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十五五”规划面临的历史经验起点，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思路转变、规划编制方法创新、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等关键要素。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判断发现, 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经贸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面临剧变。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问题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但多重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但重点领域存在风险，科技自立自强成效初步显现但核心领域短板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但区域差距仍需缩小，人力资本水平稳步提升但人口结构问题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十五五”规划应完善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大力实施宏观经济增量政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进重点领域防风险促改革。

旗地是清朝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 也是其立国并实行民族压迫的重要支柱, 主要分布于畿辅、奉天与八旗各驻防地。民国肇建, 开始对旗地实行清丈, 划定等级, 收取地价, 颁给执照, 改旗地为民地, 此谓之“旗地变民”。以畿辅、奉天、南京三地为研究对象, 考察民国初期旗地丈放的缘起、过程、影响可知: 通过丈放, 民国政府收取价款, 贪官污吏借机自肥, 逊清皇室、王公、旗人上层在收取地价的同时售出土地, 地主和租户(佃户)则通过价买旗地经济上得以壮大。旗地丈放延续三十年之久, 导致八旗土地制度彻底瓦解。随着旗地转为民地, 寄生性旗人地主不复存在, 围绕地权形成的讼案大为减少, 全国田赋税制为之统一, 新生地主和自耕农对生产倾注更大热情,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旗地民地化亦促使满人摆脱旗制束缚, 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

通过系统梳理物质实体、行为活动、语言文字、艺术创作等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多元符号表达形式, 并以赵尚志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为案例进行分析, 认为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情感纽带连接、记忆传承强化、价值观念塑造三大机制来实现。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表达与认同建构的优化策略: 充分利用网络与实体空间, 结合产业融合优势,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教育、文创、科技等领域融合; 完善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与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管理机制, 加强数字赋能与科技赋能;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特色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营造全社会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革命精神认同。

利用2022年7月至2024年11月实地调研的31个乡村数字治理典型案例，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呈现三种组态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型，即通过财政补贴、技术赋能和制度设计，由政府与乡贤等第三方协同合作，构建价值共创环境；二是技术耦合的资源依赖型，要求村庄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和资源禀赋，以政府和外部关键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共享；三是制度驱动的结构导向型，注重通过制度规约、利益联结和情感链接，强化组织网络和社会资本，推动治理结构自我演化和持续优化。为此，要差异化构建价值共创环境，强化制度规约的适配性，促进技术有效性转化；系统整合价值共创资源，发挥资源主体自身优势；动态优化价值共创结构，构建利益联结创新机制，重视情感链接的软性作用。

