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重要文献, 《天朝田亩制度》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点关注, 但因战乱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该文献无缘在国内得见。其原文最终自海外大英博物馆等地寻回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这一过程中, 程演生、萧一山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史家对太平天国的立场有褒有贬, 也有采用唯物史观对其进行研究的著述。《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公有制和有田同耕等内容通常被赋予“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 或与传统的“大同”理想相联系, 获得了诸多肯定。至于其究竟实施与否、可行性如何、于太平天国诸制度中地位如何等问题, 则因人而异地产生了多种解读与评价。民国时期史学界对《天朝田亩制度》的高度关注不仅是当时太平天国史研究发展的写照, 而且为该制度此后的史学书写奠定了基调。

从文化再生产的逻辑出发说明弱势阶层大学生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劣势处境是已有研究的主流方向。立足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摆脱缺陷论视角, 以“小镇做题家”群体为研究对象, 通过访谈和实物资料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 对弱势阶层大学生在精英大学的突围之路进行探究发现, “小镇做题家”在大学中实现突围的基本思路为充分激活过往经历和大学场域连续性中的有利面向, 借用高等教育场域内部资源弥补由于自身资源匮乏所造成的场域之间的断裂性。其中, “小镇做题家”对于自身特质的发现和认可是其实现突围的切入点, 学业发展则是突破口, 而大学中的资源和重要他人是借力点。在此基础之上, 打破教育再生产的强势话语和支配性的理论迷思, 进一步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现实情境之下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 发现两者在优势阶层文化、校园文化等五个方面存在差异。

新安全格局是党中央就国家安全最新作出的重大部署。当前, 构建新安全格局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 应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为此我们不仅要“守得住”, 更要“建得好”, 还要“传得开”。从安全维度看, 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居于最核心要害部位, 具有最抽象隐蔽的特征, 成为最关键难控变量的新方位新特征; 从建构维度看, 要建构强大的思想武装体系、建构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建构稳固的阵地管理体系,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 从宣介维度看, 要积极宣传中国坚持“全球安全观”的价值理念, 宣传“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在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算法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算法应用实践的核心价值原则。其正义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且能够涌现出规范效应的算法生态系统，正义要求涵盖算法决策程序的正当性、算法决策生成结果的公平性和算法决策归责的合理性三个维度。算法正义这一命题的成立主要基于三方面理由：一是正义的基础逻辑正逐步从“无知之幕”转向“大数据主义”，催生出类似于个性化法律和权力结构重塑等新问题域；二是数据化和机器不透明性带来的算法权力异化，为算法正义出场提供了现实理由；三是算法正义立足于规范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道德责任之上，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基础。算法时代应依循算法正义独特的价值内涵，通过促进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平衡算法主体的多元利益、优化算法问责机制及构建人机沟通机制，探寻算法正义的实现方案。

基于2005—2021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提升该地区城市融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京津冀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且变换被解释变量、替换对照组、改变窗宽和添加遗漏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显示, 该结论依然成立。拓展性分析发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了河北省和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不显著。针对河北省而言, 其促进了河北省中部、南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但不利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促进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数字经济发展实力的增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基于House教授GLOBE项目的数据, 重新构建了文化差异衡量指数, 并实证考察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中国感知的文化差异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 而东道国感知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发现, 文化差异主要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双边投资合作信任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 中国感知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和产业结构合理性更高的国家, 而在东道国文化感知差异较大的国家, 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因此, 应当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互鉴, 增强高层互访, 提升投资信任度, 因地制宜发掘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新机遇。

基于双元孝道理论,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分析了中国居民的孝道观念变化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从2006年到2017年我国居民孝道观念的双元特征愈加凸显, 权威性孝道观念下降而相互性孝道观念上升; 权威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仍具有促进作用, 而相互性孝道观念的促进作用也在新时期得以体现。异质性分析表明, 双元孝道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调节效应。时代发展显著削弱了权威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年代的负向调节效应在女性中尤为突出; 东部地区能够显著增强相互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地区的正向调节效应在男性中更为明显。相互性孝道观念是中华传统孝道的当代生育作用体现, 且已在男性中发挥作用, 未来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借鉴东部经验, 以相互性孝道观念进一步激发女性群体的生育潜力, 帮助中国走出低生育水平行列。

