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算法应用实践的核心价值原则。其正义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且能够涌现出规范效应的算法生态系统，正义要求涵盖算法决策程序的正当性、算法决策生成结果的公平性和算法决策归责的合理性三个维度。算法正义这一命题的成立主要基于三方面理由：一是正义的基础逻辑正逐步从“无知之幕”转向“大数据主义”，催生出类似于个性化法律和权力结构重塑等新问题域；二是数据化和机器不透明性带来的算法权力异化，为算法正义出场提供了现实理由；三是算法正义立足于规范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道德责任之上，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基础。算法时代应依循算法正义独特的价值内涵，通过促进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平衡算法主体的多元利益、优化算法问责机制及构建人机沟通机制，探寻算法正义的实现方案。

为在数字时代推进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根据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老化态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降低抑郁倾向和提高生活满意度，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通过推动数字接入、提高数字技能和增进数字效益这三大数字融入维度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使得女性、低龄和农村户口老年人获取更多的心理健康收益。由此，未来应当引导老年群体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从数字接入、数字技能和数字效益三大维度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水平；重视老年群体的内部差异性，更加精准地设计和实施老年健康的干预政策。

幽默具有民族性，中西方幽默在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上具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中文幽默的内庄外谐与英式幽默话语偏离的谐趣形成显著的共性，中英幽默均强调通过话语形式偏离产生豁人耳目的诙谐效果，构成幽默的可译性基础。老舍风趣的京味语言与查尔斯·狄更斯诙谐的伦敦叙事彰显中英幽默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在幽默翻译中，译者须积极进行跨文化协调，在译入语中找到幽默的文化“关联物”，补偿幽默再现的文化差异；同时，译者须准确理解两种语言的文体形式和修辞艺术的幽默建构意义，探求幽默的可译性；此外，译者还须运用译入语相应的话语偏离形式，再现源语文体“偏离”及修辞“悖论”中的幽默效果，以实现民族幽默艺术的美美与共。

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对地区居民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通过减少向下代际支持和促进家庭消费来减轻试点城市的家庭医疗负担, 进而提升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暂未带来整体性福利效应, 这源于城乡差异、保险覆盖模式、年龄结构、政策时长等因素。同时, 采用宏观数据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的正外部性, 具体体现在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等方面。因此, 应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步伐; 促进非正式照料向正式照料的转化; 注重打造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 差异化实施长护险政策以最大化福利效应; 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 确保政策公平性和有效性; 加强各领域协同配合, 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在社会层面的正外部性。

基于2005—2021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提升该地区城市融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京津冀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且变换被解释变量、替换对照组、改变窗宽和添加遗漏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显示, 该结论依然成立。拓展性分析发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了河北省和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不显著。针对河北省而言, 其促进了河北省中部、南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但不利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促进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数字经济发展实力的增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基于双元孝道理论,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分析了中国居民的孝道观念变化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从2006年到2017年我国居民孝道观念的双元特征愈加凸显, 权威性孝道观念下降而相互性孝道观念上升; 权威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仍具有促进作用, 而相互性孝道观念的促进作用也在新时期得以体现。异质性分析表明, 双元孝道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调节效应。时代发展显著削弱了权威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年代的负向调节效应在女性中尤为突出; 东部地区能够显著增强相互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地区的正向调节效应在男性中更为明显。相互性孝道观念是中华传统孝道的当代生育作用体现, 且已在男性中发挥作用, 未来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借鉴东部经验, 以相互性孝道观念进一步激发女性群体的生育潜力, 帮助中国走出低生育水平行列。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经历了数十年探索, 基本形成“少年班”模式、“基地班”模式、“计划”模式和高校“实验班”模式四种类型。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仍面临着培养理念亟待转变、培养模式缺乏创新、培养机制尚未畅通、培养氛围营造不足等现实挑战。面向未来, 需要以高远志向为引领推动培养目标和评价理念转变、以创新潜力为核心促进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更新、以成长规律为依据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长链条、以协同参与为手段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推动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筑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根基。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从理论逻辑、实践指向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分析其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性, 阐明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作用机制, 揭示了其在当前面临的困境, 探讨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将通过赋能新生产、新服务和新业态, 实现银发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 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的阻碍, 不仅需要从生产要素上强化技术研发突破、加强养老金融支持、培育新质劳动力、充分发掘老龄数据, 推动传统银发产业转型升级, 更需要从生产关系上创新经济与科技体制, 实现银发经济从技术、产业到制度体系全方位的创新发展。

