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对地区居民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通过减少向下代际支持和促进家庭消费来减轻试点城市的家庭医疗负担, 进而提升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暂未带来整体性福利效应, 这源于城乡差异、保险覆盖模式、年龄结构、政策时长等因素。同时, 采用宏观数据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的正外部性, 具体体现在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等方面。因此, 应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步伐; 促进非正式照料向正式照料的转化; 注重打造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 差异化实施长护险政策以最大化福利效应; 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 确保政策公平性和有效性; 加强各领域协同配合, 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在社会层面的正外部性。

基于中国“十五五”规划面临的历史经验起点，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思路转变、规划编制方法创新、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等关键要素。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判断发现, 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经贸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面临剧变。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问题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但多重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但重点领域存在风险，科技自立自强成效初步显现但核心领域短板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但区域差距仍需缩小，人力资本水平稳步提升但人口结构问题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十五五”规划应完善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大力实施宏观经济增量政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进重点领域防风险促改革。

人工智能为实现生命自在与精神自由提供了空前机遇, 但是也带来了就业替代焦虑, 以及人工智能教育中如何体现人的生命与实践, 避免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具身认知、情感体验与精神活动等问题。庄子“学游”思想旨在培养达于生命自在和精神自由的身心能力, 体现了庄子教育思想的生命自觉和审美化追求。“逍遥”二字本意为“消摇”, 体现了“物我一体”的主体意识和“道枢环中”的知识建构观。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借鉴庄子“形神俱游”的教育目的观, 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 引导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培养人机偕游的共生能力, 以及以具身实践参与社会共识数字化建构的创新能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尽量渗透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避免过度渲染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替代危机, 或以培养人工智能素养的名义不断增加学生负担。

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 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该作用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而言, 大数据发展扩大劳动雇佣规模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大数据发展还可以提升研发人员比例, 缩小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工资差距, 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因此, 应把大数据发展作为国家落实稳就业方针和保就业任务的重要抓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 畅通大数据发展扩大企业雇佣规模的传导渠道; 结合城市资源与企业禀赋, 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提高大数据政策的精准性。

旗地是清朝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 也是其立国并实行民族压迫的重要支柱, 主要分布于畿辅、奉天与八旗各驻防地。民国肇建, 开始对旗地实行清丈, 划定等级, 收取地价, 颁给执照, 改旗地为民地, 此谓之“旗地变民”。以畿辅、奉天、南京三地为研究对象, 考察民国初期旗地丈放的缘起、过程、影响可知: 通过丈放, 民国政府收取价款, 贪官污吏借机自肥, 逊清皇室、王公、旗人上层在收取地价的同时售出土地, 地主和租户(佃户)则通过价买旗地经济上得以壮大。旗地丈放延续三十年之久, 导致八旗土地制度彻底瓦解。随着旗地转为民地, 寄生性旗人地主不复存在, 围绕地权形成的讼案大为减少, 全国田赋税制为之统一, 新生地主和自耕农对生产倾注更大热情,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旗地民地化亦促使满人摆脱旗制束缚, 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

通过系统梳理物质实体、行为活动、语言文字、艺术创作等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多元符号表达形式, 并以赵尚志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为案例进行分析, 认为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情感纽带连接、记忆传承强化、价值观念塑造三大机制来实现。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表达与认同建构的优化策略: 充分利用网络与实体空间, 结合产业融合优势,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教育、文创、科技等领域融合; 完善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与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管理机制, 加强数字赋能与科技赋能;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特色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营造全社会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革命精神认同。

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以战俘身份入居西汉宫廷养马, 是族属和阶层上的双重“边缘人”。元狩四年(前119) 前后, 汉匈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汉武帝蹈袭贾谊“三表五饵”故智, 试图通过厚待降附贵人实现“仁畜匈奴”的政治目标, 作为“降者之杰”的金日磾被选中参演“四夷宾服”的政治剧目。基于此, 金日磾既须迎合汉武帝对华夷秩序的期待, 又须在险恶宫廷中规避风险, 所以其忠诚并非单纯的道德自觉, 而是帝王意志规训与个人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史书对金日磾形象的塑造受多重因素影响。班固《汉书》通过选择性剪裁与伦理化重构, 将其纳入儒家忠孝话语体系, 这种处理应该是服务于汉王朝的文化规训, 同时亦与霍光辅政时期儒生阶层的崛起及金氏后裔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后世久惯牢成的金日磾形象, 实则是帝王心术、个人抉择、史官话语等共谋的产物。