金石题跋承载着金石学家的思想与情感, 是其金石学思想从石本到纸本、从静态到动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金石萃编》所录374则题跋是王昶金石学思想的结晶, 其内容或订正金石文字、或补充史志之阙、或校勘文集错讹。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 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就阅读史角度而言, 金石题跋是“撰作者、书写者、锤拓者、阅读者”四位一体的凝结。此外, 作为金石题跋的重要补充, 金石诗通过诗歌再现了金石阅读的场景, 成为王昶“以论附注”的另一种呈现。

人类对延长自然寿命乃至永生的追求从未止步, 而当代快速发展的抗衰老医药技术似乎蕴含着实现这一梦想的可能性。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因此认为衰老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 主张“终结衰老”。然而, 延长自然寿命真的是一件可欲之事吗？很多道德哲学家基于个体视角指出, 延长自然寿命会使人面临因绝对欲望耗竭而导致的生存动力不足、因生活重复性增加而带来的厌世感加剧以及追求人生意义的时间紧迫感下降等问题。这些质疑都面临反对观点。从社会层面来看, 延长自然寿命牵涉到技术的平等分配、资源稀缺及社会结构能否悦纳老龄人群等问题。对延长自然寿命的追求必须以社会环境能够提供充分的支持性条件为前提, 以保障人们在延长的生命中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相反, 单纯追求个体的寿命延长可能会遗失在社会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价值。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经历了数十年探索, 基本形成“少年班”模式、“基地班”模式、“计划”模式和高校“实验班”模式四种类型。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仍面临着培养理念亟待转变、培养模式缺乏创新、培养机制尚未畅通、培养氛围营造不足等现实挑战。面向未来, 需要以高远志向为引领推动培养目标和评价理念转变、以创新潜力为核心促进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更新、以成长规律为依据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长链条、以协同参与为手段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推动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筑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根基。

以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CHARLS2011—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实施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显著提高了子代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 且主要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增加正式照护行为两条路径产生影响; 异质性分析发现, 多主体筹资、比例给付和服务给付的政策细则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产生了更好的促进效果, 这一促进效果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因此, 需要从认可家庭照护劳动价值、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面和提高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 以支持女性根据个人比较优势在家庭—市场场域进行有序流动, 改进女性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

《嘉应庙敕牒碑》是探讨宋代江南市镇的珍贵史料, 通过分析碑文可知, 盗寇、镇神与宗族是影响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市镇之所以易遭受盗寇劫掠, 除了其市场繁荣、聚集大量富室大户外, 还因为市镇官权力有限, 市镇军事防卫力量薄弱。市镇塑造镇神, 不仅可以起到凝聚市镇人心的作用, 而且有整合市镇松散地域社会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镇民, 在各种祭祀和求封活动中, 强化了自身市镇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宗族大姓对市镇的贡献主要是协助监镇处理镇务, 充当镇民与地方官员沟通的桥梁, 以及对市镇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他们之所以积极参与市镇事务, 除了基于自身身份地位而产生的“责任感”外, 更重要的是想从这些“公益性”活动中获取更多的权势, 以维护家族在市镇中的地位。

神仙传记的一般模式为“仙真养成记”或“仙真灵验记”, 而《仙传拾遗·马周》一文打破了既往的写作模式。杜光庭在文中着意表达的是一位迷失本性的仙官如何寻回本真的过程。杜光庭将马周设定为华山素灵宫仙官, 奉仙王之命赴长安辅佐李世民安邦定国的情节设定, 说明他把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长安与华山的地理位置, 还是马周与李世民“君臣道合”的关系, 杜光庭都对此进行了周密构思, 以强化道教的“国教”地位。此文虽是为马周立传, 但主旨却是在传递“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深植于中国的古史文化传统中。

