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对地区居民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通过减少向下代际支持和促进家庭消费来减轻试点城市的家庭医疗负担, 进而提升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暂未带来整体性福利效应, 这源于城乡差异、保险覆盖模式、年龄结构、政策时长等因素。同时, 采用宏观数据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的正外部性, 具体体现在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等方面。因此, 应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步伐; 促进非正式照料向正式照料的转化; 注重打造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 差异化实施长护险政策以最大化福利效应; 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 确保政策公平性和有效性; 加强各领域协同配合, 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在社会层面的正外部性。

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批判传统灌输式教育, 主张以对话和提问式教育培养个体的批判意识, 实现社会变革。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一核心议题, 梳理了弗莱雷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弗莱雷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本体论上, 认为压迫性社会结构导致个体“非人性化”, 表现为“阶级无意识”和“对自由的恐惧”, 主张通过教育激发个体主体性, 打破被压迫者的依附性思维, 实现“人性化”的转变。具体而言, 以“提问式教育”作为认识论, 通过对话和提问取代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双重解放; 以“主题调查”作为方法论, 帮助个体深入理解自身所处的“有限境况”, 并通过对话和反思形成“生成主题”; 以对话的文化行动作为实践论, 通过“对话式”的“文化合成”取代“反对式”的“文化侵犯”, 推动被压迫者通过教育寻求解放。

幽默具有民族性，中西方幽默在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上具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中文幽默的内庄外谐与英式幽默话语偏离的谐趣形成显著的共性，中英幽默均强调通过话语形式偏离产生豁人耳目的诙谐效果，构成幽默的可译性基础。老舍风趣的京味语言与查尔斯·狄更斯诙谐的伦敦叙事彰显中英幽默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在幽默翻译中，译者须积极进行跨文化协调，在译入语中找到幽默的文化“关联物”，补偿幽默再现的文化差异；同时，译者须准确理解两种语言的文体形式和修辞艺术的幽默建构意义，探求幽默的可译性；此外，译者还须运用译入语相应的话语偏离形式，再现源语文体“偏离”及修辞“悖论”中的幽默效果，以实现民族幽默艺术的美美与共。

基于中国“十五五”规划面临的历史经验起点，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思路转变、规划编制方法创新、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等关键要素。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判断发现, 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经贸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面临剧变。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问题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但多重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但重点领域存在风险，科技自立自强成效初步显现但核心领域短板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但区域差距仍需缩小，人力资本水平稳步提升但人口结构问题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十五五”规划应完善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大力实施宏观经济增量政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进重点领域防风险促改革。

政治性、人民性和战略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做出的新思想和新论断，三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遵循。政治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统领和根本保证，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战略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布局和决胜关键，要求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持续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政府间失灵用以描述政府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化或无效化状态。政府间失灵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类: 纵向政府间失灵主要表现为上下级政府间的政策执行偏差; 横向政府间失灵则主要表现为不同区域政府主体在区域性议题上的不当竞争。政府间失灵的主导因素在于政府间外部性问题, 其深层根源与理性—科层制框架下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密切相关。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主要体现于信息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的缺失, 同时又受到理性—科层制框架下封闭政绩单元间激励机制的直接影响。为应对政府间失灵, 政府间合作为关键路径, 其实质是将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合作框架下的内部行动, 核心在于建立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协调机制, 并通过完善“选择性激励”机制, 强化合作框架内行动者的成本—收益感知, 从而抑制政府间失灵的演生条件, 提升政府间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经历了数十年探索, 基本形成“少年班”模式、“基地班”模式、“计划”模式和高校“实验班”模式四种类型。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仍面临着培养理念亟待转变、培养模式缺乏创新、培养机制尚未畅通、培养氛围营造不足等现实挑战。面向未来, 需要以高远志向为引领推动培养目标和评价理念转变、以创新潜力为核心促进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更新、以成长规律为依据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长链条、以协同参与为手段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推动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筑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根基。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从理论逻辑、实践指向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分析其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性, 阐明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作用机制, 揭示了其在当前面临的困境, 探讨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将通过赋能新生产、新服务和新业态, 实现银发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 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的阻碍, 不仅需要从生产要素上强化技术研发突破、加强养老金融支持、培育新质劳动力、充分发掘老龄数据, 推动传统银发产业转型升级, 更需要从生产关系上创新经济与科技体制, 实现银发经济从技术、产业到制度体系全方位的创新发展。