清前期的“大一统”历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连续性方面，清朝君臣认为元朝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可以传承中华统绪、有入主中原的权利，清朝统一边疆时借鉴了过往王朝经略边疆的经验，一些边疆民族首领亦了解自身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创新性方面，清朝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边疆管理制度会因时制宜变革；清朝还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得帝王庙祭祀范围更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在统一性方面，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地方贵族，或是各族兵民，都深度推进或参与了“大一统”进程，为清代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在包容性方面，承德地区各民族汇聚，宗教多元，各民族相互交融。在和平性方面，清朝优先以和平方式推进边疆统一，且在统一后并未对外扩张，不唯如此，其在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时坚决反击外国入侵，但不以占有他国领土为目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彰显在清代或中国古代虽然具有历史规律性，但也受到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城乡关系历经了二元体制的形成、高速增长中的发展失衡及全面融合发展等阶段, 贯穿其中的是土地制度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变迁。利用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构建起统一的分析框架, 解构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中地租的产生与生产性利用问题, 发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满足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巨额资本, 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以“地价剪刀差”的形式集聚起了大量的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正是不同时期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工业发展模式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均衡配置, 形塑出了阶段性的城乡发展失衡状态并构成了下一阶段优化生产关系的基础。对此, 在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时, 须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城市内部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二元定价体系; 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城乡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系; 厘清土地、户籍及其相关的财税体制的协同关系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创新性和质优性为核心特征的一种先进生产力, 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战略路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产业凭借其独有的技术密集性和数据驱动特征, 与新质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关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 数字产业通过与其他要素深度融合, 发挥乘数效应, 有助于培养新质劳动者、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及重塑新质生产关系, 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然而, 当前数字产业面临着数字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数据价值释放欠佳、数字平台支撑不足及数字产业生态欠缺等诸多现实挑战, 阻碍了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鉴于此, 亟须构建起“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组织生态”的体系化实践路径, 强化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 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课堂沉默是中小学生一种参与课堂学习的隐匿行动和策略性自我保护的生存艺术。中小学生往往通过服从性沉默、参与性沉默和抗争性沉默等心照不宣的个体行动, 对教师教育权力的挤压和社会文化惯习的塑造等实施多种多样的抵抗式回应, 这些抵抗既反映出中小学生作为大多数弱者的身份和生存策略, 又折射出课堂沉默背后的价值扭曲。为了扭转对“课堂沉默”价值的误判, 教师要克服对中小学生课堂沉默现象的简单化、随意化和非伦理化处理, 正当行使教师的教育权力, 构建合理的课堂沉默美德观, 保持中小学生有意义的课堂沉默与高质量言说之间的张力。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对琉球这一域外空间进行了文学书写，主要包括天使馆的日常空间、琉球八景的地理空间与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在天使馆的书写中，他们以空间标记自我身份，寄托对崇高功业的向往，又将天使馆定义为“他者”，在与日常空间的交互中建构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在此基础上，又以八景诗为中心形塑了琉球地理空间。八景的选取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恋地情结，赋予琉球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之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琉球社会空间的书写，从民居、衣冠、生产方式等方面突出了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在文化、习俗、制度中异中求同，寻求汉文化痕迹，使之成为融入了主观价值的文学形象。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在场性书写，建构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琉球的文学形象，拓展了清代文学的书写空间。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老年人自身的主体积极性及其功能发挥途径亟须关注。在社会连接理论指引下, 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根据老年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情况, 运用潜在类别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进而分析其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老年人社会参与有疏离型、弱连接型和强连接型三种模式, 以弱连接型为主; 社会参与模式归属与老年人自身特征有关, 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显著且稳健, 相比疏离型, 弱连接型无特别优势, 而强连接型的老化态度明显改善, 这一改善主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关系网这一对主客观因素来实现; 强连接型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老年人中并不一致, 表现为其对女性、低龄、阶层高和地域环境优的老年人影响更强烈。今后, 社会政策与服务在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时要特别重视这一群体的内部差异。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质优量增”“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协同”的发展。在数智时代，以数据要素、数字信息、智能技术为特点的生产力“质态”跃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传统生产力理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当代创新经济学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了知识生产、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机制与作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决定了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具有贯通性、契合性。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是创新，创新起主导作用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科技自立自强与国际开放合作协同，营造有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开放创新环境。

使用人口普查数据, 从“何时初婚”和“是否结婚”两个维度分析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初婚模式变迁趋势, 并借鉴RWA理论框架解析变迁机制。结果显示: 三个城市初婚推迟趋势普遍且比全国更为凸出, 京沪第二个十年比第一个十年的推迟趋势更为加速, 香港初婚推迟进程早于京沪二三十年, 当前初婚推迟程度最为突出, 但推迟速度有所放缓。女性初婚年龄小于男性, 但最近20年京沪女性初婚推迟加速, 类似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香港。年轻世代进入婚姻的紧迫感均有所减弱, 香港终身不婚率较高, 京沪当前的终身不婚率与香港相比较低, 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呈现出越年轻世代不婚率越高之势。当前中国社会仍属于“晚婚普婚”模式, 但初婚推迟仍有空间, 动摇普婚模式的力量也正在年轻世代中形成, 普婚模式可能首先从大城市被打破。

基于2018—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考察“一老一小”照料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结果显示: 照料孙子女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 照料高龄父母则对孤独感无显著影响。照料孙子女时长与孤独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对于认同“养儿防老”传统孝道期望的老年人, “一老”与“一小”照料对其孤独感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表现为能够降低孤独感风险。性别差异分析发现, “一老”与“一小”照料的交互效应对认同“养儿防老”传统孝道期望的老年男性具有保护作用, 而对女性老年照料者的影响不显著。为有效降低老年照料者的孤独感, 应当重视不同的代际照料内容与照料强度, 并充分关注传统孝道文化观念与性别差异,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促进政策和干预体系, 为改善“夹心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通过对2008—2021年全国各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捕捉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这一指标, 基于企业绿色创新视角考察了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 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表现在地区政府环境关注度越高, 区域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增强企业管理层的环保意识、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绿色信贷融资是政府环境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非重污染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的企业中, 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更显著。对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密切关注程度; 持续优化政府环境关注度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渠道; 通过制定差异化政策, 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绿色治理功能的精准性。