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我国改革开放重大战略举措。作为我国开放力度最大、制度保障最有力的经济开放特殊区域, 海南自贸港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和封关运作的通行模式, 并将于2025年底前封关。封关叠加《海南自贸港法》有关“二线”即海南与内地之间物流管理规定的实施, 可能造成“二线”物流的双向堵塞, 使封关后两地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目标受挫。要解决这一问题, 应将高效便利等要求确立为“二线”物流管理原则, 并针对造成堵塞的情形和原因, 采取智能通关、分类通关、信用管理、提前退税等化解措施。特别是应按照法治化的要求, 将纾困的原则和措施制度内化于海南自贸港制度体系之中, 对《海南自贸港法》和《海关法》进行必要的修改, 并及时出台海南自贸港法规和央地会同规定, 使海南自贸港“二线”物流封而不堵, 管而不滞。

老旧社区改造面临着来自城市快速变迁的综合挑战, 除基础设施老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外, 多样化的人群需求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包容性设计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可以用来尝试解决上述困境。通过归纳老旧社区的包容性案例、政策及专家访谈文本, 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发现, 包容性的老旧社区立足人群认同、物理设施适宜、社会服务完善等七个关键要素。其中, 物理环境适宜和维持经济平衡为物质条件, 社会服务完善和机会平等为服务条件, 人群认同和文化共存则为情感条件。三种条件以创建信任联结的管理条件为纽带, 构建起“物质包容, 社会包容, 情感包容”三重包容性社区的呈现层级。在此基础上, 从设计视角介入, 结合利益相关者及组织架构, 构建弹性组织网络的路径, 以确保包容性设计实践中的连续性。

新《公司法》在公司机关权力配置上偏重董事会, 有限地确立了董事会中心主义, 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方面, 对剩余权力的归属规定阙如; 另一方面, 未有针对性地回应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治理需求。对此, 应当充分利用《公司法》的留白和任意性规范所营造的规范自治空间, 按照“常量经营权+变量剩余权”的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 构建适应性品格突出的中国式董事会中心主义。具言之, 允许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公司等封闭公司的权力中心上移, 由董事会向股东会让渡部分经营管理权, 以提高决策效率; 在以上市公司为典型的公众公司中下沉权力中心, 将董事会的部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至经理层, 构建监督型董事会。这一职权配置模式在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现代公司治理范式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不同规模公司的治理实际。

人工智能为实现生命自在与精神自由提供了空前机遇, 但是也带来了就业替代焦虑, 以及人工智能教育中如何体现人的生命与实践, 避免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具身认知、情感体验与精神活动等问题。庄子“学游”思想旨在培养达于生命自在和精神自由的身心能力, 体现了庄子教育思想的生命自觉和审美化追求。“逍遥”二字本意为“消摇”, 体现了“物我一体”的主体意识和“道枢环中”的知识建构观。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借鉴庄子“形神俱游”的教育目的观, 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 引导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培养人机偕游的共生能力, 以及以具身实践参与社会共识数字化建构的创新能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尽量渗透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避免过度渲染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替代危机, 或以培养人工智能素养的名义不断增加学生负担。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从理论逻辑、实践指向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分析其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性, 阐明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作用机制, 揭示了其在当前面临的困境, 探讨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将通过赋能新生产、新服务和新业态, 实现银发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 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的阻碍, 不仅需要从生产要素上强化技术研发突破、加强养老金融支持、培育新质劳动力、充分发掘老龄数据, 推动传统银发产业转型升级, 更需要从生产关系上创新经济与科技体制, 实现银发经济从技术、产业到制度体系全方位的创新发展。

乾嘉时期的文学与思想转型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观察清中期文人的诗文书写, 可注意到京城文人日常生活中奢侈与穷困的两极化处境, 亦可发现文人参与修禊雅集与诗社雅集时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逝的加速感与交往距离的隔膜感。前者源于京城景观的变迁与宵禁制度, 而后者则源于文物赏玩时视角的聚焦与价值排他性, 二者共同造成了乾嘉京城文人的失落情绪。为了应对京城生活的压力与失落, 文人不仅在诗文中咏叹遗迹、追忆前贤, 更通过重建万柳堂、寄园等建筑实体与仪式活动, 重塑文人的公共空间, 以缓解文人在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乾嘉文人的京城生活体验激发了他们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与不服输的傲岸人格, 这同样刺激了乾嘉时期文学及学术的发展与传承。

