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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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康熙二十二年内务府“罪藩”女孩习乐考

刘小萌

2018, 0(11): 4-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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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谕令从内务府管领下选取33名女孩，在掌仪司太监管理下学习乐器。依据《内务府奏销档》等满汉文史料，对选取女孩的标准，女孩的出身、来源，所习乐器种类，培养女孩习乐之目的等问题加以考察，进而探究清廷废止内务府女乐的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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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饥饿”的政治——关于1948年国民大会退让名额风波

耿春晓

2018, 0(11): 15-2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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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前夕，国民政府强迫通过签署方式当选为代表的国民党党员退让名额，导致了10名落选者采取绝食行动。与此同时，此次绝食事件被刻意引入媒体的视域，引起了报刊对此事的报道和讨论。一部分媒体将“目光”聚焦于绝食者的身体，渲染他们的病情，使其行为具有了表演性；另一部分媒体则对绝食者的“绝食”行为进行不同的评价和判断。媒体对身体状态的关注，以及对此事的不同态度，反映了身体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身体观中的差异。由此，身体、政治与媒体形成了颇具张力的三种博弈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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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辛亥烈士形象的地方建构——以川鄂边温朝钟起义为例

苑琛

2018, 0(11): 25-3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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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黔江生员温朝钟在川鄂交界地带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遭清政府处决。温朝钟牺牲后，其起义细节与生前事迹，逐渐被人们丰富演绎。从清末报刊对起义的报道，到民国政府对烈士的旌表，再到地方乡绅纂修新县志时为其作传，乃至亲历者回忆以及民间唱本的加工创作，温朝钟的烈士形象在川鄂边区经历了不断被构建的过程。通过对温朝钟起义事件的多种文本解读，我们回到地方历史的叙事脉络中理解生活在西南边陲山乡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英雄豪杰故事来记忆、诠释辛亥革命以及表达对民国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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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从晒经会到古本祭——文献保护与异域民俗

钱寅

2018, 0(11): 36-4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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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每年例行的古本祭并非简单的旧书展销市场，其背后有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和神圣色彩。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有来自佛教的晒经习俗。这种习俗扩展至士庶群体，形成特定时期在户外晾晒书物的风俗。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晒经、晒书活动以及旧书交易市场的状况发现，中日两国对待旧书的态度非常相似，晒经会和古本祭的特点以及民俗功能也极其接近。从中可以看出，源于佛教文献保护的活动逐渐发展为民间风俗，再通过文化的多元交流影响到异域民俗。这种发展和交流的过程，能够为民俗保护给予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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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汉学家高罗佩的道教文化观——以《大唐狄公案》道教书写为中心

王凡

2018, 0(11): 49-5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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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狄公案》这部由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推理断案小说中，以《朝云观》为代表的道教故事篇章不仅多角度地呈现了丰富的道教文化，而且亦于其间隐伏了对于道教的反讽性表述。同时，《大唐狄公案》中的涉佛与涉道篇章既在佛、道形象反面化方面具有相似性，又在正邪人物设置及艺术形象人性化诠释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有关道教的文学表述不仅承载着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想象，也反映了其对待道教文化由感性认同到理性思辨的内在认知历程，并投射出他在对以道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中所秉持的辩证精神与科学审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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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元祐党籍碑的立毁与版本源流——兼论元祐党籍名录的变更

罗昌繁

2018, 0(11): 58-7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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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元年（1102）、二年、三年，蔡京当权，前后三次立党籍碑，三次立碑入籍人数分别为120人、98人、309人，这三次立碑涉及的党人名录主要来源于此前未入石的党籍名录，主要是绍圣元年（1094）章惇等炮制的73人版党籍名录、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炮制的541人党籍名录。崇宁三次立碑，首次仅在宫城端礼门旁，第二次则扩及地方监司长吏厅，第三次则在宫城文德殿门旁与地方监司长吏厅皆立碑。诸立碑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监察、警示与侮辱意义。崇宁五年因星变诏令毁讫此碑。南渡初期党人昭雪时，又出现了用以推恩的103人版党籍名录。后世流传最广的是第三次所立的309人版党籍碑，主要以元祐群臣为主体，并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南宋时党籍碑经扬州某人、梁律、沈暐、司马逨等人重刻，明时又予以重刻。南宋元明清典籍对党籍碑的引用或论述大都与梁、沈二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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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论东晋南朝的“草诏之臣”

