构导向型，注重通过制度规约、利益联结和情感链接，强化组织网络和社会资本，推动治理结构自我演化和持续优化。为此，要差异化构建价值共创环境，强化制度规约的适配性，促进技术有效性转化；系统整合价值共创资源，发挥资源主体自身优势；动态优化价值共创结构，构建利益联结创新机制，重视情感链接的软性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创新性和质优性为核心特征的一种先进生产力, 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战略路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产业凭借其独有的技术密集性和数据驱动特征, 与新质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关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 数字产业通过与其他要素深度融合, 发挥乘数效应, 有助于培养新质劳动者、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及重塑新质生产关系, 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然而, 当前数字产业面临着数字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数据价值释放欠佳、数字平台支撑不足及数字产业生态欠缺等诸多现实挑战, 阻碍了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鉴于此, 亟须构建起“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组织生态”的体系化实践路径, 强化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 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DeepSeek单向价值对齐理论支撑不足, 实践中面临梗阻, 亟须探索因应理路。DeepSeek过度思考用户提示词, 表现出透明化“慢思考”的行为特征, 它拼凑数据和文献, 误导用户行为。“价值标准主义”指导下的单向对齐异化为“价值殖民主义”, 诱发道德风险; 大模型数据价值的有限性和数据消耗的海量性, 诱发数据价值穷竭风险; 单向价值对齐风险评估标准滞后和伪“人类标准价值”指导生成评估结果, 饱含价值偏见, 诱发对齐评估失败风险。人机价值融通方案获得“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控制论”的理论支撑。可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 为人机价值融通提供制度保障; 夯实大数据伦理监管机制, 畅通数据共享渠道, 强化大模型提供者的透明义务; 增设人工智能伦理审计机制, 从审计主体、内容和程序方面细化审计细则, 从过程和结果维度综合评价DeepSeek的伦理合规性。

利用2013—2023年中国A股804家电子信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软件与网络服务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人工智能对企业创新效率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未通过检验，且创新效率对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起到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企业普遍较低的成果转化率有关。因此，应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深度融合应用；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还应针对企业规模、行业、地区等因素，引导构建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体系。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对琉球这一域外空间进行了文学书写，主要包括天使馆的日常空间、琉球八景的地理空间与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在天使馆的书写中，他们以空间标记自我身份，寄托对崇高功业的向往，又将天使馆定义为“他者”，在与日常空间的交互中建构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在此基础上，又以八景诗为中心形塑了琉球地理空间。八景的选取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恋地情结，赋予琉球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之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琉球社会空间的书写，从民居、衣冠、生产方式等方面突出了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在文化、习俗、制度中异中求同，寻求汉文化痕迹，使之成为融入了主观价值的文学形象。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在场性书写，建构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琉球的文学形象，拓展了清代文学的书写空间。

在中国古代舆图与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舆图呈现出山水化的发展趋势，山水画显示出舆图性，二者兼具写实性、艺术性、哲理性。舆图与山水画作为国家地理形象的图像呈现，被赋予了明德、治乱的意义，是赵宋王廷构建“大一统”、塑造“丰亨豫大”王朝形象，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媒介。舆图与山水画交互性及政治隐喻说明，北宋时期的山水图画不仅关乎着国家地理形态的摹写及山水艺术的心灵化，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建构问题。立足北宋夷夏分立的政治背景，综合运用艺术观念史与图像学分析方法，通过探究舆图与山水画源流、功用、画中元素及其象征意义，揭示了北宋政治潜藏着的艺术与审美特质，拓展了绘画史、北宋美学史的研究范围。总体而言，政治理想是北宋山水艺术风格与主题生成的重要动因，山水图像则是国家地理观念传承与演变的关键方式，艺术、政治与地理三者深度交融，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地理图像的叙事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正逐步融入教育领域, 特别是在高校心理育人环节展现出了独特优势。传统高校心理工作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服务滞后等问题, 难以满足当下学生多元化心理健康需求。GenAI凭借着24小时实时守护、及时动态预警、沉浸式教育的功能优势, 显著提升了心理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个性化水平。然而, 技术嵌入使得数据隐私泄露、师生技术依赖、伦理规范缺失及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凸显。为此, 厘清了GenAI融入高校心理育人的技术优势与实践困境, 构建了“技术—制度—文化”协同治理框架。通过构建心理专用模型优化技术、建立分层责任机制完善制度、提升师生技术伦理素养重塑文化, 最终实现技术赋能与伦理治理的平衡, 也为GenAI在高校心理育人中的规范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使用人口普查数据, 从“何时初婚”和“是否结婚”两个维度分析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初婚模式变迁趋势, 并借鉴RWA理论框架解析变迁机制。结果显示: 三个城市初婚推迟趋势普遍且比全国更为凸出, 京沪第二个十年比第一个十年的推迟趋势更为加速, 香港初婚推迟进程早于京沪二三十年, 当前初婚推迟程度最为突出, 但推迟速度有所放缓。女性初婚年龄小于男性, 但最近20年京沪女性初婚推迟加速, 类似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香港。年轻世代进入婚姻的紧迫感均有所减弱, 香港终身不婚率较高, 京沪当前的终身不婚率与香港相比较低, 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呈现出越年轻世代不婚率越高之势。当前中国社会仍属于“晚婚普婚”模式, 但初婚推迟仍有空间, 动摇普婚模式的力量也正在年轻世代中形成, 普婚模式可能首先从大城市被打破。