在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中, “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对于“真”这一概念虽颇有研究, 但对于“真”的意义层面划分仍不够细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将公安派之“真”区分为人格、情感、文体、表达四个层面, 并由此探讨“性灵”与“真”之间的关系问题, 认为“性灵”和“真”其实是“体”和“用”的关系。以“真”为核心来建立公安派的文学体系, 一方面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位置, 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审美风格在公安派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公安派对于“真”的追求, 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类型, 实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由书写, 促进了晚明非正式文体的勃兴, 也代表了晚明“重一己而轻外物”的时代文化精神。

基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结合中国化人口均衡发展思想，分析了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即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生育意愿下降的三大挑战，人口寿命延长、人力资本提升、人口乡城结构愈加合理的三大机遇。基于此，提出了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路径：在理论逻辑上，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应加快建立新时代人口均衡发展新格局；在实践路径上，应积极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意愿，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树立新的健康观，把握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和而不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更好地实现以上目标，应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人口战略与经济战略的协同，以此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基于1988—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即新农合) 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 相较于未参保家庭, 参加城镇医保的家庭消费率显著高出1.01%, 但新农合的影响不显著; 机制分析发现, 城镇医保促进了参保家庭的总消费和分项消费支出, 但新农合对消费支出无显著影响, 同时, 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对总收入和大部分分项收入无显著影响, 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异质性分析表明, 城镇医保更多地提升了中老年、非富裕、不健康群体, 以及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率。对此, 应当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提振家庭消费率的积极作用, 对“大水漫灌”式的财政补助应进行反思; 改变基本医保“户保分离”“业保分离”的现状; 加强针对特定人群的医保政策; 注重提高参保青年和健康群体的获得感。

政治性、人民性和战略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做出的新思想和新论断，三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遵循。政治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统领和根本保证，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战略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布局和决胜关键，要求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持续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为合理优化高校工作时间配置、增进高校教师幸福感, 使用我国部分高校教师从业状况大规模调查数据, 构建了关于高校教师工作时间与主观幸福感的有调节的序列中介模型。研究发现: 教学和科研工作时间对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工作时间引致的消极影响主要源于教学而非科研; 教学或科研工作压力、健康水平在相应的工作时间与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关联中起独立中介作用和序列中介作用; 教学偏好能够缓冲教学工作时间增加导致的教学工作压力, 进而降低教学工作时间对健康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由此, 高校应当统筹大学文化建设与激励制度改革, 引导教师协调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关系; 建立支持型工作环境, 减小工作压力对教师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基于教师工作偏好推进教师岗位分类管理, 建立分学科、分岗位类型的高校教师考评制度。

北京市率先在全国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其基本均衡发展经验体现为: 均衡发展政策先行, 发挥引导作用; 学校布局调整改进, 发挥支撑作用; 教师配置因需优化, 发挥能动作用; 要素建设抓实抓细, 发挥基石作用。新时期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体现为: 学位需求大且区域需求不均衡、优质师资配置存在量和质的差距、学校建设关键基础要素需优化、优质资源扩散组合协同性不足。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首善标准在于发展“个适性”教育。为此, 应多源并用、内部扩散、外部疏解, 优化学校布局; 主动流动、胜任先行、双向互促, 优化教师轮岗; 执行章程、以文育人、要素联动, 建设品质学校; 要素综合、模式多样、效果监测, 推进资源扩散。

幽默具有民族性，中西方幽默在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上具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中文幽默的内庄外谐与英式幽默话语偏离的谐趣形成显著的共性，中英幽默均强调通过话语形式偏离产生豁人耳目的诙谐效果，构成幽默的可译性基础。老舍风趣的京味语言与查尔斯·狄更斯诙谐的伦敦叙事彰显中英幽默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在幽默翻译中，译者须积极进行跨文化协调，在译入语中找到幽默的文化“关联物”，补偿幽默再现的文化差异；同时，译者须准确理解两种语言的文体形式和修辞艺术的幽默建构意义，探求幽默的可译性；此外，译者还须运用译入语相应的话语偏离形式，再现源语文体“偏离”及修辞“悖论”中的幽默效果，以实现民族幽默艺术的美美与共。