刘泰廷

2018, 0(11): 75-8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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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的天子纶诏绝大部分都是人臣代笔的。草诏之臣作为国家行政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在4-6世纪中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与身份意识。在君主集权与诏令文学的双重引导下，草诏权力由东晋前期的中书监、令转移到宋、齐间之中书侍郎再到梁、陈时的中书舍人。这种职官体制的发展脉络寓示了权力结构与思想观念的深层变化。对“笔翰之才”“神思敏速”与“情思周契”一类特定文学技艺的需求，使铨选标准中的门第限制从开始的“唯选高门”开放到一般士族，最后发展成“不限资地”。“擢以文义”也与“天子直选”一起成为构成草诏之臣“身份集团”的基础要素。血统界限的模糊伴随的是新的精英标准与词臣评判体系的产生，“文”的力量与价值也在这种语境中发展壮大，最终架构出奠定唐代词臣文化的重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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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元好问《续夷坚志》“作意”辨正

元伟

2018, 0(11): 90-10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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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续夷坚志》“作意”的解读，主要有存“一代之迹”、实录以劝惩、书写灾异以警人事、记录神怪四种观点，前三种可归入“存史”说。今人多沿用“存史”说，亦有学者认为《续志》“作意”是“遣兴娱乐”。从文本形态、说理方式细析文本，可知《续志》确有“存史”寓意。《续志》选择金至元初事件著录，大定、泰和、贞祐和正大年间最多，泰和至贞祐间最频繁；偏重记录史事、人事和灾异果报题材，纯粹神怪内容很少；坚持实录态度。元好问有感于金亡丧乱而以志怪题材记录，融入了格物和劝惩意识。“格物”即洞悉灾变异动、奇人异物之机理，认知世界；“劝惩”即引导人在遭逢时变时如何趋避、规范行为。《续志》是元好问解释世界、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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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问题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式微的实践逻辑及其困境——基于宁海县X镇近郊土地开发历程的思考

孙敏

2018, 0(11): 104-1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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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组织是中国管理农村、组织农民的一项基本制度，其以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统筹权力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式微。通过对农村集体土地在不同历史阶段土地开发方式及其土地收益分配方式的考察发现：一方面，集体土地交易的同意权发生嬗变，由村集体与承包户“统一性同意权”转变为“分离性同意权”；另一方面，集体土地收益的分配主导权发生变化，由“专断型分配权”转变为“民主型分配权”。由此引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虚化、公有属性的集体经济逐步私有化、内生性村级治理资源不断消解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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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问题

农村集体产权变迁的政治逻辑

印子

2018, 0(11): 115-12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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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嵌入复杂的地方行政权力结构和村庄权力结构，朝着国有化、私有化和股权化等产权样态演进，形成行政主导型、规则竞争型和利益均沾型三种集体产权变迁模式。与之对应，地方政府给予村干部任职行政化、公共规则治理、制度化分权等制度回应。这表明，集体产权变迁与基层治理结构之间并非线性的因果逻辑，反而呈现出复线的循环关联，并在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国家与农民关系两方面产生重要政治后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能否优化相对均衡的土地利益格局，值得进一步的经验考查和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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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党的建设

历次党章对党的纪检机关主要任务的规定及演变

杨新光

2018, 0(11): 123-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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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党章对纪律检查机关主要任务的规定，一方面具有时代特征，反映了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具有历史承接性，反映了我们党对纪检工作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不断拓展。从任务核心点的抽象规定到主要任务的基本明确再到丰富发展，大体经历过两个阶段五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变迁，最终确立为三项主要任务，旨在保障党组织的先进性、党的工作的实效性、党员以及党组织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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