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其具体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仍有待进一步厘清。产业是生产力的主要载体,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超常规的任务型资源配置手段, 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四面出击”, 明确的目标设定是其有效实施的前提。研究表明, 不同产业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并无统一模式可循, 需在精准识别各产业核心制约因素的基础上, 设计差异化路径。具体而言, 针对传统产业, 应通过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速其改造升级;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通过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加速其培育壮大; 针对未来产业, 应通过持续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加速其前瞻布局。

跨界民族在政治上分属于不同国家, 但在文化上保持着紧密联系, 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持续演化的二元张力。这种张力通常表现为冲突、疏离与协同三种典型状态, 对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现代国家认同建设不应以消解民族认同为目标, 而应通过包容差异、优化制度设计, 引导二元张力从冲突型、疏离型向协同型转化, 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优化跨界民族的认同张力须坚持国家尊重与包容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优先的原则,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法治制度建设, 保障平等公民身份与权利; 提升公共服务公平性与边疆地区发展水平; 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互嵌式民族社区, 促进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群际互动与融合。通过这些举措, 可将潜在的张力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积极力量。

在晚明文坛上,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崛起, 对晚明诗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安、竟陵在对于奇人的推崇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但在奇人的内涵认知上却产生了巨大分歧。钟惺、谭元春笔下的奇人往往具有严冷的性格底色、深细的性格特征、幽静的隐逸气质、深厚的道德修养与好古的学术追求。这些因素反映到竟陵派的创作理念与审美方式上, 便是一种严谨审慎的创作态度、深心细致的审美特征、静心冥会的写作状态、入之以厚的诗学目标以及引古接今的学古方式。中晚明以降的奇人往往带有鲜明的狂者气息, 而竟陵派则将诗歌创作的理想主体由外向型的“狂者”转变成了内向型的“狷者”, 同时赋予了奇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道德内涵, 这使得钟、谭的诗歌气质更加偏向于渊静而非灵动, 同时也促成了晚明诗歌在审美方式与创作方式上向传统雅文学的渐趋复归。

《国粹学报》是观察晚清诗文的重要刊物, 其诗文栏汇聚了各大文学流派的作者。在“文主汉魏六朝, 诗宗宋”的指导思想下, 汉魏六朝派与宋诗派这两大近代诗文流派得以同台切磋、相得益彰。汉魏六朝派汲取了宋诗理趣, 宋诗派亦呈现出汉魏六朝诗文的质朴高古、情真意切。他们率先从汉魏六朝文学中提炼出“情”的主旨, 在情景交融与悼亡怀人等方面成就突出, 与近代重抒情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相呼应。《国粹学报》中刊登的晚清诗文不乏真挚动人、清新自然、抒情达意之作, 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文学的要素。通过《国粹学报》对晚清两大诗文派别进行考察, 能够发现一些被主流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面向, 凸显晚清诗文新变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转化中的重要价值。

中西文论都存在着“以人(或生物)喻文”的现象, “人化文评”和“有机体”譬喻可作为比较的切入点。“人化文评”表现为在文体论中以喻象铺展呈现对文章从语词到立意的诸要求, 在创作论与风格论中, 评价作者人格的词汇亦可平移至作品中。西方的生命之喻可追溯到古希腊, 之后浪漫主义以“有机体”反对“机械论”, 柯尔律治用植物生长之喻强调主体创作时心灵的生长性、整体性、自发性。新批评以“有机整体”强调文本内诸要素“矛盾中的统一”, 但过分关注文本内部技巧, 最终走向形式主义。钱钟书以“移情”解释中西差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人化文评”亦关注客体规则, 但“器物”并不与主体相对立。中西文论的生命之喻都存在着文本和作者两个维度, 都注重“整体性”特征。但前者依托于“天人合一”下万物相互应和的整体, 中庸思维和诗性表达体现出隽永感与人情味。而“有机整体”虽试图弥合主客对立, 但该概念本身就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 该譬喻亦更具人工性和现代感, 细致的逻辑推理和多维探究体现出西方思想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

聚焦于“获得感”这一核心维度, 分析了当前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获得感感知不足的现实表现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 破立并举不够协调、区域要素流动极化、市场规模成长滞后、要素流动限制、监管标准差异及公共服务不均等因素, 削弱了民众与企业对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的真实感知。基于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科学等理论, 提出了制度创新赋能、程序正义公平、增强国内循环、公共服务优化四维驱动机制, 并具体设计了围绕要素自由流动与竞争规则统一两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品质的改革路径与机制。研究认为, 只有将战略与政策的红利切实转化为市场经营主体与民众可感知的实惠与便利, 才能凝聚改革共识, 构筑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能。