利用2011—202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实证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高素质农民、科技创新企业与投融资机构三大主体对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时间序列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长效持续性, 在较长时间内仍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在空间分布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地区溢出效应, 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对同一省份其他不同地级市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因此, 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健全完善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构建由高素质农民、科技创新企业与绿色金融机构主导的多主体乡村创新体系; 注重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效应, 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监测评估。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 算法已然成为助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聚焦风险视角,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 尝试探讨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 厘清算法应用于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问题, 揭示滋生风险的现实肇因, 总结归纳风险治理的可行举措。研究发现, 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可细分为算法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供需双方的赋能。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表现为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伦理失范、技术失控等问题, 其风险成因主要有算法技术局限、数据质量不佳、企业应用失当、监管制度滞后等。为此, 需要通过强化隐私保护、消除算法偏见、坚守伦理底线、加强技术管控等综合施策, 打通算法应用过程中旅游情感风险治理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社会企业囿于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目标平衡设定而陷入“规模诅咒”,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挥作用潜力。相对于容易诱发“使命漂移”的内部规模扩张方式, 社会企业混合治理作为整合外部互补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依据资金流入与伙伴控制的双重维度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 识别出技术共享、开源许可、加盟伙伴与联合经营四种社会企业混合治理模式, 并结合国内具体案例加以解释和验证。在此基础上, 总结梳理出不同混合治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及规模扩张的两条混合治理转型路径, 即技术共享→加盟许可→联合经营以及技术共享→开源许可→联合经营。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城乡关系历经了二元体制的形成、高速增长中的发展失衡及全面融合发展等阶段, 贯穿其中的是土地制度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变迁。利用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构建起统一的分析框架, 解构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中地租的产生与生产性利用问题, 发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满足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巨额资本, 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以“地价剪刀差”的形式集聚起了大量的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正是不同时期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工业发展模式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均衡配置, 形塑出了阶段性的城乡发展失衡状态并构成了下一阶段优化生产关系的基础。对此, 在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时, 须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城市内部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二元定价体系; 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城乡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系; 厘清土地、户籍及其相关的财税体制的协同关系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米歇尔·亨利对笛卡尔的经典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进行了新的诠释, 从现象学的维度重新肯定了“我思”作为“哲学之开端”的合法性地位, 强调“我思”具有一种原初的自身显现和自身感发性质。亨利拒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现象学家对“我思”的意向性、明见性解读, 认为他们忽视了笛卡尔“我思”的激进内在性, 强调后者实际上无法在绽出性的、对象性的直观之中被看见。亨利对笛卡尔本人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 认为他没能很好地区分“我思”的双重向度, 即“我思”不仅具有一种使事物得以显现的“现象化功能”, 同时还具有一种质料性的、不可见的“感受性”。亨利在笛卡尔研究和现象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其“质料现象学”不仅对笛卡尔的思想进行了重建和补充, 还将现象学推进到了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更为激进的层次。

《文章正宗》打破总集编纂传统, 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籍大量裁录篇段, 将史籍中上层统治者言说之辞归入辞命类, 将历史人物论说文辞和三传史臣褒贬之辞归入议论类, 将史籍叙事文字归入叙事类, 史籍篇段经过重构成为独立篇章, 这是对史籍文章学和文体学价值的深入挖掘开拓。后世诸多不同类型的总集从史籍录文, 或所录多与《文章正宗》重复, 或沿其开拓的方向前进。随着选史入集而来的是篇章定名, 真德秀力图通过题名突出文章的文类或文体属性、简要概括篇章内容, 后世总集的史篇定名工作亦基本沿此两个方向进行, 辨体类总集更重前者, 清人总集多更重后者, 最终形成诸多题名沿用至今的史籍经典名篇。《文章正宗》开创性地大量录史入集, 与此书“明义理, 切世用”的编选宗旨有关, 且受到了其前总集及文章学著作的影响启发, 还因编者崇尚先秦两汉古文, 试图扩展其范围, 为其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典范。

