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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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论量子卫星“墨子”的命名和译名

丁大琴

2017, 0(4): 4-1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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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由中国自主研发并命名为“墨子”，由于在英文报道中沿袭旧译名“Micius”，造成“名”与“实”不相符，报道及宣传效果会打一定折扣。在墨子语言哲学视域内，“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唯有“取实予名”并继而用“以名举实”不断检验和修正，才能接近“名实耦”的理想状态，从而匡正天下。进而言之，旧译名“Micius”与“实”不合，应当主动把握话语权依“实”而为，开启新一轮的约定俗成；应当重新约定将“墨子”译为“Mozi”，从而增强对外宣传效果，更有效地提升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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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从世子曹丕所受教育看曹操的儒学思想——以建安二十二年之前为中心

胡根法

2017, 0(4): 11-2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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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以前，曹操对世子曹丕的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之前，曹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其进行经学教育，同时任用名士崔琰为其教傅，强化德行教育。在曹丕任五官将期间，曹操先后任用凉茂、邴原等名士为五官将长史，通过他们匡正曹丕，并提高其德政能力；他还通过教令的形式进行这种教育，要求儿子孝慈，不违子道。这两个阶段都呈现出明显的儒学特征。而从世子教育这一角度来看，曹操表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他并非“阉宦阶级”和法家思想的代表，而是一位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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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神御在蜀: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与地方政治

黄博

2017, 0(4): 24-3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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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时，成都新繁县寺僧绘成太祖御容，但绘成之后长期无人问津。然而神宗时期，这一不符合惯例的御容成为地方社会的珍稀资源，获得四川地方以及朝廷的关注，其崇奉活动在多方努力之下，终于使太祖御容拥有了修建殿宇、朝谒以时的准神御殿待遇，标志着蜀中御容殿的兴起。南宋初年，随着北方沦陷，御容流散，自太宗以下五朝御容由陕入蜀，与太祖御容同殿供奉，形成六朝御容在蜀的盛况。南宋末年，御容殿也因四川局势的败坏，不得不以迁离出蜀结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围绕御容殿的礼制与待遇，引出不少矛盾，其背后都折射出四川地方政治的种种特点及其与朝廷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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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

葛静波

2017, 0(4): 38-4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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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史家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褒贬不一。南京国民政府在禁烟运动开始后推行了一系列纪念林则徐禁烟事迹的活动，重塑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受其影响，林则徐故事也被重新书写，一个既突出林则徐英雄形象又富有时代鲜明特征的故事版本呈现出来。在崇尚林则徐热潮风靡的时代，蒋廷黻、陈恭禄对于林则徐的指责还受到了时人的尖锐批评。抗战时期，林则徐的名字与事迹开始发挥出政治影响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于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事迹的描写使得林则徐的形象最终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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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大革命期间关于“国家与社会”诸问题的争论

刘洪强

2017, 0(4): 49-6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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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作为大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三大党”，以《醒狮》周刊为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为抵消醒狮派的影响，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对之进行了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教育”。其实，双方论辩的背后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前者试图以“国家”涵盖社会改造，而后者强调以社会重新建构国家。从“社会”视角对争论进行分析，结合两者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不同看法，以“抽象的国家观”与“行动的社会观”解释两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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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国民政府在北塔山事件中的外交博弈

饶品良

2017, 0(4): 62-7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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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国民政府处理在新疆东北部发生的北塔山事件时，企图利用这起普通的中蒙边界纠纷事件，从外交上攻击苏联和中共，转移自己在内战中的困境。虽然国民政府最后在联合国成功阻止了蒙古的入会申请，获得外交上的表面胜利，却恶化了中苏关系。北塔山事件对国共、中苏美蒙等各方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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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文本中的政治秩序:对六朝志怪小说书写的新考察

刘泰廷

2017, 0(4): 71-8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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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与政治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文学活动，六朝志怪书写无法逃离权力话语的影响与规约。一方面，部分志怪小说在创作之初即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语境与撰者身份背景，一些志怪小说不自觉地贯彻官方意志。以上两者共同使志怪小说呈现出当时政权所欲表现的政治安排与次序，即政治秩序。挖掘六朝志怪文本中隐匿的政治操控因素，旨在观察权力在其中的运作方式与言说策略，为理解六朝志怪文学的写作性质与内容样态增添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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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何草不黄:古典诗歌中的春草秋绿意象

宋威山

2017, 0(4): 83-9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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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候中存在春草秋绿的独特现象，文学作品最早对春草秋绿加以描述始自《楚辞·招隐士》和《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这个物候现象在后世诗人笔下逐渐构成一个用以兴发思归怀人和仕隐情绪的意象传统，但是却被历代注家注本所忽略甚至是误解，导致刻意曲解、强行阐释乃至篡改文本等情况不断出现。唐代以来，春草秋绿的意象逐渐由魏晋南北朝以表现闺中思妇为主的主题，转向关涉到诗人自身生活的题材，从而拓展了春草秋绿的艺术表现力。受《文选》在不同时代接受盛衰变化的影响，春草秋绿意象的理解和使用也呈现出与之相应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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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厉鹗与水西庄查氏的文学交游及其意义

叶修成

2017, 0(4): 93-10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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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鹗与水西庄查氏会面之前的诗文往来赠答，是一个探知对方、寻求认同、磨合彼此的双向互动过程。之后厉鹗的天津之旅，从个体意义上说，实现了两位志趣相投的诗坛知己会面的夙愿，《绝妙好词笺》正是两人合作的结晶；同时，在查为仁的导示之下，厉鹗困惑已久的“穷达”观念得以最终醒悟。从公共意义上说，南北两位在野诗坛领袖的首次会晤，意味着南北诗坛的联结。作为南北在野诗坛异地联合吟唱的一种新颖独特的形式，《拟乐府补题》的结集刊行是雍乾之际南北在野诗坛互动交流和会通融合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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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唐代法相唯识宗衰败原因新探

杨剑霄

2017, 0(4): 104-11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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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奘弟子中，窥基、普光无疑占据着中心位置，特别是窥基完成《成唯识论》正式确立核心地位，也由此成为唯识宗的实际领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武则天执政起，因玄奘僧团前朝色彩浓重等原因，而与以窥基为首的慈恩寺系关系紧张，佛教的中心也偏移至西明寺。正因为此，窥基在最应发展唯识宗的时期被逼离开长安，赴各地行化，唯识宗也逐渐脱离佛教的中心舞台。玄宗之时，唯识三祖慧沼因犯金刀之谶及坚持弥勒信仰等因素，正犯玄宗禁忌。这无疑促使唯识宗彻底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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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连凡

2017, 0(4): 112-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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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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