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解读中国道路、阐释中国理念、彰显中国方案的独特标识，其走向国际舞台并获得广泛认同离不开有效的话语塑造。话语是表达思想、构筑意义世界的重要工具，它的呈现方式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对外话语需要从话语体系要素进一步聚焦到话语基本构成单位，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构建起语境适配、语义适当、语叙适宜、语型适用的四维塑造逻辑。语境适配逻辑旨在对接现代化多元认知语境、融入现代化议题对话语境、呼应现代化理想愿景语境；语义适当逻辑旨在构建专有名词防止语义偏移、运用多元句式强化语义接纳、打造关切命题达成语义共振；语叙适宜逻辑旨在以文化叙事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底蕴、以对比叙事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优势、以数据叙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效能、以生活叙事映现中国式现代化情怀；语型适用逻辑旨在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理性论证话语、生产中国式现代化柔性社交话语、锤炼中国式现代化审美修辞话语。
政府文件与学术文献中的“社会治理”概念存在着差异。政府文件中的“社会治理”概念经历了历次党代会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的演变，自党的十八大之后被频繁使用，其较侧重于安全和维稳方面的意涵。学术文献中的“社会治理”概念受到早期“治理”“善治”研究的影响，其在更为宽泛的含义上是指对社会建设各方面的治理，在使用上更具弹性空间。综合观之，“社会治理”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小社会”）运行和发展全过程；主体是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目标是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其基本含义就是通过各类主体之间的有效协作（共建共治）来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共享其成果。
“以文养心”是新时代中国心理健康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标识性概念。“以文养心”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充分发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优秀文化资源，借助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独特优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挥优秀文化净化灵魂、丰富精神、滋养心灵的重要作用。作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最新理论结晶，“以文养心”突破了传统“就心论心”“以心育心”的局限，承担了心理健康教育中“五育并举”与“三全育人”的联通枢纽作用，推动中国心理健康教育由西方化向本土化、由模仿性向原创性转变。推进“以文养心”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需要明确“以文养心”的思想导向和目标导向，发掘“以文养心”的内容资源、方法资源和载体资源，完善“以文养心”的工作组织体系、咨询服务体系、课程教学体系和理论研究体系，打造校内校外协同的“以文养心”环境，构建全方位、浸润式的“以文养心”生态。
基于中国政府采购合同、百度搜索指数和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等多源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转型与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生产端，政府绿色采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对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与重污染行业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其作用主要通过提升绿色能源使用价值与强化企业外部技术支持而实现。在需求端，政府绿色采购显著提升了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在政府环境关注度较低与地方财政压力较小的地区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配套政策支持可强化政策效应；从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来看，破除行政垄断与提升政策一致性是提升政策效能的重要手段。此外，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具有调节作用，有助于增强政策在生产端的传导效能，并引导企业进一步提升供给质量。因此，应持续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规模；强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与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的协同性；坚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资源配置。
大学治理现代化是顺应时代发展、适应环境变迁的过程。在平台时代，大学具备平台化的潜质和平台型治理的可行性。大学平台型治理是运用多边平台模式及创价机理来推动互动合作的治理范式，主题是组织平台化建设、平台生态化治理、服务平台式供给、学术平台型创新。大学的平台化转型要求树立平台思维，创建科层组织与平台型组织的融合架构，推动基于多边平台的生态共治。为此，平台主管方应强化平台领导，推动高等教育的平台革命及治理变革；平台主办方应开放治理权力，赋权学术系统，积极创建多边平台、完善治理机制推动生态治理；平台承办方应强化平台服务与连接功能。大学推行旨在赋权释能、释放学术活力的平台型治理，有助于摆正行政职能定位、破除控制取向，进而保障大学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两大系统的和谐共生，最终有利于改进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并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