诠释学(Hermeneutik)本是现象学后期发展的一个学派, 现已成为做哲学的第一哲学, 因为人类认知领域皆为解释, 解释空间已全部充实了人类认知空间; 而且, 解释发展到阐释引起的革命,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的主张。阐释学(Auslegungslehre)是根据当代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而进行的中国重构, 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中国化。阐释概念经历了教义学阐释—探究型说明—实践应用型阐释, 从而阐释的本质是效果历史事件、新型的意义与真理概念、视域整合的共识以及对话的问答结构。中国经典阐释学是在中国深厚的经学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合理要素而建构的一门中国阐释学, 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又高于中国传统经学, 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同伴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对个体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班级同伴心理健康教育对个体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表明，班级同伴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主要通过改善同伴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外溢于个体学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班级同伴心理健康教育的溢出效应对不同性别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并不一致，弱势家庭背景学生能从班级同伴心理健康教育中获益更多。为此，应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改革发展整体规划，构建适宜的班级微观环境，优化班级学生资源的配置效率。

政治性、人民性和战略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做出的新思想和新论断，三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遵循。政治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统领和根本保证，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战略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布局和决胜关键，要求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持续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人工智能为实现生命自在与精神自由提供了空前机遇, 但是也带来了就业替代焦虑, 以及人工智能教育中如何体现人的生命与实践, 避免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具身认知、情感体验与精神活动等问题。庄子“学游”思想旨在培养达于生命自在和精神自由的身心能力, 体现了庄子教育思想的生命自觉和审美化追求。“逍遥”二字本意为“消摇”, 体现了“物我一体”的主体意识和“道枢环中”的知识建构观。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借鉴庄子“形神俱游”的教育目的观, 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 引导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培养人机偕游的共生能力, 以及以具身实践参与社会共识数字化建构的创新能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尽量渗透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避免过度渲染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替代危机, 或以培养人工智能素养的名义不断增加学生负担。

基于对社交媒体用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反智主义对科学传播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群体在反智主义倾向上呈现出明显差异; 社交媒体用户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存在着工具化倾向, 且对各类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 其中经济学家和专家获得的信任度相对最低; 反智主义倾向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对科技信息的误解程度, 显著负向预测个体对科学传播的态度, 并通过科学误解和科学传播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个体的科技信息传播行为产生影响。为应对反智主义对科学传播的负面影响, 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配套政策, 激励科学工作者宣介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 媒体和平台应加强信息把关, 重塑专家的媒介形象; 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充分考虑受众特征, 增强科学传播的精准性; 多方主体要筑牢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 强化科普领域舆论引导。

虚拟货币因其匿名性、跨国性、去中心化的特征而具有较高的固有洗钱风险, 实践中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中国当前的禁止政策不仅未能充分应对其固有风险, 反而加剧了虚拟货币交易的地下化与跨境化趋势, 形成了独特的剩余风险状况。受此影响,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案件在犯罪发现、犯罪侦查、追赃处置等一系列环节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在此情形下, 应当调整当前禁止型治理模式, 加快制定《数字财产法》, 明确虚拟货币非金融化商品属性, 将虚拟货币交易作为个人境外投资行为纳入场景化多重监管, 从而构建畅通的虚拟货币合法交易通路; 以此为基础, 应完善《反洗钱法》相关规定和涉虚拟货币程序法规则, 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预防与惩治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 与此同时, 应统筹链上治理与链外治理、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域内治理与域外治理, 以保障虚拟货币反洗钱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乾嘉时期的文学与思想转型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观察清中期文人的诗文书写, 可注意到京城文人日常生活中奢侈与穷困的两极化处境, 亦可发现文人参与修禊雅集与诗社雅集时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逝的加速感与交往距离的隔膜感。前者源于京城景观的变迁与宵禁制度, 而后者则源于文物赏玩时视角的聚焦与价值排他性, 二者共同造成了乾嘉京城文人的失落情绪。为了应对京城生活的压力与失落, 文人不仅在诗文中咏叹遗迹、追忆前贤, 更通过重建万柳堂、寄园等建筑实体与仪式活动, 重塑文人的公共空间, 以缓解文人在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乾嘉文人的京城生活体验激发了他们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与不服输的傲岸人格, 这同样刺激了乾嘉时期文学及学术的发展与传承。