基于DeepSeek在关键核心技术封锁下依然取得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突破的典型案例，结合熊彼特创新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构建了有志企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元一体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人工智能如何实现科技赶超这一重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源于企业创新、市场培育与政府引导的有机协同。具体而言，企业以创新抱负，制定创新策略；市场强化供需牵引，驱动生态演进；政府完善制度设计，引领创新布局。这种创新协同推动了战略科技自主可控，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激发了民营经济活力，更深化了科技创新的人民性。为实现前沿科技的进一步突破，企业应立足优势领域构建技术生态；市场须完善金融、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配置机制；政府应强化基础设施布局与前瞻性政策引导。

基于地方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经验, 借助基层治理要素的理论视角, 阐释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维度与机理。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通过对治理对象的精细化分析, 增强了基层治理主体的问题识别能力; 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过程性管理, 提高了统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 通过对治理过程的常态化监督, 强化了对治理过程的管控能力, 进而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同时, 数字技术治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难题, 包括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引发数字形式主义和压缩基层自主性。因此, 还需要规范治理主体对治理对象信息的采集和使用, 保护个人隐私; 引导基层治理主体树立正确的观念并健全基层治理主体的考评体系, 克服数字形式主义; 厘清数字化监督的边界并赋予基层治理主体一定的变更权限, 平衡数字化监督和基层自主性。

基于省级数字政府评估数据和CSS2021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了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整体上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其中数字政府的基础设施、应用平台、安全保障发挥关键作用，而数据资源和服务体系的作用有待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通过改善政民互动体验，包括公共服务感知、依法办事感知、信息透明感知、政府回应感知，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接入鸿沟) 并不影响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而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数字使用鸿沟) 则显著增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政民互动体验的正向影响，以及政民互动体验在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未来应着力提升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水平，完善在线服务体系，同时以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弥合数字使用鸿沟，更好地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下, 数字技术能克服乡村治理的脆弱性, 构建韧性的乡村治理体系。基于“统合治理”视角, 数字技术对乡村韧性治理的赋能机理在于: 技术赋能下的问题识别; 组织重构下的主体在场; 治理转型下的韧性重塑。然而, 实践检视发现其存在问题识别难、主体在场难及韧性重塑难等现实困境。为此, 以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村情通”为例,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构建了新公共治理与数字技术协同治理的进阶路径: 一是通过包容性数字化, 实现治理问题的精准识别; 二是通过与乡村集体决策规则的融合赋能, 实现治理主体的虚拟在场; 三是通过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平台化组织, 实现治理方式的韧性重塑。研究表明, 将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融合, 不仅是实现数字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 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策略。

跨界民族在政治上分属于不同国家, 但在文化上保持着紧密联系, 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持续演化的二元张力。这种张力通常表现为冲突、疏离与协同三种典型状态, 对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现代国家认同建设不应以消解民族认同为目标, 而应通过包容差异、优化制度设计, 引导二元张力从冲突型、疏离型向协同型转化, 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优化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须坚持国家尊重与包容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优先的原则,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治制度建设, 保障平等公民身份与权利; 提升公共服务公平性与边疆地区发展水平; 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互嵌式民族社区, 促进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群际互动与融合。通过这些举措, 可将潜在的张力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积极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语境转变中, 通过灵活的语境适配、包容的主体建构、精准的语义界定、策略的意义阐释, 建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符号, 完成了意义深远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战的话语表述, 经历了多词混用的状态, 逐步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固定政治表述, 实现了从阶级革命话语向民族救亡话语的转型。从目标指向、主体指向、方式指向、形式指向多维度来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既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各党派、阶层局部利益的准确把握有关, 也与各种团结抗战表述的语义内涵及逻辑转变紧密相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经验为新时代统战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启示。新时代统战话语建构要结合现实语境、语义内涵及意义阐释, 从建构者、目标指向、内容指向、方式指向、形式指向等方面一体推进统战话语建设, 以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统战话语体系。