虚拟货币因其匿名性、跨国性、去中心化的特征而具有较高的固有洗钱风险, 实践中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中国当前的禁止政策不仅未能充分应对其固有风险, 反而加剧了虚拟货币交易的地下化与跨境化趋势, 形成了独特的剩余风险状况。受此影响,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案件在犯罪发现、犯罪侦查、追赃处置等一系列环节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在此情形下, 应当调整当前禁止型治理模式, 加快制定《数字财产法》, 明确虚拟货币非金融化商品属性, 将虚拟货币交易作为个人境外投资行为纳入场景化多重监管, 从而构建畅通的虚拟货币合法交易通路; 以此为基础, 应完善《反洗钱法》相关规定和涉虚拟货币程序法规则, 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预防与惩治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 与此同时, 应统筹链上治理与链外治理、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域内治理与域外治理, 以保障虚拟货币反洗钱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人工智能为实现生命自在与精神自由提供了空前机遇, 但是也带来了就业替代焦虑, 以及人工智能教育中如何体现人的生命与实践, 避免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具身认知、情感体验与精神活动等问题。庄子“学游”思想旨在培养达于生命自在和精神自由的身心能力, 体现了庄子教育思想的生命自觉和审美化追求。“逍遥”二字本意为“消摇”, 体现了“物我一体”的主体意识和“道枢环中”的知识建构观。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借鉴庄子“形神俱游”的教育目的观, 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 引导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培养人机偕游的共生能力, 以及以具身实践参与社会共识数字化建构的创新能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尽量渗透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避免过度渲染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替代危机, 或以培养人工智能素养的名义不断增加学生负担。

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 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该作用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而言, 大数据发展扩大劳动雇佣规模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大数据发展还可以提升研发人员比例, 缩小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工资差距, 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因此, 应把大数据发展作为国家落实稳就业方针和保就业任务的重要抓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 畅通大数据发展扩大企业雇佣规模的传导渠道; 结合城市资源与企业禀赋, 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提高大数据政策的精准性。

基于对社交媒体用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反智主义对科学传播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群体在反智主义倾向上呈现出明显差异; 社交媒体用户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存在着工具化倾向, 且对各类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 其中经济学家和专家获得的信任度相对最低; 反智主义倾向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对科技信息的误解程度, 显著负向预测个体对科学传播的态度, 并通过科学误解和科学传播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个体的科技信息传播行为产生影响。为应对反智主义对科学传播的负面影响, 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配套政策, 激励科学工作者宣介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 媒体和平台应加强信息把关, 重塑专家的媒介形象; 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充分考虑受众特征, 增强科学传播的精准性; 多方主体要筑牢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 强化科普领域舆论引导。

旗地是清朝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 也是其立国并实行民族压迫的重要支柱, 主要分布于畿辅、奉天与八旗各驻防地。民国肇建, 开始对旗地实行清丈, 划定等级, 收取地价, 颁给执照, 改旗地为民地, 此谓之“旗地变民”。以畿辅、奉天、南京三地为研究对象, 考察民国初期旗地丈放的缘起、过程、影响可知: 通过丈放, 民国政府收取价款, 贪官污吏借机自肥, 逊清皇室、王公、旗人上层在收取地价的同时售出土地, 地主和租户(佃户)则通过价买旗地经济上得以壮大。旗地丈放延续三十年之久, 导致八旗土地制度彻底瓦解。随着旗地转为民地, 寄生性旗人地主不复存在, 围绕地权形成的讼案大为减少, 全国田赋税制为之统一, 新生地主和自耕农对生产倾注更大热情,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旗地民地化亦促使满人摆脱旗制束缚, 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

通过系统梳理物质实体、行为活动、语言文字、艺术创作等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多元符号表达形式, 并以赵尚志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为案例进行分析, 认为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情感纽带连接、记忆传承强化、价值观念塑造三大机制来实现。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表达与认同建构的优化策略: 充分利用网络与实体空间, 结合产业融合优势,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教育、文创、科技等领域融合; 完善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与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管理机制, 加强数字赋能与科技赋能;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特色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营造全社会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革命精神认同。

