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观念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基于此，构建“认知—结构—动力”的分析框架，以清楚阐释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中如何认识系统、构筑系统、优化系统的运作机制。首先，是通过调查研究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全貌、以科学论证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扩大社会参与凝聚多元合力，为有效运用系统观念奠定前提基础的前瞻性认知机制；其次，是在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中注重处理好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意义的重要关系，推动经济社会总体布局、全面发展，以总体布局与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结构协调机制；最后，是注重改革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协同高效，直面深层矛盾、解决关键问题的系统集成动力机制。认识系统的前瞻智慧、构筑系统的实践哲学与优化系统的改革勇气，三者的深度耦合使五年规划不断从蓝图变为现实，彰显出系统观念的强大生命力。

新媒介时代“非人类”知识权威的媒介化生成与传统文艺批评本体论的式微，使文艺批评的知识生产置于范式转换的关口。同时，新媒介文艺批评在实践中显露出批评主体异化等“批评之殇”，促使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引入“反身性”的视角。此处的“反身性”并非启蒙意义上的一般“反思性”，而是一种具有特殊意涵的自我指涉、自我对抗与自我省察；它更作为一种元批评层面的方法论原则与新的知识生产范式而凸显。进一步看，反身性与纷繁复杂的新媒介文艺批评现实之间形成双向互动的内在张力，并与未来批评主体的建构相契合，可以通过回到理论源始处的元批评和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点两个维度实现新媒介文艺批评的“反身性”建构。

燕京八景源于潇湘八景，其始大体存在金代或元代之争议。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从文化起源与时代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认为燕山八景应始于金代而非元代。通过梳理燕京八景的形成与演变可见：金代明昌年间金章宗首创“燕山八景”之名；元代相关文学书写推动其初步定型；明代北京八景诗画创作强化了景观的政治属性；至清代乾隆朝重定景名与序列，进一步凸显了皇权的空间秩序与天下意识。燕京八景的形成，是“南景北移”的成功实践，体现了新的审美眼光对北京山水的发现，也折射出了传统社会中政治结构、权力机制与文化心理的互动过程。作为一种政治景观，燕京八景在文本与图像的反复再现中完成名胜化与再生产，成为承载北京都城文化记忆与多民族融合经验的重要象征。

诗句是宋元诗话中的重要讨论对象，并在事实上成为这一时期诗歌批评、创作与学习的基本单位，“以句言诗”因而成为宋元诗学中的普遍现象。既有研究多从摘句批评、警句传播、句法承袭等角度展开，尚缺乏对其系统性影响的整体考察。实际上，“以句言诗”既推动了古代诗学的细化发展，促进了诗句锤炼及宋诗风调的形成，也在诗学系统内部造成了多重遮蔽：诗歌的批评因此时见断章取义，标准单一化而忽略语境、文体对诗句评价的重要参照意义；诗歌的创作因诗人致力于其中的警句佳联，加大了诗句与诗篇在创作过程和艺术风格上的游离，影响了诗人连贯的情感和构思；诗歌的学习和修养因以前人组句、对句之法为范本，导致诗联中的字词、意象和表达结构雷同度高，加速了诗学语言系统的自我复制。后人对宋诗的非议部分源自于以上遮蔽，但论者因缺乏系统性认识而并未令自身诗学观念与之完全划清界限。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防范是金融安全治理的核心命题，但其传统法律规制框架面临微观审慎监管失灵、风险成本外部化及制度激励扭曲等结构性困境。基于法经济学的“效率—激励”分析范式，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源于资产端的顺周期投资激励、负债端的流动性转换异化、网络关联性引发的风险传染及法律工具对顺周期效应的适应性不足。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本质在于实现法律规则与市场激励的范式耦合，需从机制重构与制度优化双重路径推进：机制上应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早期干预法定化及权责再配置体系，并依托监管科技以推动机制适应性进化；制度上应通过梯度化责任、激励相容监管、市场约束法治化及跨境治理协同，构建成本内部化与风险防范内生化的法律框架。