诠释学理论是赫尔德语言哲学、历史哲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的诸多思想观念构成了现代诠释学的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赫尔德的诠释学理论都处在诠释学传统及其研究的边缘地位，重新审视赫尔德的诠释学理论及其影响有助于澄清其在现代诠释学缘起和发展中的先驱地位。赫尔德重新界定了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驳德国启蒙时代符号学诠释理论的两个理论预设，即语言仅作为先验表征之可见符号及文本和话语本身具有完全可理解性，提出思想与语言之间具有共生关系，将诠释活动开启为与诠释对象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从而为诠释中的意义对抗打开了空间。赫尔德在其莎士比亚研究中逐渐发展起一种历史主义诠释学，其对理解的历史条件性和认知偏见的结构必然性的揭示和强调成为现代诠释学中的关键内容。赫尔德在大众哲学的思想潮流中呼吁建立诠释学的人类学转向，促进了诠释行为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深刻转变。

基于个案社区研究方法和阶层竞价互动分析框架发现, 农村彩礼行情松动于底层女方家庭生存性要价, 扩散于中上层女方家庭体面性要价, 由此地方彩礼新行情完成了社会性认可。于此形塑出婚配支付决定论, 导致部分男方家庭为防失婚而选择主动加价, 推动地方彩礼行情再次升级, 加速了新一波更高彩礼要价的再生产。华北农村高价彩礼快速再生产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多重社会动力机制的推动。婚姻债务上移机制强化婚姻市场中女方要价的可欲性, 家庭生计优化机制提升男方应价的可行性, 社区规范弱化机制消解结亲双方家庭彩礼议价的可能性, 致使高价彩礼再生产实践得以持续和合理化。因此, 华北农村高价彩礼有效治理应从强化子代婚姻责任教育、弱化婚姻代际责任的无限性和重建彩礼议价的道德基础等方面着力, 阻断其快速再生产的社会动力机制。

基于2007—2023年中国424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这一核心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压缩了银行净息差, 进而削弱其盈利能力,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 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负向冲击存在着显著异质性, 非国有银行、非上市银行及地方性银行所受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在债务扩张与净息差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高风险银行通过放松信贷审查和提高杠杆率, 放大了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压缩效应。因此, 应优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杜绝低效投资对银行信贷资源的占用; 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银行监管策略, 提升银行净息差管理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强化银行风险管控, 抑制高风险银行放大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负面冲击; 鼓励银行利用金融科技识别风险与优化资源配置, 以抵消地方政府债务对高收益企业信贷的挤出作用。

基于2011—2022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构建了包含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培育和人力资本匹配的均衡模型, 揭示了人力资本在实数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实数融合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影响在经济实力强、政策环境良好的城市更显著。人力资本参与数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优化是实数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细分行业层面, 服务业与数字产业融合、实体产业与数字技术应用业融合及实体产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融合,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对南北方进行比较发现, 南方地区实数细分产业融合形成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组合更丰富。

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廷亟需重构新的“大一统”观念以应对内外交迫的危局, 辞赋书写亦随之产生新变, 但学界对此话题关注阙如。中唐辞赋张扬春秋公羊学的“尊王”思想, 赋予传统田猎赋反对藩镇动乱的时代意义, 同时用天命论取代唐代前期以武功征伐叙述建唐历史的模式, 以诠释皇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重振皇权威信。在“尊王”政治理念与儒学复兴思潮的合流下, 士人推尊“先王之教”儒学, 辞赋也出现批判佛教的内容, 并且发扬推尊儒学的传统主题, 呈现出排佛崇儒的思想倾向。中唐辞赋注重展现各族乐舞、冕服的不同, 表现文化的“华夷之别”, 还在移风易俗的书写中彰显“华夷互进”的观念。因此, 辞赋成为中唐士人重建传统的天下秩序与重整文化体系思想的重要载体。

