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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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刘彦青

2016, 0(10): 4-1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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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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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孙文起

2016, 0(10): 15-2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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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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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五言诗用“语助”论

刘洋

2016, 0(10): 23-3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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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在评注诗文时,将无明确意义的字词称为“语助”。“语助”入诗作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常用技巧,至迟在宋代已经被论诗者所关注。“语助”虽无实义,但通过分析具体诗例,可知其在诗歌中能够起到填充音节、延宕节奏、抑扬语气、丰富诗意层次等作用,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古人使用“语助”时还遵循一定的规律,不同类型的“语助”往往被安排在五言诗句中的特定位置,这与五言诗歌的节奏、结构特点密切相关。探讨“诗用语助”现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虚实相生”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独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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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从简·奥斯汀小说的接受传播过程说起

朱琳

2016, 0(10): 31-3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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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来奥斯汀小说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为如何看待和对待文学经典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奥斯汀的小说经历了自身价值不断被发现与显现、在多重外力作用下从通俗文学走向文学经典的过程;在大众消费文化时代,奥斯汀小说作为源文本不断衍生、被开发,由文学资源成为文化产业链的资本。大众传播形式固然有削弱文学经典严肃性和深度感的一面,但经典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各种重构和阐释为奥斯汀创作注入活力、延续生命,构建出文学经典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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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贾平凹小说的“卖点”分析

胡功胜

2016, 0(10): 39-4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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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消费强势启动的当下社会,贾平凹小说的“卖点”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他为当代文学呈现了一个具有鲜活日常生活观感的文本世界,成为全球化、城镇化时代的一种稀缺资源;他作品中神秘的超现实生活,对于喜爱追新逐奇的文化大众来说,可谓是投其所好;赤裸裸的性与精美的文化包装,也为贾平凹的小说文本制造了大量“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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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春秋时期家臣职权扩展与宗法制嬗变

章丽琼

2016, 0(10): 46-5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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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小宗世袭为大宗家臣,异姓亦可世袭为家臣,“事保厥家”乃其职责。然至春秋,家臣势力逐渐增强,由西周“事保厥家”的“宗法性家臣”发展成春秋后期“执国命”的“陪臣”。伴随着春秋时期权力下移,家臣权力上升、职能增强且家臣身份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家臣制源于宗法制,在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摆脱宗法制的约束,逐渐发展成为后世帝国时期官僚制的雏形。同时,家臣选任及流动的自由冲击了宗法制下世卿世禄的原则,也折射出宗法制下传统社会观念的演变趋势,最终影响到后世“家”“国”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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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吴南泽

2016, 0(10): 54-6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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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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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唐代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述论

郭丽

2016, 0(10): 65-7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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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留学生在数量上有明确规定,新罗赴唐留学生为每次2人至12人不等,日本约为每次3人至4人。留学生食宿由唐王朝统一供给。留学生主要由鸿胪寺负责接收和管理,他们入唐后会被安排进入国子监六学馆中,与中土学子一起修习经籍文史、算学、书学、律学等专门知识,其中以入太学习业者为多。留学生归国有既定程序,必须先上奏唐廷,获准后方可还国。若得不到唐廷准许,不能私自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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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从唐朝忠臣到护佑北京——宋元明时期二徐真人信仰的发展历程

周中梁

2016, 0(10): 73-8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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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宋到元代,福州二徐真人信仰的信众为了获取朝廷赐额和进入祀典,先是赋予神灵以姓名,后又将其指定为历史上的南唐二徐兄弟。二徐被塑造为唐朝忠臣,并以“唐遗民”翁承赞作为陪衬。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的病情恶化,官员周讷、方宾向成祖推荐灵济宫道医曾陈孙,二徐信仰由此与皇室建立了紧密联系。明廷营建北京时在靠近皇城的位置兴建了灵济宫。北京灵济宫被赋予了保佑北京军民、庇护顺利迁都的功用,并成为明代皇家道场。同时,皇室将亲信道士安置在灵济宫,也从灵济宫道士中选拔道官。这些因素使得灵济宫获得国家长期支持,保持香火旺盛二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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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李纲宣和水灾奏议的历史书写

张吉寅

2016, 0(10): 84-9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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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1119)五月,洪水危及开封城的安全。李纲指出此为灾异,劝谏宋徽宗要罪己求言以及改变作为,却被贬外。之后李纲反思北宋灭亡时,将宣和大水视为亡国的征兆。李纲去世后,其宣和水灾奏议逐渐被书写为靖康之变的预言。蒙古崛起威胁南宋生存之时,有识之士不断借用李纲水灾之论劝谏当权者加强国防,防止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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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失败的集权与立威——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周增光

2016, 0(10): 91-10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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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满汉权力格局的角度考察,载沣驱除袁世凯是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亦是少壮派满族王公逐渐集权的必然举措。载沣驱袁的态度与理由发生过明显的转变,最终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是载沣在与其他清廷高层各派系博弈下有所妥协的抉择。驱袁后,载沣并未真正实现集权,他的统治权威非但没有通过驱袁树立起来,反而招致了清廷朝野内外各政治势力对其统治能力的质疑,并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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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清代吉黑“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及其实效考

付永正

2016, 0(10): 102-11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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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清之世,吉林、黑龙江旗籍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已通过一些渠道送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道光十五年。晚清吉黑旗籍官兵整体上对三音哈哈送京以及在京充任侍卫兴趣不强,主要原因有四:赴京当差路上川资数额巨大,在京当差饮食起居成本更是高于在原籍生活,这是经济因素;吉黑旗籍官兵因上无法赡养父母、下无法与妻子团聚的家庭困难,经年饱受亲人离散之苦,这是家庭因素;个人仕途升转与家庭利益得失的综合考虑是吉黑旗籍侍卫等热衷回籍当差的又一主要原因;晚清吉黑旗人群体谋生渠道多元化也是侍卫等选择返回原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之际,清廷先前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日趋解体则是出现上述现象的社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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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禅宗“斗机锋”交际的核心思维模式

杨一姝

2016, 0(10): 113-11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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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机锋”在行为表层体现为双人或多人参与的言语、副言语互动交际。“斗机锋”与一般交际行为存在共性,同时也存在显著差异。“斗机锋”是由禅宗逻辑下的思维系统驱动的,在一般理性下显得不可理喻。“斗机锋”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互动,若剥离其行为表层,则可还原为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对垒,涉及的思维模式主要有五类:“一切现成”思维、“不二”思维、“究竟本缘”思维、“离杀”思维、“空空”思维。“斗机锋”训练的基本目标是消除参与者对固化思维程式的执著,开发更广泛的思维途径。经过训练,参与者可以提升思维的创造性、灵活性和迅捷性,也可能被偶然地诱导发生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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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复杂化与胶着态的邪教与反邪教运动——从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年会审视国际邪教问题研究

陈天嘉

2016, 0(10): 120-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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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ICSA)转型以来,倡导学术交流与实际工作并重。2016年ICSA年会展现了国际上膜拜团体研究领域关于膜拜团体警示教育、脱教咨询与社会治理、膜拜伤害及其测度、膜拜团体前成员康复四个维度新的视角和关切。中国学者的膜拜团体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邪教认定与治理、中国的社会救助与帮辅、邪教与媒体传播、邪教警示教育、膜拜伤害及其测度等方面。邪教的认定、邪教危害程度的标定、邪教形成和伤害成员的机制,将是今后邪教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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