基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结合中国化人口均衡发展思想，分析了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即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生育意愿下降的三大挑战，人口寿命延长、人力资本提升、人口乡城结构愈加合理的三大机遇。基于此，提出了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路径：在理论逻辑上，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应加快建立新时代人口均衡发展新格局；在实践路径上，应积极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意愿，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树立新的健康观，把握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和而不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更好地实现以上目标，应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人口战略与经济战略的协同，以此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基于2021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就业去向差异, 结果显示: 第一,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可能到普通城市就业, 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更低; 第二,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可能到普通高校就业, 到“双一流”建设高校就业的比例更低; 第三, 无论到学术部门还是非学术部门就业,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不可能留在一线城市。为降低家庭背景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的影响, 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应当考虑为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以尽量减少家庭背景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对博士人才就业选择的影响。普通城市的人才政策除了重视提供有竞争力的福利保障外, 还需要重视为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以中国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保险缴费的增加会抑制企业劳动力就业增长，企业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每增加1%，会导致企业就业增长整体下降约9.35%。这一结果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衡量指标及估计样本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会通过减少企业产出、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增加技术研发活动等渠道引致劳动力就业增长的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在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成本转嫁能力弱企业中表现得更强。对此，应合理减轻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适当降低社保法定缴费率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应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应加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政府间失灵用以描述政府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化或无效化状态。政府间失灵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类: 纵向政府间失灵主要表现为上下级政府间的政策执行偏差; 横向政府间失灵则主要表现为不同区域政府主体在区域性议题上的不当竞争。政府间失灵的主导因素在于政府间外部性问题, 其深层根源与理性—科层制框架下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密切相关。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主要体现于信息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的缺失, 同时又受到理性—科层制框架下封闭政绩单元间激励机制的直接影响。为应对政府间失灵, 政府间合作为关键路径, 其实质是将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合作框架下的内部行动, 核心在于建立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协调机制, 并通过完善“选择性激励”机制, 强化合作框架内行动者的成本—收益感知, 从而抑制政府间失灵的演生条件, 提升政府间资源配置效率。

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 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该作用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而言, 大数据发展扩大劳动雇佣规模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大数据发展还可以提升研发人员比例, 缩小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工资差距, 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因此, 应把大数据发展作为国家落实稳就业方针和保就业任务的重要抓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 畅通大数据发展扩大企业雇佣规模的传导渠道; 结合城市资源与企业禀赋, 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提高大数据政策的精准性。

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社会现象，参与行为既源于个体的动机和需求，也受到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运用社会机制分析视角，从认知、关系和环境三个层次出发，从微观互动到宏观结构对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动机、面临的困境以及提升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可能路径进行多层次的系统性解释，结果显示：志愿服务内容单一导致的老年人自我实现需求未被满足、社区共同体衰落引起的“社区感”缺失以及因制度和文化环境不完善形成的外部支持欠缺现象阻碍了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认为要提高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扩展志愿服务内容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重建社区共同体以提高老年人的社区认同；塑造老年友好的志愿服务制度和文化环境以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环境。

自《民法典》颁布开始，我国正式从立法上纳入居住权制度。目前的居住权虽然保留了人役权的特征，也为“以房养老”等新型投资性的意定居住权留下了制度空间，但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引入居住权制度的背景与德国等国家不同，交易风险也存在着差异，我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对该制度的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居住权的社会保障与投资双重立法目标在制度的施行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而以债的方式实现投资目的的制度目标成本更低，且更具有灵活性及可行性。投资性居住利益更宜采取债权模式进行保护；同时，应让居住权回归人役权逻辑，设立原则上不可转让、继承的居住权，赋予当事人设立居住权期限及对价的自由，从而实现其社会保障的首要目标。