基于北京市2007—2022年的五期投入产出表,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 并深入剖析其结构特征与行业差异。结果显示: 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 其中数字融合部门的拉动作用显著, 第三产业在融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是以卫生、金融等领域最为突出; 但同时, 不同行业间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 农业等传统行业数字化程度偏低, 行业间发展不均问题仍较为突出。对此, 应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低层级区域延伸, 分类扶持低数字化行业, 增强融合产业的外溢带动效应,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 进而全面提升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同时为其他地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提供学理支持。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和观点, 系统阐释了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正确处理五对重大关系的深层思想基础。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教育发展全过程的集中体现; 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当代阐释和继承发展; 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深刻体现了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 特别是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是深入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遵循, 是“必然与自由”范畴的教育体现; 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关系是教育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的延伸和表现, 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利用2010—2021年274个地级市数据, 基于大数据局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情景, 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以大数据局设立为表征的政府数据治理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数据治理能有效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且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及促进公平竞争的内在路径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 基于城市特征与外部环境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 政府数据治理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升效应在中心城市、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政府信任程度及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 应完善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治理体系, 夯实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信息底座与制度基础, 提升政策响应与治理精准性。同时, 以数据整合和共享为抓手, 重塑制度供给与服务流程, 系统性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并促进公平竞争。此外, 应统筹区域差异, 分类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与数字资源供给, 推动统一市场协同高效运行。

从全球比较视角看, 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差异显著且呈现日益复杂的多元图景。在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 从发展理念、物质基础、内部条件、外部环境、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六个维度构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 以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从此分析框架来看, 争取国家独立、坚持自主道路、打造有为政府、保持开放合作、正确对待传统、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秩序动荡、“有增长而无发展”“过早去工业化”, 贫富差距拉大、人口问题、生态危机和发展脆弱性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力甚至障碍。由此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不是一条坦途, 也没有固定模式,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地位、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保持发展与代价的动态平衡、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是发展中国家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已从战略愿景迈向国家行动。基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政策导向, 通过构建“能—融—用—强”分析框架, 论证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深层逻辑机理与清晰实践进路。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存在着深层契合, 为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可能性; 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科技支撑、教师队伍、国际合作八大体系可实现深度融合; 顶层设计、基础设施、育人实践、素养机制、评价治理构成五位一体的实践路向; 通过国际横向比较与国内纵向发展验证发现, 人工智能赋能将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范式转型, 形成引领全球的中国方案。

在晚明文坛上,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崛起, 对晚明诗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安、竟陵在对于奇人的推崇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但在奇人的内涵认知上却产生了巨大分歧。钟惺、谭元春笔下的奇人往往具有严冷的性格底色、深细的性格特征、幽静的隐逸气质、深厚的道德修养与好古的学术追求。这些因素反映到竟陵派的创作理念与审美方式上, 便是一种严谨审慎的创作态度、深心细致的审美特征、静心冥会的写作状态、入之以厚的诗学目标以及引古接今的学古方式。中晚明以降的奇人往往带有鲜明的狂者气息, 而竟陵派则将诗歌创作的理想主体由外向型的“狂者”转变成了内向型的“狷者”, 同时赋予了奇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道德内涵, 这使得钟、谭的诗歌气质更加偏向于渊静而非灵动, 同时也促成了晚明诗歌在审美方式与创作方式上向传统雅文学的渐趋复归。

近年来，伴随着过度竞争与经济理性在教育中的不断影响，以及标准化的教育生态对学生主体性的不当压制，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关键环节——闲暇，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遭受持续挤压，这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构成了阻碍。闲暇作为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支撑，为沉思提供深度无聊的契机，进而为指向创造的非逻辑能力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空间，最终通过对自由环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的自我力量，塑造创新性人格。解放理论为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闲暇缺失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解决路径，可以通过夺回时间的栖息地保障学生充分的闲暇时刻，通过打破教育中物质与精神的标准化应试符号体系达成学生感性的再分配，通过推动对预制逻辑的时间错位构筑创新型学习生态。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提出的重大命题。首都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其现代化必须坚持首善标准、强化首都功能、实施减量发展、实现区域协同。首都人口高质量发展则以首都现代化为发展依托，核心要义是塑造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人口高质量发展寓于现代化建设的动态进程中，既为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理念支撑、要素支撑和手段支撑，也是首都现代化的现实结果。为此，应深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认识、注重保障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公平发展的各项权利，形成耳熟能详、通俗易懂、广泛认同的理念口号；锚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多措并举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深化人口治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实体性保障机制，统筹人口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和协同应对；发挥人口高质量发展对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器”作用，确保首都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在新发展理念下,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兴产业以其前沿优势和无限潜力, 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追新逐质提升动能的关键着力点。在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 系统梳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其理论逻辑表现在: 推动“技术—要素—产业”升级跃迁, 即以技术创新驱动为纽带筑牢新质生产力增长基础; 以要素配置优化为杠杆撬动新质生产力增长极; 以产业协同升级为引擎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链; 其现实逻辑表现在: 创造“开放—发展—就业”新机遇, 即打开高水平开放“新视窗”; 勾勒可持续发展“新蓝图”; 铺就高质量就业“新通途”。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应聚焦增强基础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 拓宽新质生产力边界; 锚定对外开放创新潮头, 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 发挥合力培育新兴产业,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向新向好。