明代北京粮食供给对于国家财政调度的高度依赖近乎学界共识，学界对于抵京官粮分配的研究也聚焦于国家的财政支付。但研究表明：在北京粮食供需层面，因财政支付的局限，对于众多财政供养个体，长期存在着官粮所供不敷所需的矛盾，故在财政投放的同时又展现出对于市场的依赖。明代北京粮食市场的发育更多取决于国家财政流通向市场流通的转化，即官粮在运解、存储、投放等过程中形成的官米市场。根据估算，经由月粮、余米商品化构成的官米市场可以满足京师一半以上的粮食需求，形成了一种财政与市场互动下的京师粮食供给机制。在局部市场模式下，朝廷长期倚重于庞大的实物财政储备，通过一系列临时性财政投放平抑粮价，崇祯以前的北京粮食供给展现出较强的国家应对能力。

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以战俘身份入居西汉宫廷养马, 是族属和阶层上的双重“边缘人”。元狩四年(前119) 前后, 汉匈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汉武帝蹈袭贾谊“三表五饵”故智, 试图通过厚待降附贵人实现“仁畜匈奴”的政治目标, 作为“降者之杰”的金日磾被选中参演“四夷宾服”的政治剧目。基于此, 金日磾既须迎合汉武帝对华夷秩序的期待, 又须在险恶宫廷中规避风险, 所以其忠诚并非单纯的道德自觉, 而是帝王意志规训与个人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史书对金日磾形象的塑造受多重因素影响。班固《汉书》通过选择性剪裁与伦理化重构, 将其纳入儒家忠孝话语体系, 这种处理应该是服务于汉王朝的文化规训, 同时亦与霍光辅政时期儒生阶层的崛起及金氏后裔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后世久惯牢成的金日磾形象, 实则是帝王心术、个人抉择、史官话语等共谋的产物。

社会企业囿于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目标平衡设定而陷入“规模诅咒”,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挥作用潜力。相对于容易诱发“使命漂移”的内部规模扩张方式, 社会企业混合治理作为整合外部互补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依据资金流入与伙伴控制的双重维度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 识别出技术共享、开源许可、加盟伙伴与联合经营四种社会企业混合治理模式, 并结合国内具体案例加以解释和验证。在此基础上, 总结梳理出不同混合治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及规模扩张的两条混合治理转型路径, 即技术共享→加盟许可→联合经营以及技术共享→开源许可→联合经营。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 算法已然成为助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聚焦风险视角,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 尝试探讨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 厘清算法应用于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问题, 揭示滋生风险的现实肇因, 总结归纳风险治理的可行举措。研究发现, 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可细分为算法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供需双方的赋能。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表现为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伦理失范、技术失控等问题, 其风险成因主要有算法技术局限、数据质量不佳、企业应用失当、监管制度滞后等。为此, 需要通过强化隐私保护、消除算法偏见、坚守伦理底线、加强技术管控等综合施策, 打通算法应用过程中旅游情感风险治理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自明末至今，学者们对谁是明代儒学第一人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不同的答案。有人从文臣第一的角度主张过宋濂，有人从学祖的角度主张过方孝孺，有人从道统的角度主张是曹端，也有人从南北之争、气论与心学的角度分别主张过薛瑄、吴与弼。不同的答案背后常常反映出看待明代理学、明代儒学、明代哲学的不同视角。对此，应予以厘清。厘清工作表明：一方面，道统建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张力；另一方面，学术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既需要关注被讲述的学术史中的人及其思想，也需要留意梳理学术史的人及其立场。

利用2011—202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实证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高素质农民、科技创新企业与投融资机构三大主体对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时间序列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长效持续性, 在较长时间内仍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在空间分布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地区溢出效应, 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对同一省份其他不同地级市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因此, 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健全完善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构建由高素质农民、科技创新企业与绿色金融机构主导的多主体乡村创新体系; 注重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效应, 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监测评估。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对琉球这一域外空间进行了文学书写，主要包括天使馆的日常空间、琉球八景的地理空间与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在天使馆的书写中，他们以空间标记自我身份，寄托对崇高功业的向往，又将天使馆定义为“他者”，在与日常空间的交互中建构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在此基础上，又以八景诗为中心形塑了琉球地理空间。八景的选取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恋地情结，赋予琉球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之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琉球社会空间的书写，从民居、衣冠、生产方式等方面突出了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在文化、习俗、制度中异中求同，寻求汉文化痕迹，使之成为融入了主观价值的文学形象。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在场性书写，建构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琉球的文学形象，拓展了清代文学的书写空间。