基于DeepSeek在关键核心技术封锁下依然取得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突破的典型案例，结合熊彼特创新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构建了有志企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元一体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人工智能如何实现科技赶超这一重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源于企业创新、市场培育与政府引导的有机协同。具体而言，企业以创新抱负，制定创新策略；市场强化供需牵引，驱动生态演进；政府完善制度设计，引领创新布局。这种创新协同推动了战略科技自主可控，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激发了民营经济活力，更深化了科技创新的人民性。为实现前沿科技的进一步突破，企业应立足优势领域构建技术生态；市场须完善金融、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配置机制；政府应强化基础设施布局与前瞻性政策引导。

利用2013—2023年中国A股804家电子信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软件与网络服务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人工智能对企业创新效率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未通过检验，且创新效率对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起到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企业普遍较低的成果转化率有关。因此，应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深度融合应用；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还应针对企业规模、行业、地区等因素，引导构建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体系。

在中国古代舆图与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舆图呈现出山水化的发展趋势，山水画显示出舆图性，二者兼具写实性、艺术性、哲理性。舆图与山水画作为国家地理形象的图像呈现，被赋予了明德、治乱的意义，是赵宋王廷构建“大一统”、塑造“丰亨豫大”王朝形象，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媒介。舆图与山水画交互性及政治隐喻说明，北宋时期的山水图画不仅关乎着国家地理形态的摹写及山水艺术的心灵化，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建构问题。立足北宋夷夏分立的政治背景，综合运用艺术观念史与图像学分析方法，通过探究舆图与山水画源流、功用、画中元素及其象征意义，揭示了北宋政治潜藏着的艺术与审美特质，拓展了绘画史、北宋美学史的研究范围。总体而言，政治理想是北宋山水艺术风格与主题生成的重要动因，山水图像则是国家地理观念传承与演变的关键方式，艺术、政治与地理三者深度交融，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地理图像的叙事模式。

利用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地市级数据, 选取社会信用体系改革的试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 实证分析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其影响机制包括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交易成本。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且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期间、增加遗漏变量和改变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地区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 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优化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将信用评级嵌入供应链金融、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 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供给, 对中西部法治基础薄弱地区加大信用基础设施投资,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信用+”金融产品, 通过制度创新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

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的线段比喻是阐明柏拉图哲学中存在与认识结构的关键。柏拉图在线段比喻中提到了一种作为认知状态的dianoia, 它的具体含义及其相应的认知对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目前, 学术界围绕着柏拉图线段比喻的dianoia概念产生的各种解释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当我们将dianoia的认知对象看作关于理念的不准确的“心智表征”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其他解读的种种问题。尽管柏拉图在对话中没有明确提到心智表征这个概念, 但是通过《理想国》和柏拉图的后期对话, 以及古代的柏拉图主义者, 我们能找到柏拉图具有这一说法的依据。一方面, 柏拉图对于感觉机制的讨论意味着感觉对象也是一种内在于感知者的表征。另一方面, 有些古代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 dianoia的认知对象是内在于灵魂的。由此, 柏拉图的“心智表征”为后来心灵哲学继续发展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

利用“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数据,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 实证研究了大学生学习方式对学习收获的影响。结果显示: 体验学习更能有效地提升大学生学习收获; 实习实践和互动讨论在提升大学生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方面效果更好, 课堂学习对提升大学生自我与社会认知能力效果更优。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学科差异上, “动脑”和“动手”学习效益在不同类型的学生间存在着差异, 互动讨论对文史哲艺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互动讨论和实习实践对经管教法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实习实践对理工农医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在学习力差异上, 互动讨论对大学生学习收获影响的边际效益递增, 互动讨论对学习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学生学习收获效益呈正“U”型变化, 互动讨论与实习实践对学习力处于中高水平学生的学习收获产生较大边际影响。因此, 须优化实践教学顶层设计, 创建虚实结合的实践场域; 建立大学生学情智慧调查系统, 深化大学生分类分层培养; 充分发挥互动讨论的正反馈作用, 牵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变革中形成的文明新形态, 深刻回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人类文明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双重根基, 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了超越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和合共生”理念, 破解了文明优劣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它身兼和平促进者、发展引领者、安全塑造者、秩序维护者多重角色, 为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及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力量, 用实践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可行性。它通过破解现代性困境, 促使文明形态从一元现代性走向多元现代性; 通过理念跃升, 推进理念到现实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价值范式重塑, 引领人类文明交往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互鉴。这一文明观为人类社会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图景。