财政体制改革是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历了早期探索、计划管理、市场推进、统筹部署四个发展阶段。从体制转轨实践来看, 财政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支持策略不仅为教育、科技、人才制度性变革注入了强大动力, 也为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 更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一体化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 应重点关注政府与市场的配置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国家治理与人民至上的同轨关系, 以及体制改革与提质增效的递进关系, 确保财政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科学配置和高效使用。新征程上, 财政支持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着财政协同能力较弱、投入强度不足、适应能力有限等问题。为此, 要坚持大国财政战略, 进一步聚焦教育、科技、人才重点领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提高财政资源统筹能力, 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内含深刻的生命哲学意蕴, 要从马克思关于生命问题的分析方法出发, 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追溯当代生命困境的深层根源, 揭示其多维表现并探寻其超越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生命困境根源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具体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肉体与精神的割裂、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个体与社会的疏离。生命存在困境外化表现为生命权受损与意义世界的危机, 即生命样态层面的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的降低、人格特质层面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多发、发展困境层面的文化理念与社会制度的扭曲。超越当代生命现实困境, 需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国家层面积极推动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变革、社会层面构建坚实的主导意义系统、个人在实践中丰富生命的自为本质, 通过主客观与内外在的协同发力, 克服制约人的生命发展的各类障碍, 实现生命的充盈和安放。

虽然中国思想史上并非只有“厚古薄今”一种声音, 但法家的古今观是否可以概括为“薄古厚今”值得商榷。具体分析法家的“古”“今”之辨, 所谓“薄古”实为非难儒家的“法古”“学古”而发。法家敏锐地把握到传统以来的“古今”观在“厚古”价值的牵引中逐渐僵化, 失去了自我辩证的能力。从现代性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的“古”“今”并非一个纯粹时间或历史概念。作为问题的关键, 法家之“今”不仅指现实状况、适于“今”之价值, 更有着对于“古”“今”话语的批判。这种批判并未导致法家对“古”“今”话语的抛弃。相反, 在“古今之变”和“古今一也”的张力阐述间, 法家在文明中既实现了现代性的自觉, 也深度处理了文明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文明现代性的议题上, 法家所提供的思路可以归结为“通古今之变”五字: 不仅强调古今差异的认知及其辩证, 也通过揭示文明变迁的主体, 实现传统历史哲学叙事的现代超越。

人工智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从产业链视角看, 人工智能对高端、先进制造业体系建设的作用主要有三大理论机制作为支撑: 一是影响产业链主体的要素机制, 即通过要素增强效应、要素互补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 促使产业链主体的生产运营方式转向数据和算法驱动, 重构其成本曲线; 二是推动产业链关联的连接机制, 即通过连接便利效应、柔性效应和网络效应, 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展, 平台型组织日益增多, 虚拟集聚趋势逐渐显现; 三是促进产业链动态的迭代机制, 即通过速度效应、范围效应和竞争效应, 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企业动态加速、市场结构及产业链治理演进。为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对新型工业化的赋能作用, 至少需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成本与收益、竞争与内卷、发展与监管四对关系, 聚焦能力、需求、竞争、制度四个方面着力破除障碍和约束, 包括加强要素支撑、强化场景驱动、完善链主治理、促进政策协同等。