由明清两代政治中枢的皇宫紫禁城, 到人民大众价值共享与中华文明演进视野中有着多重价值意蕴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空间场域内的政治、文化等功能属性已然发生巨变, 其所承载的价值诉求与社会功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文化公共性、人民性和文明符号的价值得以凸显。故宫形象的变迁绝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而是在时间罅隙中彰显了故宫作为文明标识的多重价值, 以及在近现代文明转型中所遭遇的误读。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 故宫是历史积淀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需要不断发掘阐释的重要文化资源, 也是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 更是以文明互鉴传播全人类价值的文化场域。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下, 故宫在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被赋予重要价值, 是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形构传统与现代贯通的新的文明观的极好范例。

《文章正宗》打破总集编纂传统, 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籍大量裁录篇段, 将史籍中上层统治者言说之辞归入辞命类, 将历史人物论说文辞和三传史臣褒贬之辞归入议论类, 将史籍叙事文字归入叙事类, 史籍篇段经过重构成为独立篇章, 这是对史籍文章学和文体学价值的深入挖掘开拓。后世诸多不同类型的总集从史籍录文, 或所录多与《文章正宗》重复, 或沿其开拓的方向前进。随着选史入集而来的是篇章定名, 真德秀力图通过题名突出文章的文类或文体属性、简要概括篇章内容, 后世总集的史篇定名工作亦基本沿此两个方向进行, 辨体类总集更重前者, 清人总集多更重后者, 最终形成诸多题名沿用至今的史籍经典名篇。《文章正宗》开创性地大量录史入集, 与此书“明义理, 切世用”的编选宗旨有关, 且受到了其前总集及文章学著作的影响启发, 还因编者崇尚先秦两汉古文, 试图扩展其范围, 为其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典范。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老年人自身的主体积极性及其功能发挥途径亟须关注。在社会连接理论指引下, 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根据老年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情况, 运用潜在类别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进而分析其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老年人社会参与有疏离型、弱连接型和强连接型三种模式, 以弱连接型为主; 社会参与模式归属与老年人自身特征有关, 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显著且稳健, 相比疏离型, 弱连接型无特别优势, 而强连接型的老化态度明显改善, 这一改善主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关系网这一对主客观因素来实现; 强连接型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老年人中并不一致, 表现为其对女性、低龄、阶层高和地域环境优的老年人影响更强烈。今后, 社会政策与服务在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时要特别重视这一群体的内部差异。

米歇尔·亨利对笛卡尔的经典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进行了新的诠释, 从现象学的维度重新肯定了“我思”作为“哲学之开端”的合法性地位, 强调“我思”具有一种原初的自身显现和自身感发性质。亨利拒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现象学家对“我思”的意向性、明见性解读, 认为他们忽视了笛卡尔“我思”的激进内在性, 强调后者实际上无法在绽出性的、对象性的直观之中被看见。亨利对笛卡尔本人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 认为他没能很好地区分“我思”的双重向度, 即“我思”不仅具有一种使事物得以显现的“现象化功能”, 同时还具有一种质料性的、不可见的“感受性”。亨利在笛卡尔研究和现象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其“质料现象学”不仅对笛卡尔的思想进行了重建和补充, 还将现象学推进到了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更为激进的层次。