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下, 数字技术能克服乡村治理的脆弱性, 构建韧性的乡村治理体系。基于“统合治理”视角, 数字技术对乡村韧性治理的赋能机理在于: 技术赋能下的问题识别; 组织重构下的主体在场; 治理转型下的韧性重塑。然而, 实践检视发现其存在问题识别难、主体在场难及韧性重塑难等现实困境。为此, 以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村情通”为例,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构建了新公共治理与数字技术协同治理的进阶路径: 一是通过包容性数字化, 实现治理问题的精准识别; 二是通过与乡村集体决策规则的融合赋能, 实现治理主体的虚拟在场; 三是通过建立以农民为中心的平台化组织, 实现治理方式的韧性重塑。研究表明, 将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融合, 不仅是实现数字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 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策略。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参与回潮现象, 表现为在参与激活的民主转型过程中重新趋向参与不足状态的动态演进, 区别于持续低水平的参与或参与激活失败。与全球“民主回潮”和帕特南“参与衰减”理论相比, 参与回潮具有非同步性、非整体性和政权性质无涉的特征。以“一事一议”为典型案例分析显示, 群众参与的激活高度依赖且受制于行政力量, 其本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具, 服务于政权建设、风险控制和发展目标。随着乡村治理迈入强国家时代, 国家能力的增强使其从依赖参与赋能的风险控制策略, 转向倚重剥离参与的控制模式, 从而系统性地挤压自治空间, 触发参与回潮。参与回潮可独立于治理效能而发生, 并不等同于民主倒退或民主失败。基层民主发展需要正视规范性价值与政治性权力基础的张力、行政权力下沉与群众参与激活关系的动态转换, 以及群众参与激活和治理绩效均等化目标间的复杂悖论。

低空飞行与传统航空在飞行计划性、空域利用、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 传统监管范式具有不适应性, 特别是低空飞行器“低慢小多”的运行特征对建立于“高空、高速、大型航空器”管理经验之上的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构成了系统性挑战。激励式监管作为新型治理工具, 通过利益诱导机制协调安全与发展的价值张力, 但其在实践中面临着“激励”与“监管”的内在冲突及自由裁量权边界模糊的法治困境。前者根源在于低空经济领域财产权配置的宪法逻辑尚未厘清; 后者则表现为因规则抽象、标准情境化及介入时序不确定所导致的裁量限度迷局。要破解“激励”与“监管”的冲突困境, 须构建融合行政指导、行政协议与负向激励的复合型治理机制, 以实现激励与约束的辩证统一。在自由裁量权规制方面, 应通过低空空域分类、航空器分级监管及多元协同监管等制度设计, 将主观裁量转化为客观规则适用, 从而增强监管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国家教育权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涵盖国家主导教育的历史传统, 家国央地秩序分明的国家教育体系, 以及通过教化引导、伦理规范和贯穿育才选材全过程的教育评价导向。理论层面, 对于国家教育权的规范塑造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从文化维度丰富和拓展国家教育权内涵, 化解国家教育权与受教育权保障之间的结构张力, 推动国家教育权从制度文化到国家理性的规范转化。实践层面, 国家教育权宪法实践的多维呈现应以中华法系为根脉融合马克思主义法学创新成果,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教育权理论, 同时, 在教育法治实践中贯彻国家教育权的文化要义, 将“教化传承”“立德树人”等传统精髓融入教育法治文化, 进而在教育法典编纂中推动国家教育权的体系化表达, 以科学方法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制度定型。

学科交叉是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以我国256所高校自主设置的884个交叉学科为对象,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 测算交叉学科的节点中心度、模块化和异质性特征, 对交叉学科的网络结构开展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高校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规模总量大且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样态, 工程学科和部分经管学科处于交叉的中心位置, 农体艺中医和部分国防学科参与交叉不足, 同部类学科凝聚力强并形成了环境与建筑、人文与社科、工程与力学、农林与医学四大学科交叉模块, 学科交叉异质性整体偏弱且自然学科的同质交叉明显。对此, 应优化高校的交叉学科建设, 需要继续提供政策引导和保障, 鼓励高校结合特色和战略需求开展多元化的交叉学科建设, 同时建立良好的学科交叉生态, 提升学科交叉的异质性结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