基于省级数字政府评估数据和CSS2021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了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整体上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其中数字政府的基础设施、应用平台、安全保障发挥关键作用，而数据资源和服务体系的作用有待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通过改善政民互动体验，包括公共服务感知、依法办事感知、信息透明感知、政府回应感知，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接入鸿沟) 并不影响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而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数字使用鸿沟) 则显著增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政民互动体验的正向影响，以及政民互动体验在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未来应着力提升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水平，完善在线服务体系，同时以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弥合数字使用鸿沟，更好地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赋能、就业带动、要素流动、生态富民等内在机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但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中伴随着劳动者技能供需不匹配问题逐步凸显、新技术新科技的推广应用中可能会加剧农村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数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共享资源要素不均衡、信息泛滥与便捷化的传播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问题。为此, 需要加快提升新型劳动者职业技能, 壮大农民走向共富的主体力量、扩大技术应用的创新供给范围, 打造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力、注重完善数字化共建共享机制, 增强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构建精神文明引领示范机制, 筑牢农民精神富裕的思想之基。

在超越传统底层研究生存叙事的基础之上，詹姆斯·斯科特基于田野调查认为，底层农民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存在着两种自利性行动，即以经济止损为主要目标的实质性策略行动和通过文化抵抗重构集体自我认同的象征性策略行动。这两种策略行动的形成实际上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及群体身份密切相关。詹姆斯·斯科特灵活运用“隐藏文本”的解读技巧和阐释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底层农民的行为逻辑，但其观点在认识国家与民众关系、个案选择场域及论证“结构—能动”辩证关系上仍存在着特定的学理局限。尽管如此，他在“村落发展、底层农民行为以及基层治理术”三个方面的讨论，仍对中国农村基层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需要平衡农业生产效率与基层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构筑覆盖全体民众的权益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规范化治理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结合。

利用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市和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教育供给行为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教育投入策略对家庭负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北京主要遵循质量优先策略，财政多向公办特别是高质量公办园倾斜，公办园供不应求，就读普惠性和非普惠性民办园的家庭教育支出差距不大，整体负担水平被进入民办园的家庭拉高；上海则采取机会优先策略，财政多向普惠性幼儿园倾斜，教育供给的包容性相对较高，公办园供给相对充足，就读普惠性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支出远低于非普惠性幼儿园，整体家庭负担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财政投入机制应顺时而变，积极探索差异化的生均拨款制度，完善教师薪酬激励机制，逐步健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DeepSeek单向价值对齐理论支撑不足, 实践中面临梗阻, 亟须探索因应理路。DeepSeek过度思考用户提示词, 表现出透明化“慢思考”的行为特征, 它拼凑数据和文献, 误导用户行为。“价值标准主义”指导下的单向对齐异化为“价值殖民主义”, 诱发道德风险; 大模型数据价值的有限性和数据消耗的海量性, 诱发数据价值穷竭风险; 单向价值对齐风险评估标准滞后和伪“人类标准价值”指导生成评估结果, 饱含价值偏见, 诱发对齐评估失败风险。人机价值融通方案获得“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控制论”的理论支撑。可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 为人机价值融通提供制度保障; 夯实大数据伦理监管机制, 畅通数据共享渠道, 强化大模型提供者的透明义务; 增设人工智能伦理审计机制, 从审计主体、内容和程序方面细化审计细则, 从过程和结果维度综合评价DeepSeek的伦理合规性。

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并非一定主客观相统一，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处分行为就存在着不具备处分意识的情形。由于诈骗罪构成要件危险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被骗者的处分行为，而盗窃罪并不需要，因此两罪虽然在宏观层面的危险性相差不大，但在具体层面的危险性有高低之分。故在立法层面保持两罪法定刑的一致性而在司法层面要求盗窃罪的入罪数额低于诈骗罪是妥当的，处分意识区分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和诈骗罪的功能应予以坚持。此外，只要坚持“利益盗窃说”“处分意识必要说”就不会产生处罚漏洞，只是在责任主义的要求下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处罚空隙。为发挥处分意识的区分功能，严格的“处分意识必要说”具有妥当性。被骗人对于有形财产，需要认识到财产的转移占有，具体要认识到财产的数量以及对财产特定化有意义的种类或性质；对于无形财产，需要认识到自己在丧失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由于占有的根基是现实的控制力，因此在处分意识的判断上二者保持了一致的严格性。