法定数字货币多边安排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偏差，从风险规制视角来看，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本身的风险性是其内生困境之根源，而风险规制层面的规则滞后、机制滞后与理论滞后又导致规制困境。对于我国而言，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规范有序跨境流动，应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进行规制重构。在理论层面，亟须调整传统国家货币理论与货币主权理念，基于货币的制度理论构建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理论基础。在规则层面，应强化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专门规范供给，进一步明确央行、商业银行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监管层面，应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监管架构，利用数据分析工具与大模型计算建构“双维监管”。同时，应塑造开放型规制结构，借助支付平台企业优势与既有国际货币合作框架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协作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城乡关系历经了二元体制的形成、高速增长中的发展失衡及全面融合发展等阶段, 贯穿其中的是土地制度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变迁。利用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构建起统一的分析框架, 解构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中地租的产生与生产性利用问题, 发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满足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巨额资本, 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以“地价剪刀差”的形式集聚起了大量的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正是不同时期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工业发展模式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均衡配置, 形塑出了阶段性的城乡发展失衡状态并构成了下一阶段优化生产关系的基础。对此, 在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时, 须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城市内部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二元定价体系; 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城乡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系; 厘清土地、户籍及其相关的财税体制的协同关系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青年安居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对S市38位个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发现, 过渡型青年的居住状态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的特征、并存在隐性安全风险与合居惯习冲突等。研究发现, 空间边界与身份堕距构成对过渡型青年群体的双重居住挤压: 一方面使该群体在居住差异与分隔效应下居住秩序失衡, 另一方面居住区隔蕴藏着边缘化风险而致使他们陷入情感秩序的内在生命紊乱。他们尝试通过搭建理想化合住关系与居住空间“游牧”等机动策略以摆脱居住区隔冲击从而实现自我突围, 但根本上需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有效路径以共同解决其居住紧张与过渡困境, 以保证青年韧性发展,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以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来应对乡村社会公共性不足的难题, 向世界贡献“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社会, 怎样建设乡村社会”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体包括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三层结构是相互影响的系统整体。国家通过责任下放、规则下达、资源下沉等方式,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基本现实背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有效应对大包大揽、形式主义、化公为私等公共性困境, 凝练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具体建设路径: 对公共责任进行技术性划分, 塑造责任明晰的乡村责任共同体, 走向“人人有责”; 对公共规则进行伦理性调适, 凝聚价值自觉的乡村价值共同体, 走向“人人尽责”; 对公共资源进行产权性配置, 营造利益紧密的乡村利益共同体, 走向“人人享有”。

基于2013—202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行业数据，采用首位度指数、Zipf位序—规模法则和标准差椭圆法，从产业规模、创新能力和引资能力三个层面，对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规模差异仍然较大，但规模分布日趋合理；产业规模的空间分布呈显著扩张趋势，但其分布在径向上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且地区间差距不断缩小；创新能力呈“先扩张，后集中，再扩张”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创新活动主要聚集在北京。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引资能力逐年提高，但分散化的区域集聚特征逐步显现；数字经济服务业的引资能力主要聚集在北京，而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引资能力则逐步向天津聚集。未来，应从共享共用数字产业创新资源平台、培强做优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集群等方面促进京津冀数字产业发展。

课堂沉默是中小学生一种参与课堂学习的隐匿行动和策略性自我保护的生存艺术。中小学生往往通过服从性沉默、参与性沉默和抗争性沉默等心照不宣的个体行动, 对教师教育权力的挤压和社会文化惯习的塑造等实施多种多样的抵抗式回应, 这些抵抗既反映出中小学生作为大多数弱者的身份和生存策略, 又折射出课堂沉默背后的价值扭曲。为了扭转对“课堂沉默”价值的误判, 教师要克服对中小学生课堂沉默现象的简单化、随意化和非伦理化处理, 正当行使教师的教育权力, 构建合理的课堂沉默美德观, 保持中小学生有意义的课堂沉默与高质量言说之间的张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创新性和质优性为核心特征的一种先进生产力, 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战略路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产业凭借其独有的技术密集性和数据驱动特征, 与新质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关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 数字产业通过与其他要素深度融合, 发挥乘数效应, 有助于培养新质劳动者、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及重塑新质生产关系, 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然而, 当前数字产业面临着数字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数据价值释放欠佳、数字平台支撑不足及数字产业生态欠缺等诸多现实挑战, 阻碍了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鉴于此, 亟须构建起“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组织生态”的体系化实践路径, 强化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 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六个坚持”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和宝贵经验的结晶，根源于条理化整合改革开放基本原则、规范化凝练治国理政重要原则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独特生成逻辑。“六个坚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蕴含着站稳政治立场、维护公平正义、协调继承与发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充分发挥法治作用、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鲜明导向。新征程上，掌握好、运用好“六个坚持”，需要全面领会“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准确把握贯彻落实“六个坚持”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以及监督检验“六个坚持”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其构建逻辑要求充分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现实中,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面临着障碍与挑战, 因此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完善“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 加快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体系; 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 加快建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规则体系。