诠释学(Hermeneutik)本是现象学后期发展的一个学派, 现已成为做哲学的第一哲学, 因为人类认知领域皆为解释, 解释空间已全部充实了人类认知空间; 而且, 解释发展到阐释引起的革命,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的主张。阐释学(Auslegungslehre)是根据当代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而进行的中国重构, 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中国化。阐释概念经历了教义学阐释—探究型说明—实践应用型阐释, 从而阐释的本质是效果历史事件、新型的意义与真理概念、视域整合的共识以及对话的问答结构。中国经典阐释学是在中国深厚的经学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合理要素而建构的一门中国阐释学, 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又高于中国传统经学, 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

为满足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共产党宣言》这篇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与价值指向，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要依靠的主体力量，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构筑了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马克思恩格斯党建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起点，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定理想信念，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要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继承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世界作为过程, 既不是原子论所说的、原子作为客体机械碰撞而始终不能生成主体的过程, 也不是理念论所说的、绝对主体直接启示在特殊事物中的过程, 而是具体主体不断从客体的矛盾运动中被生成的过程。原子论讲生成, 但生成的不是主体; 理念论讲主体, 但主体不是被生成的; 原子论和理念论都没有能力把握“主体是被生成的”这一命题。只有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从质料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自为形式的生成, 从而才揭示了主体被生成的过程。“主体是被生成的”, 这是辩证逻辑的核心命题, 也正是黑格尔思辨逻辑中的合理内核, 但是黑格尔又把世界的本体设定在绝对理念即绝对形式上, 实际上取消了质料的独立性, 也就取消了从质料的矛盾运动中产生自为形式的过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把原子的直线运动解释为质料原则, 把原子的偏斜运动解释为自为形式的原则, 并确立了以质料和形式的对立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使辩证逻辑彻底摆脱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神学独断论逻辑的影响。

运用“结构—行动”二重性的分析框架, 从主位角度分析了乡城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 结果显示: 乡城流动老年人对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的应对会通过对经济结构中的机会获取、关系结构中的规则调适与意义结构中的空间进退来予以能动调适, 其能动适应的实现离不开多重结构的支撑; 发展型城乡结构与城乡融合的实现也离不开个体家庭的能动实践, 后者主要包含家庭经济的合作主义、家庭结构的弹性与家庭伦理的韧性调适几个层面。在结构与行动的能动互塑下, 乡城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与发展型城乡结构之间实现了有机的嵌合, 因而为保障城乡融合发展的渐进式韧性实现, 应在政策上尊重乡城流动老年人的自主意愿与为他们在城乡间有主体性的两栖穿梭提供保护。

基于2021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就业去向差异, 结果显示: 第一,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可能到普通城市就业, 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更低; 第二,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可能到普通高校就业, 到“双一流”建设高校就业的比例更低; 第三, 无论到学术部门还是非学术部门就业,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不可能留在一线城市。为降低家庭背景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的影响, 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应当考虑为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以尽量减少家庭背景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对博士人才就业选择的影响。普通城市的人才政策除了重视提供有竞争力的福利保障外, 还需要重视为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在公共养老领域采取自上而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嵌入策略, 成了国家回应公共院舍养老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社会工作机构嵌入老年院舍专业化服务后, 专业力量可通过自身能动效力“成功”嵌入, 再造院舍内部专业化服务供给秩序。但嵌入后仍面临着三重挑战: 结构嵌入无法消解购买政策不确定性、认知嵌入不足以建构专业化服务体系、文化嵌入限制了院舍内生动力的生成。案例的进一步实践表明: 长期稳定的社会工作老年院舍服务机制的维持需要社会工作机构从单向嵌入转向与公共院舍融合的嵌合式发展, 从价值嵌合、行动嵌合和主体嵌合三个维度来找寻双方共融价值、塑造共同实践面向和促成身份双向认同, 从而实现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路径转向。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同伴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对个体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班级同伴心理健康教育对个体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表明，班级同伴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主要通过改善同伴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外溢于个体学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班级同伴心理健康教育的溢出效应对不同性别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并不一致，弱势家庭背景学生能从班级同伴心理健康教育中获益更多。为此，应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改革发展整体规划，构建适宜的班级微观环境，优化班级学生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在数字时代推进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根据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老化态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降低抑郁倾向和提高生活满意度，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通过推动数字接入、提高数字技能和增进数字效益这三大数字融入维度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保持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够使得女性、低龄和农村户口老年人获取更多的心理健康收益。由此，未来应当引导老年群体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从数字接入、数字技能和数字效益三大维度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水平；重视老年群体的内部差异性，更加精准地设计和实施老年健康的干预政策。

