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的“大一统”历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连续性方面，清朝君臣认为元朝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可以传承中华统绪、有入主中原的权利，清朝统一边疆时借鉴了过往王朝经略边疆的经验，一些边疆民族首领亦了解自身与中原的历史联系。在创新性方面，清朝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边疆管理制度会因时制宜变革；清朝还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得帝王庙祭祀范围更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在统一性方面，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地方贵族，或是各族兵民，都深度推进或参与了“大一统”进程，为清代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在包容性方面，承德地区各民族汇聚，宗教多元，各民族相互交融。在和平性方面，清朝优先以和平方式推进边疆统一，且在统一后并未对外扩张，不唯如此，其在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时坚决反击外国入侵，但不以占有他国领土为目的。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彰显在清代或中国古代虽然具有历史规律性，但也受到时代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提出的重大命题。首都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其现代化必须坚持首善标准、强化首都功能、实施减量发展、实现区域协同。首都人口高质量发展则以首都现代化为发展依托，核心要义是塑造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人口高质量发展寓于现代化建设的动态进程中，既为首都现代化建设提供理念支撑、要素支撑和手段支撑，也是首都现代化的现实结果。为此，应深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认识、注重保障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公平发展的各项权利，形成耳熟能详、通俗易懂、广泛认同的理念口号；锚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多措并举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深化人口治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实体性保障机制，统筹人口战略规划的制定、实施和协同应对；发挥人口高质量发展对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器”作用，确保首都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古代舆图与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舆图呈现出山水化的发展趋势，山水画显示出舆图性，二者兼具写实性、艺术性、哲理性。舆图与山水画作为国家地理形象的图像呈现，被赋予了明德、治乱的意义，是赵宋王廷构建“大一统”、塑造“丰亨豫大”王朝形象，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媒介。舆图与山水画交互性及政治隐喻说明，北宋时期的山水图画不仅关乎着国家地理形态的摹写及山水艺术的心灵化，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建构问题。立足北宋夷夏分立的政治背景，综合运用艺术观念史与图像学分析方法，通过探究舆图与山水画源流、功用、画中元素及其象征意义，揭示了北宋政治潜藏着的艺术与审美特质，拓展了绘画史、北宋美学史的研究范围。总体而言，政治理想是北宋山水艺术风格与主题生成的重要动因，山水图像则是国家地理观念传承与演变的关键方式，艺术、政治与地理三者深度交融，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地理图像的叙事模式。

清代琉球册封使在出使琉球时对琉球这一域外空间进行了文学书写，主要包括天使馆的日常空间、琉球八景的地理空间与竹枝词中的社会空间。在天使馆的书写中，他们以空间标记自我身份，寄托对崇高功业的向往，又将天使馆定义为“他者”，在与日常空间的交互中建构丰富多面的自我形象。在此基础上，又以八景诗为中心形塑了琉球地理空间。八景的选取体现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空间秩序，八景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恋地情结，赋予琉球地理景观特定的文化含义，使之成为既具审美性又具时间性的文学景观。琉球社会空间的书写，从民居、衣冠、生产方式等方面突出了琉球社会的异质性，在文化、习俗、制度中异中求同，寻求汉文化痕迹，使之成为融入了主观价值的文学形象。清代琉球册封使对琉球不同空间的在场性书写，建构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与琉球的文学形象，拓展了清代文学的书写空间。

诠释学理论是赫尔德语言哲学、历史哲学、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的诸多思想观念构成了现代诠释学的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赫尔德的诠释学理论都处在诠释学传统及其研究的边缘地位，重新审视赫尔德的诠释学理论及其影响有助于澄清其在现代诠释学缘起和发展中的先驱地位。赫尔德重新界定了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驳德国启蒙时代符号学诠释理论的两个理论预设，即语言仅作为先验表征之可见符号及文本和话语本身具有完全可理解性，提出思想与语言之间具有共生关系，将诠释活动开启为与诠释对象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从而为诠释中的意义对抗打开了空间。赫尔德在其莎士比亚研究中逐渐发展起一种历史主义诠释学，其对理解的历史条件性和认知偏见的结构必然性的揭示和强调成为现代诠释学中的关键内容。赫尔德在大众哲学的思想潮流中呼吁建立诠释学的人类学转向，促进了诠释行为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深刻转变。

近年来，伴随着过度竞争与经济理性在教育中的不断影响，以及标准化的教育生态对学生主体性的不当压制，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关键环节——闲暇，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遭受持续挤压，这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构成了阻碍。闲暇作为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支撑，为沉思提供深度无聊的契机，进而为指向创造的非逻辑能力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空间，最终通过对自由环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的自我力量，塑造创新性人格。解放理论为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闲暇缺失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解决路径，可以通过夺回时间的栖息地保障学生充分的闲暇时刻，通过打破教育中物质与精神的标准化应试符号体系达成学生感性的再分配，通过推动对预制逻辑的时间错位构筑创新型学习生态。

利用2013—2023年中国A股804家电子信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创新效率、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软件与网络服务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人工智能对企业创新效率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效率的中介作用未通过检验，且创新效率对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起到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企业普遍较低的成果转化率有关。因此，应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深度融合应用；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要重视成果转化问题；还应针对企业规模、行业、地区等因素，引导构建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体系。

基于DeepSeek在关键核心技术封锁下依然取得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突破的典型案例，结合熊彼特创新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构建了有志企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三元一体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人工智能如何实现科技赶超这一重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源于企业创新、市场培育与政府引导的有机协同。具体而言，企业以创新抱负，制定创新策略；市场强化供需牵引，驱动生态演进；政府完善制度设计，引领创新布局。这种创新协同推动了战略科技自主可控，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激发了民营经济活力，更深化了科技创新的人民性。为实现前沿科技的进一步突破，企业应立足优势领域构建技术生态；市场须完善金融、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配置机制；政府应强化基础设施布局与前瞻性政策引导。

利用2022年7月至2024年11月实地调研的31个乡村数字治理典型案例，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呈现三种组态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型，即通过财政补贴、技术赋能和制度设计，由政府与乡贤等第三方协同合作，构建价值共创环境；二是技术耦合的资源依赖型，要求村庄具有良好的数字基础和资源禀赋，以政府和外部关键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共享；三是制度驱动的结构导向型，注重通过制度规约、利益联结和情感链接，强化组织网络和社会资本，推动治理结构自我演化和持续优化。为此，要差异化构建价值共创环境，强化制度规约的适配性，促进技术有效性转化；系统整合价值共创资源，发挥资源主体自身优势；动态优化价值共创结构，构建利益联结创新机制，重视情感链接的软性作用。

基于省级数字政府评估数据和CSS2021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了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整体上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其中数字政府的基础设施、应用平台、安全保障发挥关键作用，而数据资源和服务体系的作用有待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通过改善政民互动体验，包括公共服务感知、依法办事感知、信息透明感知、政府回应感知，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接入鸿沟) 并不影响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而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数字使用鸿沟) 则显著增强了数字政府建设对政民互动体验的正向影响，以及政民互动体验在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未来应着力提升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水平，完善在线服务体系，同时以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弥合数字使用鸿沟，更好地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