利用2022年7月至2024年11月实地调研的31个乡村数字治理典型案例，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呈现三种组态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型，即通过财政补贴、技术赋能和制度设计，由政府与乡贤等第三方协同合作，构建价值共创环境；二是技术耦合的资源依赖型，要求村庄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和资源禀赋，以政府和外部关键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共享；三是制度驱动的结构导向型，注重通过制度规约、利益联结和情感链接，强化组织网络和社会资本，推动治理结构自我演化和持续优化。为此，要差异化构建价值共创环境，强化制度规约的适配性，促进技术有效性转化；系统整合价值共创资源，发挥资源主体自身优势；动态优化价值共创结构，构建利益联结创新机制，重视情感链接的软性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创新性和质优性为核心特征的一种先进生产力, 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战略路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产业凭借其独有的技术密集性和数据驱动特征, 与新质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关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 数字产业通过与其他要素深度融合, 发挥乘数效应, 有助于培养新质劳动者、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及重塑新质生产关系, 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然而, 当前数字产业面临着数字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数据价值释放欠佳、数字平台支撑不足及数字产业生态欠缺等诸多现实挑战, 阻碍了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鉴于此, 亟须构建起“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组织生态”的体系化实践路径, 强化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 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对琉球这一域外空间进行了文学书写，主要包括天使馆的日常空间、琉球八景的地理空间与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在天使馆的书写中，他们以空间标记自我身份，寄托对崇高功业的向往，又将天使馆定义为“他者”，在与日常空间的交互中建构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在此基础上，又以八景诗为中心形塑了琉球地理空间。八景的选取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恋地情结，赋予琉球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之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琉球社会空间的书写，从民居、衣冠、生产方式等方面突出了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在文化、习俗、制度中异中求同，寻求汉文化痕迹，使之成为融入了主观价值的文学形象。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在场性书写，建构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琉球的文学形象，拓展了清代文学的书写空间。

青年安居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对S市38位个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发现, 过渡型青年的居住状态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的特征、并存在隐性安全风险与合居惯习冲突等。研究发现, 空间边界与身份堕距构成对过渡型青年群体的双重居住挤压: 一方面使该群体在居住差异与分隔效应下居住秩序失衡, 另一方面居住区隔蕴藏着边缘化风险而致使他们陷入情感秩序的内在生命紊乱。他们尝试通过搭建理想化合住关系与居住空间“游牧”等机动策略以摆脱居住区隔冲击从而实现自我突围, 但根本上需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有效路径以共同解决其居住紧张与过渡困境, 以保证青年韧性发展,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课堂沉默是中小学生一种参与课堂学习的隐匿行动和策略性自我保护的生存艺术。中小学生往往通过服从性沉默、参与性沉默和抗争性沉默等心照不宣的个体行动, 对教师教育权力的挤压和社会文化惯习的塑造等实施多种多样的抵抗式回应, 这些抵抗既反映出中小学生作为大多数弱者的身份和生存策略, 又折射出课堂沉默背后的价值扭曲。为了扭转对“课堂沉默”价值的误判, 教师要克服对中小学生课堂沉默现象的简单化、随意化和非伦理化处理, 正当行使教师的教育权力, 构建合理的课堂沉默美德观, 保持中小学生有意义的课堂沉默与高质量言说之间的张力。

清前期的“大一统”历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连续性方面，清朝君臣认为元朝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可以传承中华统绪、有入主中原的权利，清朝统一边疆时借鉴了过往王朝经略边疆的经验，一些边疆民族首领亦了解自身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创新性方面，清朝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边疆管理制度会因时制宜变革；清朝还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得帝王庙祭祀范围更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在统一性方面，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地方贵族，或是各族兵民，都深度推进或参与了“大一统”进程，为清代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在包容性方面，承德地区各民族汇聚，宗教多元，各民族相互交融。在和平性方面，清朝优先以和平方式推进边疆统一，且在统一后并未对外扩张，不唯如此，其在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时坚决反击外国入侵，但不以占有他国领土为目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彰显在清代或中国古代虽然具有历史规律性，但也受到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老年人自身的主体积极性及其功能发挥途径亟须关注。在社会连接理论指引下, 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根据老年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情况, 运用潜在类别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进而分析其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老年人社会参与有疏离型、弱连接型和强连接型三种模式, 以弱连接型为主; 社会参与模式归属与老年人自身特征有关, 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显著且稳健, 相比疏离型, 弱连接型无特别优势, 而强连接型的老化态度明显改善, 这一改善主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关系网这一对主客观因素来实现; 强连接型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老年人中并不一致, 表现为其对女性、低龄、阶层高和地域环境优的老年人影响更强烈。今后, 社会政策与服务在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时要特别重视这一群体的内部差异。