寒门学子的发展跨越可能性是社会结构容纳程度和教育公平实现程度的重要表征。为打破寒门学子学习动力弱化和在校体验匮乏的固有标签，通过对8位寒门学子和16份自传资料中中学经历的深入分析，探究其向学动力的生成机制和校园体验。研究发现：寒门学子在中学阶段的人际互动和环境互动中表现出两种向学动力：一是希望通过积极行动满足未来期望的“期望—满足型”动力；二是努力维持现有资源避免损失的“资源—维持型”动力。上述两种动力的形成和发展均受情感奖惩机制的影响。拥有向学动力使寒门学子能够在“成绩为先”的中学场域规则下取得学业成就，进而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和同伴交流获得正性情感，使他们从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群体转变为校园内的“优势群体”，从而获取并维持了多样化的资本。这意味着，寒门学子能通过遵循场域规则而获得积极情感和有利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家庭背景的限制。

世界作为过程, 既不是原子论所说的、原子作为客体机械碰撞而始终不能生成主体的过程, 也不是理念论所说的、绝对主体直接启示在特殊事物中的过程, 而是具体主体不断从客体的矛盾运动中被生成的过程。原子论讲生成, 但生成的不是主体; 理念论讲主体, 但主体不是被生成的; 原子论和理念论都没有能力把握“主体是被生成的”这一命题。只有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从质料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自为形式的生成, 从而才揭示了主体被生成的过程。“主体是被生成的”, 这是辩证逻辑的核心命题, 也正是黑格尔思辨逻辑中的合理内核, 但是黑格尔又把世界的本体设定在绝对理念即绝对形式上, 实际上取消了质料的独立性, 也就取消了从质料的矛盾运动中产生自为形式的过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把原子的直线运动解释为质料原则, 把原子的偏斜运动解释为自为形式的原则, 并确立了以质料和形式的对立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使辩证逻辑彻底摆脱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神学独断论逻辑的影响。

为满足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共产党宣言》这篇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与价值指向，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要依靠的主体力量，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构筑了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马克思恩格斯党建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起点，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定理想信念，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继承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将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视为政府实施治理数字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1年285个城市层面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治理数字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且对新质生产力内涵下的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治理数字化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发挥有效市场作用，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发挥有为政府作用，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治理数字化更能够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水平高、数字经济关注度高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此，未来应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深入疏通政府治理数字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政府治理数字化的精准性。

旗地是清朝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 也是其立国并实行民族压迫的重要支柱, 主要分布于畿辅、奉天与八旗各驻防地。民国肇建, 开始对旗地实行清丈, 划定等级, 收取地价, 颁给执照, 改旗地为民地, 此谓之“旗地变民”。以畿辅、奉天、南京三地为研究对象, 考察民国初期旗地丈放的缘起、过程、影响可知: 通过丈放, 民国政府收取价款, 贪官污吏借机自肥, 逊清皇室、王公、旗人上层在收取地价的同时售出土地, 地主和租户(佃户)则通过价买旗地经济上得以壮大。旗地丈放延续三十年之久, 导致八旗土地制度彻底瓦解。随着旗地转为民地, 寄生性旗人地主不复存在, 围绕地权形成的讼案大为减少, 全国田赋税制为之统一, 新生地主和自耕农对生产倾注更大热情,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旗地民地化亦促使满人摆脱旗制束缚, 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

通过系统梳理物质实体、行为活动、语言文字、艺术创作等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多元符号表达形式, 并以赵尚志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为案例进行分析, 认为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情感纽带连接、记忆传承强化、价值观念塑造三大机制来实现。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表达与认同建构的优化策略: 充分利用网络与实体空间, 结合产业融合优势,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教育、文创、科技等领域融合; 完善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与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管理机制, 加强数字赋能与科技赋能;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特色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营造全社会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革命精神认同。