基于地方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经验, 借助基层治理要素的理论视角, 阐释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维度与机理。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通过对治理对象的精细化分析, 增强了基层治理主体的问题识别能力; 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过程性管理, 提高了统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 通过对治理过程的常态化监督, 强化了对治理过程的管控能力, 进而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同时, 数字技术治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难题, 包括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引发数字形式主义和压缩基层自主性。因此, 还需要规范治理主体对治理对象信息的采集和使用, 保护个人隐私; 引导基层治理主体树立正确的观念并健全基层治理主体的考评体系, 克服数字形式主义; 厘清数字化监督的边界并赋予基层治理主体一定的变更权限, 平衡数字化监督和基层自主性。

诠释学理论是赫尔德语言哲学、历史哲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的诸多思想观念构成了现代诠释学的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赫尔德的诠释学理论都处在诠释学传统及其研究的边缘地位，重新审视赫尔德的诠释学理论及其影响有助于澄清其在现代诠释学缘起和发展中的先驱地位。赫尔德重新界定了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驳德国启蒙时代符号学诠释理论的两个理论预设，即语言仅作为先验表征之可见符号及文本和话语本身具有完全可理解性，提出思想与语言之间具有共生关系，将诠释活动开启为与诠释对象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从而为诠释中的意义对抗打开了空间。赫尔德在其莎士比亚研究中逐渐发展起一种历史主义诠释学，其对理解的历史条件性和认知偏见的结构必然性的揭示和强调成为现代诠释学中的关键内容。赫尔德在大众哲学的思想潮流中呼吁建立诠释学的人类学转向，促进了诠释行为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深刻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语境转变中, 通过灵活的语境适配、包容的主体建构、精准的语义界定、策略的意义阐释, 建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符号, 完成了意义深远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战的话语表述, 经历了多词混用的状态, 逐步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固定政治表述, 实现了从阶级革命话语向民族救亡话语的转型。从目标指向、主体指向、方式指向、形式指向多维度来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既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各党派、阶层局部利益的准确把握有关, 也与各种团结抗战表述的语义内涵及逻辑转变紧密相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经验为新时代统战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启示。新时代统战话语建构要结合现实语境、语义内涵及意义阐释, 从建构者、目标指向、内容指向、方式指向、形式指向等方面一体推进统战话语建设, 以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统战话语体系。

治安治理共同体化是对多元主体关系的调适, 进而逐步塑造出特定的治安治理能力, 以满足相应的治安治理需求。因此, “主体关系”与“治安治理能力”是治安治理共同体化进程的两条线索, 二者相互参照、相互适配, 构成治安治理共同体化的核心逻辑。在共同体前期阶段, 主体关系为多元主体的积极涌进, 即主体关系社会化, 能力要求为多元主体参与能力; 在共同体中期阶段, 主体关系体现在制度化与稳定化, 即主体关系结构化, 能力要求为合作行动持续能力; 在共同体后期阶段, 主体关系为价值认同的一致性, 即主体关系价值化, 能力要求为价值内化认同能力。在治安治理共同体化的过程中, “主体关系”指引“治安治理能力”的构造, “主体关系”从结合体关系逐渐迈向共同体关系, 治安治理能力也随之提升, 持续释放治安治理效能。

朝鲜王朝与女真诸部居地山水相依，交往密切，因而存在着长期的人员跨境流动情形。在人员的流动方向上，呈现出显著的双向性流动特征。在人员跨境流动的类型上，则大体可分为长居型人员流动和往返型人员流动两种。双方人员的跨境流动，历时长达二百余年，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人员流动，皆展现了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遭际，也体现了朝鲜与女真双方人员跨境流动的复杂性。阻遏本方人口流失，同时吸收、消化对方流入人口，是朝鲜与女真双方共有的真实意图，也是双方共同的政策取向，体现出人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重资源。长时段的双向性的人员流动，必然催生两大族群之间互有同化的现象，现代分子人类学的DNA测序数据亦为传世史料中跨图们江—鸭绿江的族群交流乃至融合提供了新的侧证。

家庭是农民城市化的基本单位和主要力量。基于个案研究方法和父代主体视角研究发现，父代基于传宗接代的本体价值、面子导向的社会竞争及代际情感转型等动力机制，形成了“多要素、长周期、单向度”支持子代的父代责任伦理。在城市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集中体现在支持子代进城购房及定居生活，并在实践中形塑出县域城市化和超县域城市化两种类型。然而，父代责任伦理支撑下的农民城市化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和社会溢出效应。父代支持一旦中止，子代的城市化压力就骤然提升。虽然父代对子代城市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却难以得到他们的及时反馈，父代养老问题逐渐从家庭当中脱离。这对既有的家庭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挑战。