基于空间理论视角, 对中国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数字技术赋能路径进行探讨。通过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三重维度阐释特大城市空间异质性的深层逻辑。物理空间指由物质实体构成的地理场域, 是一种基于城市地理性的空间划分; 社会空间指由社会关系、群体互动与社会身份建构的抽象场域, 体现为阶层、职业、文化等社会类别在空间中的分布与交织; 心理空间指由个体或群体基于认知、情感与符号系统对空间的主观体验与意义建构的抽象场域, 涵盖记忆、认同、价值冲突等内在维度。在此基础上, 提出“人口结构—空间功能—流动强度”三维分类治理框架, 这一分类治理体系可以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治理对象精准识别、治理资源动态适配与治理过程协同参与的闭环运行机制。分类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治理中需求响应滞后、资源错配严重、共同体建构乏力等结构性矛盾, 推动特大城市基层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型。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和143个出口市场不确定性信息, 利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出口目的地经济政治不确定性(简称不确定性) 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目的地市场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进入, 加速了企业退出, 且退出的影响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影响与企业冲击应对能力和市场特征有关。作用机制分析发现, 企业冲击应对能力降低了出口沉没成本, 导致高生产率和外资企业等具有较强应对能力的企业策略性进入退出市场, 表现出更频繁退出高不确定性市场的现象。在不确定性水平相同时, 出口目的地市场的不确定性特征能够影响企业的未来收益预期, 因此不确定性对企业在低信息壁垒、低进入成本目的地的退出行为影响更弱。

教学经验概念化是教师个体或共同体以课堂教学活动为载体, 显性化、系统化、理论转化教学经验以生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过程, 其教师专业发展逻辑在于通过面向教师个体自我教学经验、深化教师自我经验反思、生成教师个人实践智慧来促进教师个体应然性的自主发展, 同时通过教师集体共享教学经验、公共化个人经验、建构教师共同体实践性知识来实现教师协同发展。对此, 发挥教学经验概念化的教师专业发展价值、实现教学经验理论升华, 需要一线教师作为概念化主体, 遵循教学经验理论升华的基本逻辑, 建构“改造经验创生知识”的可操作路径, 并寻求学校“制度、文化、工具”一体化的组织支持。

基于TOE框架, 以我国31个省级12345政务热线为对象,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 探讨了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对地方政府提升12345政务热线运行质量的联动效应及其驱动路径。结果显示: 一是影响政务热线运行质量提升的条件具有复杂互动的本质, 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均不能单独构成必要条件, 四种组态条件共同构成了提升政务热线运行质量的驱动路径; 二是我国东、中、西部省份在提升政务热线运行质量的路径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东部地区关注技术—环境型策略, 中部、西部地区更偏好组织型路径。基于此, 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政务热线发展背后的多重因素复杂互动本质的认识, 并建议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政策以提升政务热线的运行质量。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模型, 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的精准化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并在智慧养老理论框架下, 系统阐释以数据驱动为核心、需求识别为关键、资源匹配为支撑的精准化模式构建逻辑。通过多案例扎根分析发现, 当前实践中存在着数据壁垒导致信息孤岛、技术应用与适老化需求脱节、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技术—服务—管理”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运用物联网和智能算法实现服务需求动态感知; 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破除信息壁垒;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提升服务可及性; 完善复合型人才培养保障体系。该模式可提升养老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为破解社区养老资源错配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 对推动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算法歧视的产生是多重因素耦合的结果。数据层的历史偏见与样本偏差是其“源头输入”; 算法层的运行机制、设计逻辑、训练方式与技术特性构成了“内在自因”; 系统层的技术系统与组织架构导致“环境催化”; 社会层的权力结构与文化偏见则提供“根源支撑”。算法歧视导致了多重伦理困境, 表现为: 在公平正义维度, 形式平等与实质公正出现断裂; 在责任归属维度, 责任主体与责任分配不明; 在自主性维度, 算法代理僭越人类主体; 在人类尊严维度, 工具理性贬损主体价值。算法歧视的治理须构建技术—法律—伦理—社会的协同框架, 通过技术纠偏筑牢算法公平的技术根基, 通过法律规制构建算法歧视的制度约束, 通过伦理引导塑造算法应用的价值共识, 通过社会共治凝聚算法向善的治理合力, 从而实现算法的公平与正义。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素, 其一体化协同发展是提升国家创新效能的关键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须从三者的内在关系入手, 理解教育、科技、人才的底层逻辑与联结机制, 把握三者之间融合共生、协同共促的动态演进规律。具体而言, 要探索全周期培养机制、加强全维度跨学科建设、推进全要素产学研融合, 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塑造人才优势, 为科技创新注入动能; 要联动科研院所、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成果转化, 深化科教融汇, 在强化联动交融中促进高端人才涌现; 要改进人才引育工作、畅通人才使用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方式, 优化人才生态, 实现科研育人与教育综合改革的双向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