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批判传统灌输式教育, 主张以对话和提问式教育培养个体的批判意识, 实现社会变革。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一核心议题, 梳理了弗莱雷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弗莱雷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本体论上, 认为压迫性社会结构导致个体“非人性化”, 表现为“阶级无意识”和“对自由的恐惧”, 主张通过教育激发个体主体性, 打破被压迫者的依附性思维, 实现“人性化”的转变。具体而言, 以“提问式教育”作为认识论, 通过对话和提问取代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双重解放; 以“主题调查”作为方法论, 帮助个体深入理解自身所处的“有限境况”, 并通过对话和反思形成“生成主题”; 以对话的文化行动作为实践论, 通过“对话式”的“文化合成”取代“反对式”的“文化侵犯”, 推动被压迫者通过教育寻求解放。

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以战俘身份入居西汉宫廷养马, 是族属和阶层上的双重“边缘人”。元狩四年(前119) 前后, 汉匈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汉武帝蹈袭贾谊“三表五饵”故智, 试图通过厚待降附贵人实现“仁畜匈奴”的政治目标, 作为“降者之杰”的金日磾被选中参演“四夷宾服”的政治剧目。基于此, 金日磾既须迎合汉武帝对华夷秩序的期待, 又须在险恶宫廷中规避风险, 所以其忠诚并非单纯的道德自觉, 而是帝王意志规训与个人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史书对金日磾形象的塑造受多重因素影响。班固《汉书》通过选择性剪裁与伦理化重构, 将其纳入儒家忠孝话语体系, 这种处理应该是服务于汉王朝的文化规训, 同时亦与霍光辅政时期儒生阶层的崛起及金氏后裔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后世久惯牢成的金日磾形象, 实则是帝王心术、个人抉择、史官话语等共谋的产物。

明代北京粮食供给对于国家财政调度的高度依赖近乎学界共识，学界对于抵京官粮分配的研究也聚焦于国家的财政支付。但研究表明：在北京粮食供需层面，因财政支付的局限，对于众多财政供养个体，长期存在着官粮所供不敷所需的矛盾，故在财政投放的同时又展现出对于市场的依赖。明代北京粮食市场的发育更多取决于国家财政流通向市场流通的转化，即官粮在运解、存储、投放等过程中形成的官米市场。根据估算，经由月粮、余米商品化构成的官米市场可以满足京师一半以上的粮食需求，形成了一种财政与市场互动下的京师粮食供给机制。在局部市场模式下，朝廷长期倚重于庞大的实物财政储备，通过一系列临时性财政投放平抑粮价，崇祯以前的北京粮食供给展现出较强的国家应对能力。

自明末至今，学者们对谁是明代儒学第一人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不同的答案。有人从文臣第一的角度主张过宋濂，有人从学祖的角度主张过方孝孺，有人从道统的角度主张是曹端，也有人从南北之争、气论与心学的角度分别主张过薛瑄、吴与弼。不同的答案背后常常反映出看待明代理学、明代儒学、明代哲学的不同视角。对此，应予以厘清。厘清工作表明：一方面，道统建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张力；另一方面，学术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既需要关注被讲述的学术史中的人及其思想，也需要留意梳理学术史的人及其立场。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 算法已然成为助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聚焦风险视角,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 尝试探讨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 厘清算法应用于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问题, 揭示滋生风险的现实肇因, 总结归纳风险治理的可行举措。研究发现, 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可细分为算法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供需双方的赋能。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表现为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伦理失范、技术失控等问题, 其风险成因主要有算法技术局限、数据质量不佳、企业应用失当、监管制度滞后等。为此, 需要通过强化隐私保护、消除算法偏见、坚守伦理底线、加强技术管控等综合施策, 打通算法应用过程中旅游情感风险治理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老年人自身的主体积极性及其功能发挥途径亟须关注。在社会连接理论指引下, 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根据老年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情况, 运用潜在类别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进而分析其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老年人社会参与有疏离型、弱连接型和强连接型三种模式, 以弱连接型为主; 社会参与模式归属与老年人自身特征有关, 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显著且稳健, 相比疏离型, 弱连接型无特别优势, 而强连接型的老化态度明显改善, 这一改善主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关系网这一对主客观因素来实现; 强连接型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老年人中并不一致, 表现为其对女性、低龄、阶层高和地域环境优的老年人影响更强烈。今后, 社会政策与服务在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时要特别重视这一群体的内部差异。