以“泰勒主义”为形成标识的“快文化”, 是发生于生产领域逐渐漫延至生活领域, 以资本增殖、科技进步、商业竞争为三大发生根源, 以资本加速周转为驱动力, 以追求三“效”, 即效率至上、效果速显、效益最大为行为导向的一种文化样态。其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但也带来了文化侵入风险, 加剧了生命算法化、主体物质化、理性绝对化和价值工具化的趋势。“快文化”逐渐异变成一种畸态文化, 表现出诸如亲资本性、反人本性、唯效率性、纯工具性、单向度性、强反噬性等系列异化特征。对此,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就决定了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这条红线贯穿始终, 凸显和强化“五要五不要”等资本治驭思维, 有效拒止资本逻辑对人本逻辑的僭越, 达致生命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和谐、资本工具性与人本价值性的平衡, 真正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超越。

利用2022年7月至2024年11月实地调研的31个乡村数字治理典型案例，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呈现三种组态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型，即通过财政补贴、技术赋能和制度设计，由政府与乡贤等第三方协同合作，构建价值共创环境；二是技术耦合的资源依赖型，要求村庄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和资源禀赋，以政府和外部关键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共享；三是制度驱动的结构导向型，注重通过制度规约、利益联结和情感链接，强化组织网络和社会资本，推动治理结构自我演化和持续优化。为此，要差异化构建价值共创环境，强化制度规约的适配性，促进技术有效性转化；系统整合价值共创资源，发挥资源主体自身优势；动态优化价值共创结构，构建利益联结创新机制，重视情感链接的软性作用。

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赋能、就业带动、要素流动、生态富民等内在机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但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中伴随着劳动者技能供需不匹配问题逐步凸显、新技术新科技的推广应用中可能会加剧农村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数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共享资源要素不均衡、信息泛滥与便捷化的传播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问题。为此, 需要加快提升新型劳动者职业技能, 壮大农民走向共富的主体力量、扩大技术应用的创新供给范围, 打造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力、注重完善数字化共建共享机制, 增强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构建精神文明引领示范机制, 筑牢农民精神富裕的思想之基。

“放管服”改革正从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 迈向以监管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 审管相互衔接配合的新阶段。从营商环境、职责结构和数字政府三重意义上, 系统剖析了新阶段审管衔接的理论、实践与问题, 阐述了其具有链接三大实践板块的纽带价值, 并提出了以整体性视角破解问题的思路和手段。面向营商环境, “审管衔接”为审批下放权力与监管承接责任提供桥梁, 建设原则一致、功能相继的整体营商环境, 却存在着事项脱节、考核失准、管理失调的问题; 面向职责结构, “审管衔接”探索行政审批纵向分权关系与审管部门间横向协调路径, 但也面临配套机制失灵、法律法规不足和协调机制落后的困境; 面向数字政府建设, “审管衔接”打通“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监管”两大平台, 发挥探索平台型政府功能模块间衔接机制的数字化价值, 却有着事项依据不清、数据利用不深、信用使用不准的问题。破局关键在于重新审视三重向度之间的联系, 建立“审管衔接”整体性评价机制, 完善上下左右贯通的政府职责体系, 建设国家层面的沟通衔接机制, 提升信用管理中的量效关系准确性, 深化以事项为核心的数字化思路, 以“审管衔接”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发展。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从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的视角, 系统审视了劳动力持续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变化及其所引发的养老困境, 并利用2013—2018年千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第一, 代际居住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种趋势使得农村以成年子女供给为表征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减少, 传统养老服务供需平衡被解构; 第二, 随着劳动力外流的持续推进, 农村老龄化和老人规模扩大, 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在老人进入自理能力较差阶段时, 陷入养老困境的可能性提高; 第三, 农村的社会(政府)养老服务也是供给的一部分, 但其并不丰裕, 并未形成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缺失时的有效补充。进一步讨论发现, 代际居住分离造成的养老困境, 在男性较多、医疗可及性较低的地区更为突出; 盆地和东部地区由于地势平坦、社会养老资源相对较为丰裕的原因, 养老困境相对较小。

利用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地市级数据, 选取社会信用体系改革的试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 实证分析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其影响机制包括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交易成本。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且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期间、增加遗漏变量和改变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地区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 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优化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将信用评级嵌入供应链金融、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 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供给, 对中西部法治基础薄弱地区加大信用基础设施投资,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信用+”金融产品, 通过制度创新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