使用人口普查数据, 从“何时初婚”和“是否结婚”两个维度分析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初婚模式变迁趋势, 并借鉴RWA理论框架解析变迁机制。结果显示: 三个城市初婚推迟趋势普遍且比全国更为凸出, 京沪第二个十年比第一个十年的推迟趋势更为加速, 香港初婚推迟进程早于京沪二三十年, 当前初婚推迟程度最为突出, 但推迟速度有所放缓。女性初婚年龄小于男性, 但最近20年京沪女性初婚推迟加速, 类似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香港。年轻世代进入婚姻的紧迫感均有所减弱, 香港终身不婚率较高, 京沪当前的终身不婚率与香港相比较低, 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呈现出越年轻世代不婚率越高之势。当前中国社会仍属于“晚婚普婚”模式, 但初婚推迟仍有空间, 动摇普婚模式的力量也正在年轻世代中形成, 普婚模式可能首先从大城市被打破。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质优量增”“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协同”的发展。在数智时代，以数据要素、数字信息、智能技术为特点的生产力“质态”跃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传统生产力理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当代创新经济学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了知识生产、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机制与作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决定了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具有贯通性、契合性。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是创新，创新起主导作用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科技自立自强与国际开放合作协同，营造有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开放创新环境。

基于2018—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考察“一老一小”照料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结果显示: 照料孙子女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 照料高龄父母则对孤独感无显著影响。照料孙子女时长与孤独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对于认同“养儿防老”传统孝道期望的老年人, “一老”与“一小”照料对其孤独感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表现为能够降低孤独感风险。性别差异分析发现, “一老”与“一小”照料的交互效应对认同“养儿防老”传统孝道期望的老年男性具有保护作用, 而对女性老年照料者的影响不显著。为有效降低老年照料者的孤独感, 应当重视不同的代际照料内容与照料强度, 并充分关注传统孝道文化观念与性别差异,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促进政策和干预体系, 为改善“夹心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基于DeepSeek在关键核心技术封锁下依然取得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突破的典型案例，结合熊彼特创新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构建了有志企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元一体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人工智能如何实现科技赶超这一重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源于企业创新、市场培育与政府引导的有机协同。具体而言，企业以创新抱负，制定创新策略；市场强化供需牵引，驱动生态演进；政府完善制度设计，引领创新布局。这种创新协同推动了战略科技自主可控，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激发了民营经济活力，更深化了科技创新的人民性。为实现前沿科技的进一步突破，企业应立足优势领域构建技术生态；市场须完善金融、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配置机制；政府应强化基础设施布局与前瞻性政策引导。

通过对2008—2021年全国各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捕捉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这一指标, 基于企业绿色创新视角考察了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 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表现在地区政府环境关注度越高, 区域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增强企业管理层的环保意识、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绿色信贷融资是政府环境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非重污染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的企业中, 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更显著。对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密切关注程度; 持续优化政府环境关注度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渠道; 通过制定差异化政策, 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绿色治理功能的精准性。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从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的视角, 系统审视了劳动力持续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变化及其所引发的养老困境, 并利用2013—2018年千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第一, 代际居住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种趋势使得农村以成年子女供给为表征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减少, 传统养老服务供需平衡被解构; 第二, 随着劳动力外流的持续推进, 农村老龄化和老人规模扩大, 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在老人进入自理能力较差阶段时, 陷入养老困境的可能性提高; 第三, 农村的社会(政府)养老服务也是供给的一部分, 但其并不丰裕, 并未形成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缺失时的有效补充。进一步讨论发现, 代际居住分离造成的养老困境, 在男性较多、医疗可及性较低的地区更为突出; 盆地和东部地区由于地势平坦、社会养老资源相对较为丰裕的原因, 养老困境相对较小。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其构建逻辑要求充分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现实中,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面临着障碍与挑战, 因此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完善“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 加快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体系; 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 加快建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规则体系。

