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系统梳理物质实体、行为活动、语言文字、艺术创作等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多元符号表达形式, 并以赵尚志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的符号化表达形式为案例进行分析, 认为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情感纽带连接、记忆传承强化、价值观念塑造三大机制来实现。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红色文化传承中革命精神符号化表达与认同建构的优化策略: 充分利用网络与实体空间, 结合产业融合优势, 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教育、文创、科技等领域融合; 完善红色文化传播渠道与平台建设, 建立健全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管理机制, 加强数字赋能与科技赋能; 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特色红色文化教育活动, 营造全社会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 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促进革命精神认同。

旗地是清朝八旗制度的经济基础, 也是其立国并实行民族压迫的重要支柱, 主要分布于畿辅、奉天与八旗各驻防地。民国肇建, 开始对旗地实行清丈, 划定等级, 收取地价, 颁给执照, 改旗地为民地, 此谓之“旗地变民”。以畿辅、奉天、南京三地为研究对象, 考察民国初期旗地丈放的缘起、过程、影响可知: 通过丈放, 民国政府收取价款, 贪官污吏借机自肥, 逊清皇室、王公、旗人上层在收取地价的同时售出土地, 地主和租户(佃户)则通过价买旗地经济上得以壮大。旗地丈放延续三十年之久, 导致八旗土地制度彻底瓦解。随着旗地转为民地, 寄生性旗人地主不复存在, 围绕地权形成的讼案大为减少, 全国田赋税制为之统一, 新生地主和自耕农对生产倾注更大热情,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旗地民地化亦促使满人摆脱旗制束缚, 走上自谋生计的道路。

我国非刑事法律中刑事责任条款对刑法的再法典化具有重要价值, 其功能应保留并进一步强化。这些条款在立法上引领、限制着国家刑事追诉权, 在司法上起着填补空白罪状、补充解释刑法等作用。然而, 其在近年来呈现出萎缩态势, 且普遍存在着责任类型界定不清、犯罪圈划定过大等问题, 所体现出的刑法工具主义倾向更要为之后的立法所警惕。刑法的再法典化需要一体化整合刑法与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 提升刑法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对此, 应当破除刑法典垄断刑法规范的执念, 采用刑法典编纂加附属刑法汇编的立法模式, 动态调整刑法的规范内容, 维护刑法的整体稳定; 同时, 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角下妥善处理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其他法典、刑法修正案的关系, 并克服刑法工具主义倾向, 对涉刑事责任条文进行简化整理, 提升刑法的体系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城乡关系历经了二元体制的形成、高速增长中的发展失衡及全面融合发展等阶段, 贯穿其中的是土地制度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变迁。利用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构建起统一的分析框架, 解构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中地租的产生与生产性利用问题, 发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满足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巨额资本, 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以“地价剪刀差”的形式集聚起了大量的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正是不同时期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工业发展模式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均衡配置, 形塑出了阶段性的城乡发展失衡状态并构成了下一阶段优化生产关系的基础。对此, 在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时, 须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与城市内部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二元定价体系; 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城乡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系; 厘清土地、户籍及其相关的财税体制的协同关系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利用2009—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地市级数据, 选取社会信用体系改革的试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 实证分析了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其影响机制包括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交易成本。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且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样本期间、增加遗漏变量和改变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地区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 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优化信用评价应用场景, 将信用评级嵌入供应链金融、政府采购等关键领域; 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供给, 对中西部法治基础薄弱地区加大信用基础设施投资,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信用+”金融产品, 通过制度创新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

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赋能、就业带动、要素流动、生态富民等内在机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但同时也面临着产业升级转型中伴随着劳动者技能供需不匹配问题逐步凸显、新技术新科技的推广应用中可能会加剧农村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数智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共享资源要素不均衡、信息泛滥与便捷化的传播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问题。为此, 需要加快提升新型劳动者职业技能, 壮大农民走向共富的主体力量、扩大技术应用的创新供给范围, 打造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力、注重完善数字化共建共享机制, 增强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构建精神文明引领示范机制, 筑牢农民精神富裕的思想之基。

课堂沉默是中小学生一种参与课堂学习的隐匿行动和策略性自我保护的生存艺术。中小学生往往通过服从性沉默、参与性沉默和抗争性沉默等心照不宣的个体行动, 对教师教育权力的挤压和社会文化惯习的塑造等实施多种多样的抵抗式回应, 这些抵抗既反映出中小学生作为大多数弱者的身份和生存策略, 又折射出课堂沉默背后的价值扭曲。为了扭转对“课堂沉默”价值的误判, 教师要克服对中小学生课堂沉默现象的简单化、随意化和非伦理化处理, 正当行使教师的教育权力, 构建合理的课堂沉默美德观, 保持中小学生有意义的课堂沉默与高质量言说之间的张力。

加快世界人才中心建设需要研究型大学的积极参与, 这是知识生产驱动的现实需求、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需求和全球人才博弈的内在需求。为响应这些时代诉求, 我国研究型大学应立足教育流、科技流和人才流“关键三角”关系, 以知识共享与创设、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输送等方式参与其中。但在实际参与过程中, 研究型大学仍然面临着学科知识交融相对滞后与知识生产主体优势式微、科技创新输入与输出衔接过程不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集聚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等参与难题。为此, 应通过重塑知识生产主体竞争优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优化拔尖创新人才作用基础等关键路径, 进一步强化教育流、科技流和人才流之间的“三位一体”发展, 助推研究型大学积极参与到我国世界人才中心建设浪潮之中。

基于通讯审计与配对设计的实地实验考察了生育支持对于雇主歧视的影响, 结果显示: 即使求职简历中呈现出相同的生产效率, 雇主依然歧视未标注生育支持的求职者, 为他们提供更少的联系与面试机会; 在简历中标注生育支持不仅会提升母亲的雇主回应率, 还会提升父亲获得雇主回应的概率, 无论求职者为父亲或母亲, 标注生育支持都会节约求职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在标注生育支持的样本中未发现雇主的性别歧视, 这一现象仅在未标注生育支持的样本中得到部分支持。认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就业政策应兼顾就业促进与就业公平, 通过规范企业招聘行为与开发新型测评系统消除基于抚育责任的雇主歧视, 同时应完善社区生育支持、转变就业帮扶思路并做好宣传引领工作, 共同保障育龄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老年人自身的主体积极性及其功能发挥途径亟须关注。在社会连接理论指引下, 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根据老年人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参与情况, 运用潜在类别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 进而分析其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老年人社会参与有疏离型、弱连接型和强连接型三种模式, 以弱连接型为主; 社会参与模式归属与老年人自身特征有关, 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化态度的影响显著且稳健, 相比疏离型, 弱连接型无特别优势, 而强连接型的老化态度明显改善, 这一改善主要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关系网这一对主客观因素来实现; 强连接型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老年人中并不一致, 表现为其对女性、低龄、阶层高和地域环境优的老年人影响更强烈。今后, 社会政策与服务在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时要特别重视这一群体的内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