数字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在技术原理、应用方式及潜在影响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可通过证据要素的数字化解构与重构、证据类型的创新性拓展、证据关联性的深度挖掘及证据标准的数字化统一，实现证据规则运用的智能化革新。但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证据资格归属争议、算法黑箱遮蔽决策逻辑、算法权威性造成证明责任隐性转移，以及历史数据偏见固化为隐性推定等风险。因此，应建立动态证据分类框架与双阶审查机制，强化算法透明度与专家辅助制度以保障质证实效，同时植入数据清洗与偏见检测机制阻断隐性推定。最终，要确立“人为主体、技术为用”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回归辅助本位。

基于中国进入消费升级的新阶段的特点——消费结构正由传统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加快转型，对政府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在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发挥作用进行研究。在传统总供给—总需求（AS—AD）框架下，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作用机制加以分析，并在考虑服务消费的动态模型中假设政府公共支出影响私人部门的贴现因子，分析财政政策对就业与消费的动态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在引入服务消费后，传统凯恩斯乘数效应下降，财政刺激的总体效应减弱，但仍可在特定条件下促进消费增长；第二，若贴现因子为常数，政府支出虽能提升产出和就业，却可能抑制消费；第三，若公共支出改善居民预期，积极财政政策可同时促进产出、就业与消费。为此，应强化财政政策规模与结构对消费升级的应对；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改善社会预期中的功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生产效应”与“预期效应”的双重目标；完善财政政策评估体系，推动理论创新与政策协同。

基于山东、河南764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了生产托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生产托管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农业收入及非农收入，进而带动总收入水平提高。第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环节托管在更为有效提升非农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总收入带来了更大的增收贡献；而技术密集型环节托管则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此外，生产托管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也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就总收入而言，生产托管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提升作用最大；就农业收入而言，生产托管对中高等农业收入农户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就非农收入而言，生产托管对非农收入的提升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递减。第三，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托管通过农业机械使用和先进技术嵌入促进了农户收入水平提升。据此，政府应不断提高对生产托管的政策支持和推广力度，同时应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和不同类别服务制定专门的匹配机制和提升方案。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窗口期。为此，基于城乡空间的研究视角，阐释优化城乡空间结构通过促进分工协作与互惠共生、产业布局升级与调整、生产要素循环畅通、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内在机制，推动城乡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有序、生态空间清洁可持续，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结合当前发展实践，研究发现中国仍面临着城乡空间协调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土地与人口空间配置亟待优化及乡村多维“空心化”较为突出等问题。对此，应立足城乡发展客观规律，加强统筹规划与管理，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和形态，走多元促融之路；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走协调发展之路；推动县城高质量发展，走载体带动之路。

社区更新进入存量治理阶段，其协同成效取决于多元主体能否在复杂利益格局中实现有效决策，而信息机制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现有研究多聚焦参与模式与技术应用，缺乏对信息在协同治理中作用机制的系统阐释。基于“信息场”与“流空间”理论，构建“内环信息生命周期—外环协同决策链条”的双环分析框架，并通过两个代表性典型案例的质性对比与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信息在多元参与和决策效能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机制显著提升协同决策质量，在“参与水平—决策效能”路径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其中反馈机制、信息透明性与可理解性影响最为突出。数字化信息平台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流的透明度与反馈效率，但也带来一定的数字鸿沟风险。优化信息采集、转译、分发与反馈的闭环机制，是提升社区更新协同治理效率与公平性的关键路径。

城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空间，城市社会活力的激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中国城镇化率的持续攀升和数智化时代的到来，既为城市社会活力释放提供了新空间，也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城市治理的领导核心，在城市激活社会活力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组织、凝聚、服务的作用，形成了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数智引领四大机制，为激发社会活力提供了治理环境、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力，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释放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拓展党建的双向互构关系。在数智时代，要把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活力推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就需要站稳人民立场、整合基层党组织资源、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要求、推进数智技术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