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标识性范畴，是经由“两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根本指导，立足人民主体性，明确规定了其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遵循“两个结合”的核心逻辑，“第一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根基，“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推动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深度贯通，形成具有鲜明主体性与文明性的文化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体现出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特质。其文明意义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叙事，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开辟独立自主的文化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重塑公共话语与信息生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舆论引导机制与价值认同构成多维风险，具体表现为信息内容可控性降低、认知操纵隐蔽性增强及共识形成过程日趋复杂化。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视为多元主体、技术逻辑与制度环境持续互动、协同演化的适应性系统。重点考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的背景下，技术平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关键行为体的互动机理，剖析技术迭代如何触发并放大意识形态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未来治理应致力于推动技术规制、制度创新与价值引导的深度融合，构建既能回应技术迭代风险又能促进系统韧性提升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动态演化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稳定。

GenAI在提供高效教育辅助的同时，其潜在的生成幻觉、虚假信息、算法偏见、数据黑洞与人为操控等风险，以及AI竞争加剧背景下的政治工具化趋势，对教育应用领域构成了严峻的信息污染挑战。为探究GenAI教育信息污染的生成机制及其潜在安全风险，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框架，通过对17类信息污染类型的系统分析，识别出AI技术内在因素、人为操控与不良信息植入、自然“交互—反馈”回路及AI政治工具化等关键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enAI教育信息污染升级为国家安全危机的转化模型，揭示其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的路径与条件，并剖析了当前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为应对这一挑战，进一步提出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网状扁平—多维协同—敏捷柔性”的复合治理路径，分别从顶层设计、中观落实与微观赋能三个层面协同推进，以提升教育系统在人工智能环境下的信息治理能力与安全韧性。

数智化和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银发经济既是中国统筹经济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积极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关键着力点。数智化转型与人口的老龄化相互交织，形塑了加速银发经济新业态发展的现实逻辑起点。数智适老化是驱动银发经济新业态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银发经济新业态亦为数智适老化转型提供了内生力量。数智适老化与银发经济新业态的深度耦合，不仅激活了长寿人口红利，推动了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的现代化，而且加速了银发经济产品和服务的智慧转型。为此，以数智适老化驱动银发经济新业态发展，要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新业态的监督管理，以虚实融合发掘新业态的发展潜力，以区域联动塑造新业态的产业集群，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经济新业态的力量。

银发经济是以老年人为消费主体的经济形式，可有效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产业载体。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特征持续深化，亟需新的经济形式精准赋能。从赋能逻辑看，银发经济通过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发挥共同富裕效应，加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前，我国银发经济发展存在银发群体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完全激发、供需错配矛盾凸显、行业规范治理存在短板、养老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等瓶颈。在实践取向上，应通过强化银发消费支撑体系，提升群体消费活力；优化适老产品服务供给结构，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健全养老行业治理体系，强化标准与监管力度；聚焦服务质量升级，构建专业化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共同富裕。

立足当前国内发展需求及国际复杂环境背景，系统阐述了新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内涵、构建逻辑及推进路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在确保市场运行基础的微观逻辑、破除市场分割及打造区域市场一体化的中观逻辑、科学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宏观逻辑框架下建设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其具备“六个一”的重要内涵，以及市场统一、竞争充分、高度开放、运行有序的内在特征和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灵活的外在特征。在理论上，建设具有大国优势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上，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打破条块分割及破除行政垄断的制度保障，是消除内耗、提高国内国际资源配置效率的坚实依托。当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重重壁垒，应从推进“两统一、一联通”、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领域重点突破。

技术属性、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三者之间的互动，是理解基层数字治理效果的关键框架。基层治理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与基层治理结合中的变异，具体表现为行动者在特定结构约束和技术条件下，为适应内外部主客观取向而采取“形式化”应对所带来的一系列偏差现象。从本质上看，基层治理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并非仅由技术异化引起，而是技术、制度与行动间关系错位问题，是背离工具理性、实践需求与治理目标的价值谬误、行动偏差和结果偏离。对此，应当在治理有效目标导引下，通过完善结构性制度、扶正“技治”思维、调适组织行动等方式，推进技术与治理有机融合，实现基层治理数字赋能。

数字中国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而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资源的充分供给。政府开放数据制度从客体属性、主体定位和制度目标三大维度实现了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继承性发展，成为促进数据资源利用、驱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推进国家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但政府开放数据制度在本土实践中面临着多重困境：治理结构上存在横向和纵向的失衡，分别表现为区域平台建设步调不一致、管理主体和权限不统一；开放范围上开放制定不规范、数据资源正外部性不强；制度体系上缺乏协同性，导致数据共享和流通困难；开放执行上存在着专门化和专业化不足，影响数据资源的持续供给和流通。为此，应坚持政府平台的核心地位；加强平台内外联通，扩大数据开放范围；贯彻价值共建共享理念；加强平台运营持续性，保障数据传输安全；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建立统一的数据安全标准，保障政府开放数据安全、高效。

基于女博士研究生群体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随机森林算法，实证分析重要他人的决策性控制、主观规范与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重要他人与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的关联具有异质性与阶段性，父母期望与朋友生育行为呈正向促进，同事生育行为呈负向关联，而公婆期望、配偶决策权分别在未育阶段与二孩决策期表现出显著关联；重要他人对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的特征重要性由强至弱依次为父母的指令性规范、朋友的示范性规范、公婆的指令性规范、同事的示范性规范、配偶的决策性控制；传统生育观念（“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重要他人决策性控制、主观规范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现代生育观念（“少生优育”“丁克”）对重要他人的主观规范起负向调节作用。为此，应构建“工作—家庭平衡”的支持性环境，激活重要他人对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的助推效用，关注高学历女性的生育价值观重塑。

拔尖创新人才多主体协同育人系统是多主体互补互融、双向赋能、价值共创的有益实践，多主体协同有益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高质量培养。该协同育人系统具有聚集性、非线性、流及多样性的特征。其中，聚集是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前提，非线性是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流是多主体协同育人的资源基础，多样性是多主体协同育人的突出特征。借鉴CAS理论，在微观层面，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多主体协同育人系统的刺激—反应模型，以研究单一主体自适应性行为; 在宏观层面，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多主体协同育人系统的回声模型，以研究多主体交互的宏观行为。面对复杂环境的不确定性，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多主体协同育人系统的构建，应提升“流”的通畅性，以促进资源的有效流通；打造标识概念，以吸引多元主体聚集；完善制度建设，以营造适应的育人环境；倡导主体联动，以形成共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