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制度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机制。基于制度要素的理论视角, 选取英国、瑞典与荷兰三个世界创新能力领先且评价体系特色鲜明的国家作为典型案例, 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 从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及文化—认知性要素三个维度系统剖析其大学科研评价制度, 结果显示: 英国大学科研评价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均较强; 瑞典大学科研评价制度的规制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较强, 而规范性要素偏弱; 荷兰大学科研评价制度的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较强, 但规制性要素偏弱。研究表明, 世界一流创新强国的科研评价制度均具有完备的制度三要素, 其中, 强文化—认知要素是其稳定内核, 规制性要素与规范性要素是其必要保护带, 但可强可弱。基于此, 我国在创新强国建设中应注重完善法律政策体系, 优化评价流程与标准, 并加强科研文化塑造, 以构建系统协调、有利于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大学科研评价制度。
在交通立体化趋势下, 证成飞行权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应有之义。目前, 人类关于空间移动的自然本性给飞行权的本土化证成提供了道德基础, 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依法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现实需求给飞行权的本土化证成提供了社会基础。飞行权作为交通权的延伸, 应定位为基本权利, 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属性。欲有效保障公民的飞行权, 应以安全和平等为价值取向, 建构出以尊重义务、服务义务和给付义务为基本内容的国家义务体系。当然, 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 都需要限制。在合宪性视角下, 当国家在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限制公民的飞行权时, 应贯彻比例原则, 围绕航空器限制、飞行员资格限制、低空空域资源使用限制展开。同时, 为给新兴产业发展留下容错空间, 限制手段宜与违反空中交通秩序行为的豁免机制、清单式管理方式相结合。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是数字时代维护人的主体性、矫正算法单向支配的重要权利形态。该权利的证成，根植于维护人格尊严的人性基础、追求决策公正的利益基础及现行法秩序可容纳的规范基础。自动化决策通过将人转化为可计算客体，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削弱交往理性，进而催生算法支配，限制数据主体对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数字时代美好生活权的子权利，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突破了传统自由权与社会权的二元界分，呈现出兼具防御与给付意涵的复合权利属性。与此相对应，国家应构建兼具尊重义务与给付义务的保障体系：在尊重义务层面，应明确数字权力与权利边界，建立妨害认定标准，并确立权利行使的基本原则；在给付义务层面，应完善与算法审计相衔接的制度框架，优化解释、救济与替代服务机制，合理界定数据主体容忍义务与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边界。
基于儒家文化的背景，利用PISA中日韩三国学生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和个体因素对青少年STEM职业期望的影响及路径。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对青少年STEM职业期望有显著影响，父母双方或一方从事科学相关领域，子女追求STEM职业的概率会显著增加，但中日韩三国的影响强度不同，日本青少年是否从事STEM职业受父母职业类型影响更大。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青少年STEM职业期望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父母的职业类型对男孩STEM职业期望影响最大，而日本相反，即日本父母为STEM相关职业时，其女孩更倾向于未来从事STEM行业。个体科学素养在家庭因素影响子女STEM职业期望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父母情感支持通过增强家庭因素对个体科学素养的影响，从而对青少年STEM职业期望存在调节作用（中日两国），这一路径揭示了远端转向父母情感支持、近端以个体科学素养为突破口来提升青少年STEM职业期望的干预策略。
在未知风险时常来临的社会, 教育作为综合治理途径之一, 积极介入社会韧性的提升, 具备社会修复功能。一方面, 教育广泛影响社会的各个修复项目, 全面作用于这一耦合系统内的生产、生活、生态领域; 另一方面, 教育深入参与社会的整个修复过程, 致力于社会系统的反弹式恢复与社会生态的反超式改进。从连锁风险出现前的准备, 到系统灾祸发生时的应对, 再到危机解除后的迭代, 社会韧性的锻造离不开教育。教育通过直接培养具备对话、共情、协作、学习等修复素养的成长型韧性人才, 间接构建集抵抗、适应、恢复、创新于一身的反脆弱韧性系统。当然, 社会修复并非教育的固有功能, 其真正起效的关键在于调整并优化内部结构, 培养并育成韧性人才, 增强自身韧性。
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横跨教育界与产业界，是一个涉及多元化主体、多要素、多环节的复杂适应系统，相关主体会根据环境与资源变化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发现，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具有主体聚集性、适应行为的非线性、资源“流”特性、结果表征多样性等特征。从目标驱动、主体适应行为博弈、行动者网络构建三个维度，阐释了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复杂适应系统构建的逻辑：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通过适应行为博弈达成合作；突破单一主体行动，依靠某种组织，跨越组织边界构建行动者网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该系统的实现路径：完善多元主体聚集的价值共创机制、搭建有助于系统共生效应发挥的体系、构建促进异质性资源流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