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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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

小产权房与商品房居民居住满意度差异探究——基于京郊北七家镇的居民调查

徐培玮

2018, 0(2): 4-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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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郊通勤圈内快速城市化区域，选取外观和商品房相似、空间临近的小产权房社区开展对比研究，发现本案小产权房开发模式的特点是：由村集体主导，按照规划统一开发并积极纳入政府规划管理体系。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小产权房和商品房居民社会经济构成大体相似，但家庭结构、前居住地、学历有明显不同；居民都对居住状况基本满意，两者平均居住满意度接近；住宅、设施、环境和安全方面有11项满意度指标通过了显著性，其中与商品房的最大差异在于小产权房居民对社区服务（物业服务、停车位和小区环卫等）满意度最低；样本整体对区域性公共设施满意度较低，且商品房居民低于小产权房，这与商品房社区较高的三代同堂家庭比例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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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

现实与彼岸：外来女工的生活世界与城市融入——以北京市为例

郝彩虹

2018, 0(2): 15-2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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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是探讨外来女工城市生涯的重要概念。对北京市外来女工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就业层次低、经济压力大，职业前景差、城市生活难，社会支持薄弱、社会资本匮乏以及群体文化模糊、地位评价消极等构成了外来女工生活世界的表层图景，也是影响其城市融入的一般因素。而对访谈资料的深入分析则发现，传统性别规范和国家排斥性政策才是外来女工生活世界的深层结构，前者通过作用于教育机会获得、职业素养累积和职业地位提升而阻碍其职业发展，后者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城市规划和人才政策限制了其公民权利，二者共同作用构成其融入城市的根本障碍。因此，只有从主体和结构两个方向着力，根本重构外来女工的生活世界，才可能真正实现其城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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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论国民政府建委会与交通部关于无线电管理权之争

夏维奇

2018, 0(2): 26-3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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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与交通部关于无线电管理权之争。建委会获中央允准后，先是加强内部管理，进而由舆论到实践，由国内到国际，向交通部全方位争夺无线电的建设与管理权。然交通部尤其是所辖电政部门并未退让，在全面应对建委会进攻的同时，也多层次地组织反击，给中央造成来自地方与国际的双重压力，最终迫使其收回成命而重掌无线电建设与管理权。这场争夺战，从实质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利益之争，当为建设理念分歧下的路线之争；从影响看，对政权形塑则多为负面，加深了时人和后人对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印象。对国家建设则多为正面，促进了斯时无线电事业的发展，此成为该争夺战之“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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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国家安全与禁教：中西文献歧异中的陈昂上疏

李鹏

2018, 0(2): 38-4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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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昂（或作“陈昴”）于1717年2、3月间上疏康熙，提请防范欧洲人并在全国禁绝天主教，以防患于未然。陈昂上疏主要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既受其个人阅历所积累的知识、观念的影响，也受到康熙晚年关注东南沿海边疆海防的军事政治氛围的影响，受到康熙晚年因中国礼仪之争改变了对天主教及传教士原有态度的鼓励。陈昂上疏虽然没有直接导致康熙全面禁教，但反映了中国精英在中西交流过程中对日渐强势的西方戒备之心日增，这最终影响了清廷后续的相关海防建设及禁教政策。某种程度上，陈昂上疏可视为明清之际中西交流的一个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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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北宋“正统”“夷夏”“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王灿

2018, 0(2): 48-5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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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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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论赤雪之异——以宋朝孙甫《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为例

何强

2018, 0(2): 60-6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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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赤雪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从南朝沈约开始，人们都将此视为赤祥，并进行了相应政治事应模式的建构。而宋朝孙甫却将其视作赤眚。孙甫从赤祥到赤眚的书写，反映了从南朝到北宋人们在灾异政治观念和实践上的某些变化。分析孙甫《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疏，对认识宋朝灾异与政治的关系、灾异政治的实践效果及其内在局限，当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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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元代江南地区的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以湖田争讼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郑鹏

2018, 0(2): 69-8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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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管制放松等原因，元代江南地区的围湖垦田以及由此引发的讼争十分普遍，其司法实践则反映出地方权力关系对元代江南司法秩序的深刻影响。蒙古诸王、贵族、官员、军将以及僧道等权贵势力是元代江南地域社会中的强势力量，他们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往往以权力破坏司法规则，导致法律的失效和司法秩序的异化。以士人、富民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地域社会的领导者，他们既协助司法运作，又时常有武断乡曲、把持官府的现象，凸显出地方官府功能的不足以及统治的吃力。不同地方势力在司法运作中的角色，体现了元代江南地区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本身亦是元代江南社会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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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鬼魂、精怪与玄异——论汉魏六朝小说中的亭传鬼怪观念

王允亮

2018, 0(2): 82-9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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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是秦汉以来形成的基层职能单位，随着汉末六朝人口流动的加剧，它的旅途客舍功能日益重要。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封闭性空间相比，亭传空间具有陌生化、开放性等特点。在汉魏六朝鬼怪大兴的社会思潮下，作为凶杀、死亡事件高发地的亭传被附会上众多的鬼怪故事。随着这些故事的广泛传播，亭传中充斥鬼魂、精怪兼具玄异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一观念的生成过程中，文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其为切入点对这一现象深入追溯，便可触及到时人精神世界的独特之处，进而对它的形成进行有效的还原、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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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桑下饿人”故事的书写与流传

李兰芳

2018, 0(2): 95-10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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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汉简《周驯》和《吕氏春秋》《说苑》《左传》《公羊传》《史记》都记载了“桑下饿人”报恩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产生初期就存在两个版本，根据异同可将其分为甲、乙两类。在故事叙述上，甲类文献以桑下饿人受恩、报恩为主线，乙类文献则以赵盾宫中遇险被救为主线，并出现了新人物、新情节——提弥明杀獒救盾。在故事流传中，汉代画像石等图像资料及敦煌遗书《古类书语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等表明流传的诸版本杂糅了甲、乙文献的多种元素，但以《左传》为代表的乙类文献明显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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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真心”思想与李纲的文艺观

曹磊

2018, 0(2): 104-1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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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际名臣李纲与佛教的关系较少为人关注，其实，李纲有很深的佛教信仰和佛学修为，大乘佛教“真心”思想对其个人生活和文艺观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纲以“一心”融通三教，主张文道一如，强调发于心性的“养气”说，推重诗文中融通儒释的君子品格，突出心悟、重视自我等一系列文艺主张，均建立在对“真心”的深刻体察上，其本人可谓大乘佛教心性论影响宋代文人的典型。通过“真心”思想与李纲之间关系的探讨，亦有助于全面考察李纲的哲学和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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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张立恩

2018, 0(2): 115-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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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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