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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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欧洲大学组织结构与教授权力形态

赵昌木

2017, 0(1): 4-1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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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原型大学所创制的学术行会是一个自治团体，也是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它限制和排斥外部权力的介入，保护和维持学术活动的开展，从而确立了专业权威的初步形态，形成教授权力的雏形。欧洲现代大学承继原型大学的行会组织架构，教授通过学者共同体的运作彰显其学术权力，不仅控制院校内部事务的决策权，而且其权力还延伸、扩展至高等教育最高层。在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日益增强、社会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学系制逐渐代替讲座制，教授曾独享的学术权力走向多元共享，这些变革是对欧洲大学教授传统生存状态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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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学前教育文化适宜性反思——以多元文化主义批判为基础

曹雁飞

2017, 0(1): 13-2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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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大潮将世界各国席卷入相互共生的全球化空间，教育场域也充斥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渗透与拷问。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及其行为模式更多地止步于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并未解决文化间平等对话的现实困难。就学前教育而言，对实践过程中文化迷惘现象的反思、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在地化理解和适宜性文化的本土生成，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推进中国学前教育合理发展的应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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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中美网络舆情监控比较

周松青

2017, 0(1): 22-3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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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美网络舆情监控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监控网络公共观点和情绪，试图避免社会不稳定，监控主体和对象间不构成敌对关系。美国监控网络中的人及其行为，建立系统的个人元数据，将所有网络行动者当作潜在恐怖分子。在监控方式上，中国从单个事件出发监控单个个体，以屏蔽网站和限制信息发布为主。美国从监控总体出发搜索触发安全信号的个体，以隐秘方式追踪发布信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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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年龄不实之保险合同的法律规制——以《保险法》第32条第2、3款为中心

梁鹏

2017, 0(1): 33-4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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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龄不实导致投保人短交保险费的情况下，中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享有要求投保人补交保费或比例赔付的选择权，而真正享有选择权的主体应当是投保人。保险法的规定导致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更愿选择比例赔付，这对投保人有失公允，应当例外规定，若保险人对年龄不实存有过失，则投保人可以选择补交保费。在年龄不实导致投保人溢交保费的情况下，中国《保险法》仅规定了退还保险费一种处理方式，这一规定堵塞了双方当事人协商按照比例增加保险金的途径，应当赋予保险人退还保险费或按照比例增加保险金额的选择权。保险人选择退还溢交之保险费时，应一并退还溢交保险费之利息。保险人故意导致溢交保费的，应当按照比例增加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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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

中间品进口与北京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魏浩

2017, 0(1): 42-5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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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业企业大型微观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首次从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进口贸易对北京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可以显著促进北京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口贸易对于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贸易能显著促进轻工业、混合工业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对重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不同行业的表现差异很大。因此，北京市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通过进口贸易进行国际资源整合，促进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升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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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

北京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了吗?

蔡之兵

2017, 0(1): 55-6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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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超大城市之一，北京是否在京津冀区域内部发挥了增长极作用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比较北京与周边区域的基本发展指标和市场潜能结构指标发现，北京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关系处于深层次的失衡状态。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北京带动周边区域能力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北京对周边区域产生了负向的空吸作用而非正向的带动作用。对制约北京带动能力的原因，从北京自身因素、区域联系因素和周边区域自身因素三方面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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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居民家庭伦理的多样发展——广东、河南、甘肃三省三代人家庭伦理认知状况的比较研究

骆风

2017, 0(1): 63-7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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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河南、甘肃3省6个地市，对2000位城乡初中学生及其父母亲、祖辈老人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居民家庭伦理认知总体处在中等和良好之间。家庭伦理认知的代际比较发现：初中生、父母亲和祖辈老人在家庭伦理6大指标中的5个方面差异显著，其中初中生得分较高的有4个方面，在三代人中最高，父母亲的家庭伦理在三代人中得分居中；家庭伦理认知的地域比较，发现6大指标中有5项存在着显著差异，结合代际因素，发现河南省居民的家庭伦理认知综合分值最高，甘肃省得分最低，广东省居中。对策建议：充分认识当前中国居民家庭伦理认知状况的多样性，发挥党政部门促进家庭文明与家庭教育事业进步的作用，敦促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家庭文明建设和家庭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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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问题

家庭资源与权力关系——农民工子女抚育策略决策机制的实证研究

南方

2017, 0(1): 74-8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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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5位童年曾有留守或流动经历的90后农民工的口述史资料，考察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抚育策略的决策机制。研究发现，子女需求的变化是引起家庭策略变化的诱因，其中以教育需求变化最为明显。父母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满足子女变化的需求，是家庭策略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削弱了父母对子女决策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随之有较大提升，子女在家庭决策中开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非市民”待遇，使每位农民工父母决策时都面临着来自于歧视性制度和匮乏的公共政策资源的巨大压力，使得每个农民工家庭的选择都极为有限且相似，带有深刻的时代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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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问题

村庄婚姻圈变迁及影响机制分析——以华北F村为例

张翼, 尹木子

2017, 0(1): 81-8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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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华北F村200对夫妻调查数据，运用定序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从人口流动、结婚变量和个人特质三个方面解读了在城市化背景下村庄婚姻圈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F村男性村民出生年代越晚，结婚年代越近，通婚范围越远；同时，择偶时间、方式、家庭背景和村庄非农化水平成为影响通婚范围的主要因素。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教育程度、是否外出打工等社会性因素并不对通婚范围构成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择偶时间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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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

中国老年人收入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朱晓, 范文婷

2017, 0(1): 90-9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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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入贫困的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规模巨大，贫困状况令人担忧。全国低于国内低保线的老年人口为5576万，相对贫困老年人口为7698万-8959万。并且，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呈现“三高三低”的结构特点，即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贫困发生率随着老年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独居老年人和农村空巢老年人更是收入贫困的高发群体，需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并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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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

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任超, 袁明宝

2017, 0(1): 100-10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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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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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问题

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

孙敏

2017, 0(1): 109-11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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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人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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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的风险收益分析——基于50家城商行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

陈一洪

2017, 0(1): 119-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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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9-2015年中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GMM法研究资产及负债结构调整对城商行风险及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城商行的风险及收益。一方面，受非存款负债稳定性较低、成本较高的影响，非存款负债融资占比的增加显著加大了样本城商行的破产风险、降低资产收益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同业及投融资类业务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基础资产信用风险以及较低的资产收益率水平，增加非信贷资产占比同样会显著增加样本城商行的破产风险、降低其盈利能力；此外，城商行规模越大，越能够有效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对其风险收益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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