利用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地市级数据, 选取社会信用体系改革的试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 实证分析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其影响机制包括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交易成本。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且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期间、增加遗漏变量和改变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地区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 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优化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将信用评级嵌入供应链金融、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 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供给, 对中西部法治基础薄弱地区加大信用基础设施投资,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信用+”金融产品, 通过制度创新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

在中国古代舆图与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舆图呈现出山水化的发展趋势，山水画显示出舆图性，二者兼具写实性、艺术性、哲理性。舆图与山水画作为国家地理形象的图像呈现，被赋予了明德、治乱的意义，是赵宋王廷构建“大一统”、塑造“丰亨豫大”王朝形象，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媒介。舆图与山水画交互性及政治隐喻说明，北宋时期的山水图画不仅关乎着国家地理形态的摹写及山水艺术的心灵化，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建构问题。立足北宋夷夏分立的政治背景，综合运用艺术观念史与图像学分析方法，通过探究舆图与山水画源流、功用、画中元素及其象征意义，揭示了北宋政治潜藏着的艺术与审美特质，拓展了绘画史、北宋美学史的研究范围。总体而言，政治理想是北宋山水艺术风格与主题生成的重要动因，山水图像则是国家地理观念传承与演变的关键方式，艺术、政治与地理三者深度交融，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地理图像的叙事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变革中形成的文明新形态, 深刻回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人类文明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双重根基, 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了超越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和合共生”理念, 破解了文明优劣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它身兼和平促进者、发展引领者、安全塑造者、秩序维护者多重角色, 为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及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力量, 用实践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可行性。它通过破解现代性困境, 促使文明形态从一元现代性走向多元现代性; 通过理念跃升, 推进理念到现实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价值范式重塑, 引领人类文明交往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互鉴。这一文明观为人类社会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图景。

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的线段比喻是阐明柏拉图哲学中存在与认识结构的关键。柏拉图在线段比喻中提到了一种作为认知状态的dianoia, 它的具体含义及其相应的认知对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目前, 学术界围绕着柏拉图线段比喻的dianoia概念产生的各种解释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当我们将dianoia的认知对象看作关于理念的不准确的“心智表征”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其他解读的种种问题。尽管柏拉图在对话中没有明确提到心智表征这个概念, 但是通过《理想国》和柏拉图的后期对话, 以及古代的柏拉图主义者, 我们能找到柏拉图具有这一说法的依据。一方面, 柏拉图对于感觉机制的讨论意味着感觉对象也是一种内在于感知者的表征。另一方面, 有些古代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 dianoia的认知对象是内在于灵魂的。由此, 柏拉图的“心智表征”为后来心灵哲学继续发展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

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赋能、就业带动、要素流动、生态富民等内在机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但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中伴随着劳动者技能供需不匹配问题逐步凸显、新技术新科技的推广应用中可能会加剧农村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数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共享资源要素不均衡、信息泛滥与便捷化的传播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问题。为此, 需要加快提升新型劳动者职业技能, 壮大农民走向共富的主体力量、扩大技术应用的创新供给范围, 打造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力、注重完善数字化共建共享机制, 增强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构建精神文明引领示范机制, 筑牢农民精神富裕的思想之基。

智力测试在现代社会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能预测个体发展前景与未来成就的科学工具,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人为建构的产物, 心理学科的利益追求、教育普及的社会需求与介入战争的时代诉求共同搭建起“智力测试神话”的现实基础。智力测试神话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科学话语逐步在社会生活领域赢得霸权的鲜明体现, 标准化考试以智力测试为背书不容置疑地进入教育场域中, 谁有权享受教育、接受何种教育及教育成效如何衡量等问题被彻底重塑。以“神话”为根基的标准化教育既无法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供科学指引与理论证成, 又切实影响到社会对人才标准的价值认定与事实理解, 成为引发人才危机的现实渊薮, 人才培养应以对标准化教育的祛魅为前提, 未来要实现从“选拔”到“涌现”的人才定义标准的转换, 同时要推进从“实用”到“人本”的人才教育理念的革新。