人工智能具有非主体性, 仅以技术工具为限介入合同关系。在合同缔结阶段, 人工智能可代为传达缔约意思, 意思表示的效果归属于相应民事主体。当人工智能误传时, 须区分是表意人的指令错误还是人工智能的功能性错误以进行归责。人工智能基于算法的信息剥削, 分别形成了单方人工智能缔约和双方人工智能缔约下的结构优势和个体优势。为避免合同显失公平, 须通过信息义务的分配弥合磋商对等性障碍。在人工智能作为合同标的时, 技术更新义务在一次性给付合同中仅构成从给付义务, 在持续性给付合同中构成主给付义务, 且不以现有技术水平为限。在人工智能作为合同履行工具时, 瑕疵履行的责任仍由义务人承担, 在智能合约义务自动执行的场合亦遵循此规则。当人工智能代为履行结果义务时, 只要未实现特定结果, 即产生合同责任; 在代为履行手段义务时, 义务人须履行对人工智能的监督职责。

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 数字技术正逐步融入教育减负治理体系中, 成了提升其治理效能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教育部评选的“双减”工作典型案例, 借助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 构建多维度分析框架, 综合运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从组态视角揭示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减负治理的多样化实现路径。研究发现, 数字驱动治理效能的提升依赖于多元要素间的协同耦合, 形成了四条有效路径: 均衡发展型、基础支撑型、多元聚力型和技术—组织双驱型。基于此, 提出优化策略建议: 一是应强化要素间协同互动, 搭建系统化治理体系; 二是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治理能力, 提升基层治理起点; 三是应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潜能, 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四是应强化战略引领与创新驱动, 推动教育治理的深层变革。

基于北京市2007—2022年的五期投入产出表,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 并深入剖析其结构特征与行业差异。结果显示: 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 其中数字融合部门的拉动作用显著, 第三产业在融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是以卫生、金融等领域最为突出; 但同时, 不同行业间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 农业等传统行业数字化程度偏低, 行业间发展不均问题仍较为突出。对此, 应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低层级区域延伸, 分类扶持低数字化行业, 增强融合产业的外溢带动效应,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 进而全面提升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同时为其他地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提供学理支持。

基于2007—2023年中国424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这一核心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压缩了银行净息差, 进而削弱其盈利能力,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 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负向冲击存在着显著异质性, 非国有银行、非上市银行及地方性银行所受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在债务扩张与净息差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高风险银行通过放松信贷审查和提高杠杆率, 放大了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压缩效应。因此, 应优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杜绝低效投资对银行信贷资源的占用; 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银行监管策略, 提升银行净息差管理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强化银行风险管控, 抑制高风险银行放大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负面冲击; 鼓励银行利用金融科技识别风险与优化资源配置, 以抵消地方政府债务对高收益企业信贷的挤出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廷亟需重构新的“大一统”观念以应对内外交迫的危局, 辞赋书写亦随之产生新变, 但学界对此话题关注阙如。中唐辞赋张扬春秋公羊学的“尊王”思想, 赋予传统田猎赋反对藩镇动乱的时代意义, 同时用天命论取代唐代前期以武功征伐叙述建唐历史的模式, 以诠释皇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重振皇权威信。在“尊王”政治理念与儒学复兴思潮的合流下, 士人推尊“先王之教”儒学, 辞赋也出现批判佛教的内容, 并且发扬推尊儒学的传统主题, 呈现出排佛崇儒的思想倾向。中唐辞赋注重展现各族乐舞、冕服的不同, 表现文化的“华夷之别”, 还在移风易俗的书写中彰显“华夷互进”的观念。因此, 辞赋成为中唐士人重建传统的天下秩序与重整文化体系思想的重要载体。

从全球比较视角看, 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差异显著且呈现日益复杂的多元图景。在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 从发展理念、物质基础、内部条件、外部环境、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六个维度构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 以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从此分析框架来看, 争取国家独立、坚持自主道路、打造有为政府、保持开放合作、正确对待传统、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秩序动荡、“有增长而无发展”“过早去工业化”, 贫富差距拉大、人口问题、生态危机和发展脆弱性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力甚至障碍。由此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不是一条坦途, 也没有固定模式,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地位、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保持发展与代价的动态平衡、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是发展中国家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和观点, 系统阐释了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正确处理五对重大关系的深层思想基础。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教育发展全过程的集中体现; 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当代阐释和继承发展; 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深刻体现了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 特别是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是深入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遵循, 是“必然与自由”范畴的教育体现; 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关系是教育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的延伸和表现, 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