将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视为政府实施治理数字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21年285个城市层面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治理数字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且对新质生产力内涵下的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治理数字化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发挥有效市场作用，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发挥有为政府作用，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治理数字化更能够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水平高、数字经济关注度高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此，未来应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深入疏通政府治理数字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政府治理数字化的精准性。

超级中学的发展壮大可能加剧城市内部顶尖大学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 不利于大型城市引导人口向郊区流动。基于对某顶尖大学A北京生源调查数据(2001—2021年)的分析发现, 顶尖大学入学机会在北京市存在着明显的城郊差异, 位于城区的超级中学与首位中学近年来分别垄断了A大学约40%与超过20%的生源; 超级中学垄断降低了北京市一般高中学生的顶尖大学入学机会, 但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郊区一般高中学生顶尖大学入学可能性、顶尖大学生源密度及相对录取排名的冲击, 城区一般高中所受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该增加郊区优质教育资源投入, 强化市级政府的资源统筹力度, 同时也需要扩大优质高中的资源覆盖、加强郊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高中学校规划布局。

寒门学子的发展跨越可能性是社会结构容纳程度和教育公平实现程度的重要表征。为打破寒门学子学习动力弱化和在校体验匮乏的固有标签，通过对8位寒门学子和16份自传资料中中学经历的深入分析，探究其向学动力的生成机制和校园体验。研究发现：寒门学子在中学阶段的人际互动和环境互动中表现出两种向学动力：一是希望通过积极行动满足未来期望的“期望—满足型”动力；二是努力维持现有资源避免损失的“资源—维持型”动力。上述两种动力的形成和发展均受情感奖惩机制的影响。拥有向学动力使寒门学子能够在“成绩为先”的中学场域规则下取得学业成就，进而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和同伴交流获得正性情感，使他们从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群体转变为校园内的“优势群体”，从而获取并维持了多样化的资本。这意味着，寒门学子能通过遵循场域规则而获得积极情感和有利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家庭背景的限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蕴含的文明观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具体内涵。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对内承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对外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蕴含着整体性的文明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以往发展成果只属于少数人的狭隘文明观，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文明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摈弃了人类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诸多错误观点和做法，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超越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文明隔阂论等错误文明观，蕴含着开放包容的文明观。

自《民法典》颁布开始，我国正式从立法上纳入居住权制度。目前的居住权虽然保留了人役权的特征，也为“以房养老”等新型投资性的意定居住权留下了制度空间，但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引入居住权制度的背景与德国等国家不同，交易风险也存在着差异，我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对该制度的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居住权的社会保障与投资双重立法目标在制度的施行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而以债的方式实现投资目的的制度目标成本更低，且更具有灵活性及可行性。投资性居住利益更宜采取债权模式进行保护；同时，应让居住权回归人役权逻辑，设立原则上不可转让、继承的居住权，赋予当事人设立居住权期限及对价的自由，从而实现其社会保障的首要目标。

新《公司法》把独立董事民事责任与非独立董事责任直接混同，理论上存在着结构性错位，实践中也导致独立董事权利义务的失衡。其问题根源在于现行规范忽略了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在角色定位、信义义务及薪酬收益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异。基于法经济学原理，我国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应遵循“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分析和最优赔偿责任理论。在此基础上，以独立董事的任职收入为责任基数，再根据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过错程度乘以相应的责任倍数，从而合理设置独立董事的责任范围。具言之，独立董事具有轻微过失的，无须承担责任；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失的，在任职收入总和的一倍到两倍范围内承担责任；独立董事具有重大过失的，在任职收入总和的三倍到五倍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应规定例外情形，独立董事违反忠实义务而故意损害公司或第三人利益的，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