法定数字货币多边安排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偏差，从风险规制视角来看，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本身的风险性是其内生困境之根源，而风险规制层面的规则滞后、机制滞后与理论滞后又导致规制困境。对于我国而言，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规范有序跨境流动，应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进行规制重构。在理论层面，亟须调整传统国家货币理论与货币主权理念，基于货币的制度理论构建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理论基础。在规则层面，应强化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专门规范供给，进一步明确央行、商业银行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监管层面，应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监管架构，利用数据分析工具与大模型计算建构“双维监管”。同时，应塑造开放型规制结构，借助支付平台企业优势与既有国际货币合作框架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协作治理。

从创新引领、宏观指导、要素驱动和保障完善四个方面，阐明了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其在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探讨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指引产业发展方向，以产业结构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通过要素整合激发发展动力，并以完善的政策和市场机制保障体系高效运行。然而，在实践中面临着引导、创新、发展和保障方面的四大困境。其中，引导困境在于顶层设计与标准规范不足，科技和政策引导力需提升；创新困境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发展困境突出在企业自主创新力弱、资金与人才分配不均；保障困境则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低，资源流动不畅。对此，需强化顶层设计与模式创新，以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技术领先与路径优化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现代化保障产业发展与安全，以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构建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坚实的实践基石。

新《公司法》把独立董事民事责任与非独立董事责任直接混同，理论上存在着结构性错位，实践中也导致独立董事权利义务的失衡。其问题根源在于现行规范忽略了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在角色定位、信义义务及薪酬收益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异。基于法经济学原理，我国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应遵循“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分析和最优赔偿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以独立董事的任职收入为责任基数，再根据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过错程度乘以相应的责任倍数，从而合理设置独立董事的责任范围。具言之，独立董事具有轻微过失的，无须承担责任；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失的，在任职收入总和的一倍到两倍范围内承担责任；独立董事具有重大过失的，在任职收入总和的三倍到五倍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应规定例外情形，独立董事违反忠实义务而故意损害公司或第三人利益的，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社会企业囿于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目标平衡设定而陷入“规模诅咒”,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挥作用潜力。相对于容易诱发“使命漂移”的内部规模扩张方式, 社会企业混合治理作为整合外部互补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依据资金流入与伙伴控制的双重维度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 识别出技术共享、开源许可、加盟伙伴与联合经营四种社会企业混合治理模式, 并结合国内具体案例加以解释和验证。在此基础上, 总结梳理出不同混合治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及规模扩张的两条混合治理转型路径, 即技术共享→加盟许可→联合经营以及技术共享→开源许可→联合经营。

清代“西游戏”重构故事的叙述策略受到三类前文本影响。从狭义范畴说，百回本《西游记》是最主要的“组合—聚合”型前文本，它不仅为剧作家提供了选择与组织事件的经验，也提供了叙述“神魔”故事的基本规范，其原文内容又可以被组合进剧本，成为上场诗或人物会话。前期剧本则是更直接的“组合”型前文本，基于“曲本位”的艺术特质，清代“西游戏”经常因袭、整合前代曲文，而套曲的组织直接影响了叙述流程。从广义范畴说，《西游记》在当时大众心目中的公共形象即大众基于多媒介叙述而形成的关于《西游记》意涵的基本理解，同样深刻影响着剧作家的叙述策略。即便文人“西游戏”，也需要向大众期待倾斜。由此形成了一种叙述倾向，即以“神仙之书”框定叙述，为故事提供一个显豁的、可辨识的意义，实质上则以“游戏之书”为叙述旨趣。

由明清两代政治中枢的皇宫紫禁城, 到人民大众价值共享与中华文明演进视野中有着多重价值意蕴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空间场域内的政治、文化等功能属性已然发生巨变, 其所承载的价值诉求与社会功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文化公共性、人民性和文明符号的价值得以凸显。故宫形象的变迁绝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而是在时间罅隙中彰显了故宫作为文明标识的多重价值, 以及在近现代文明转型中所遭遇的误读。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 故宫是历史积淀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需要不断发掘阐释的重要文化资源, 也是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 更是以文明互鉴传播全人类价值的文化场域。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下, 故宫在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被赋予重要价值, 是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形构传统与现代贯通的新的文明观的极好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