基于200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分析了2007年起实施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政策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 结果显示: 提升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显著降低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高管无金融背景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对企业去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政策虽然增强了高管的风险偏好, 但显著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 表明政策在限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方面发挥了有效的约束作用, 从而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 随着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增加和金融化水平的降低, 央企上市公司展现出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有助于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此, 应优化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机制, 合理设置利润上缴比例;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强化金融活动监督; 优化激励设计, 推动国企资源向核心业务和创新领域配置, 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利用“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数据,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 实证研究了大学生学习方式对学习收获的影响。结果显示: 体验学习更能有效地提升大学生学习收获; 实习实践和互动讨论在提升大学生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方面效果更好, 课堂学习对提升大学生自我与社会认知能力效果更优。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学科差异上, “动脑”和“动手”学习效益在不同类型的学生间存在着差异, 互动讨论对文史哲艺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互动讨论和实习实践对经管教法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实习实践对理工农医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在学习力差异上, 互动讨论对大学生学习收获影响的边际效益递增, 互动讨论对学习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学生学习收获效益呈正“U”型变化, 互动讨论与实习实践对学习力处于中高水平学生的学习收获产生较大边际影响。因此, 须优化实践教学顶层设计, 创建虚实结合的实践场域; 建立大学生学情智慧调查系统, 深化大学生分类分层培养; 充分发挥互动讨论的正反馈作用, 牵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利用2013—2023年中国A股804家电子信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软件与网络服务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人工智能对企业创新效率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未通过检验，且创新效率对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起到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企业普遍较低的成果转化率有关。因此，应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深度融合应用；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还应针对企业规模、行业、地区等因素，引导构建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体系。

在超越传统底层研究生存叙事的基础之上，詹姆斯·斯科特基于田野调查认为，底层农民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存在着两种自利性行动，即以经济止损为主要目标的实质性策略行动和通过文化抵抗重构集体自我认同的象征性策略行动。这两种策略行动的形成实际上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及群体身份密切相关。詹姆斯·斯科特灵活运用“隐藏文本”的解读技巧和阐释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底层农民的行为逻辑，但其观点在认识国家与民众关系、个案选择场域及论证“结构—能动”辩证关系上仍存在着特定的学理局限。尽管如此，他在“村落发展、底层农民行为以及基层治理术”三个方面的讨论，仍对中国农村基层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需要平衡农业生产效率与基层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构筑覆盖全体民众的权益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规范化治理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结合。

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禁令救济及其限制是弥补许可市场失灵的重要制度工具。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性决定了侵权成立时存在着专利法、反垄断法与合同法三种限制禁令救济的解释路径。在专利法视角下, 标准必要专利的锁定效应显著, 禁令救济决定应体现对专利挟持的否定评价和预防。在反垄断法视角下, 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若以禁令为筹码要求侵权者接受不合理的许可条件, 并因此很可能排除相关市场的竞争, 应拒绝禁令救济。在利他合同视角下, 诚信谈判的专利实施者有权请求做出“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履行合同, 以对抗禁令救济请求。基于不同理论视角限制禁令救济时, 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侵权者特定阶段的行为做出的评价通常具有内在一致性, 且专利法视角下对负外部性等因素的考量能补充基于其他视角的结论, 并从覆盖范围和时间范围上更精细地裁剪禁令。

利用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市和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教育供给行为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教育投入策略对家庭负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北京主要遵循质量优先策略，财政多向公办特别是高质量公办园倾斜，公办园供不应求，就读普惠性和非普惠性民办园的家庭教育支出差距不大，整体负担水平被进入民办园的家庭拉高；上海则采取机会优先策略，财政多向普惠性幼儿园倾斜，教育供给的包容性相对较高，公办园供给相对充足，就读普惠性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支出远低于非普惠性幼儿园，整体家庭负担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财政投入机制应顺时而变，积极探索差异化的生均拨款制度，完善教师薪酬激励机制，逐步健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基于省级数字政府评估数据和CSS2021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了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整体上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其中数字政府的基础设施、应用平台、安全保障发挥关键作用，而数据资源和服务体系的作用有待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通过改善政民互动体验，包括公共服务感知、依法办事感知、信息透明感知、政府回应感知，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接入鸿沟) 并不影响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而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数字使用鸿沟) 则显著增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政民互动体验的正向影响，以及政民互动体验在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未来应着力提升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水平，完善在线服务体系，同时以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弥合数字使用鸿沟，更好地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