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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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从“学术契约”到“学术责任”——大学学术制度困境及范式超越

张伟

2018, 0(3): 4-1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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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契约”是基于相关主体间的履约而构建的一种强规范学术管理模式。目前观之，这一模式遭遇了制度性困境，呈现出学术制度导向的“内在致庸性”、学术责任泛化和学术行动集体无意识等弊病。“学术责任”模式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基于对现行“学术契约”模式之流弊全面审查后的全新范式。其内核是致力于对学术个体的学术责任的“唤醒”，倡导学术宽容主义，规避学术管理中的工具化思维，植入制度人文因子，回归学术作为“精神的志业”，变革管理本位的学术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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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未来教育之需:论中小学教师定期访学制度的创建

王为民

2018, 0(3): 13-2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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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育的发展亟需创建中小学教师定期访学制度。当前中小学教师培训存在同质化现象普遍、校际合作机制缺失、培训形式单一和理论培训供给过剩等问题。创建教师定期访学制度能弥补现有培训的不足，有利于突破校内较为封闭的静态学习环境，构建校际间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创新需求导向的学习模式，生成本土原创的实践性知识与理论。该制度的目标主体是中小学教师；访学周期应设为每隔6年一次，每次6个月；应给予访学双方教师一定补贴；制定有关教师访学的管理细则；建立教师在职培训的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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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驳“因性施教”——兼论性别敏感教育

龙安邦

2018, 0(3): 22-3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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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性施教”以脆弱的性别本质主义为理论基础，在论证中显露出中心漂移、自相矛盾、颠倒因果等混乱逻辑，并导致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后果，不具备内容上的合理性。“因性施教”在对象上的群体性、内涵上的封闭性、功能上的权力性，与因材施教的个体性、开放性和能力性根本对立，不能借因材施教而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性别敏感教育正视既存性别事实，促进性别文化对话，又鼓励性别气质交融，努力超越性别设定，代表着教育性别平等的发展方向，是教育解决性别问题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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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中国铁路犯罪:回顾与反思

蔡曦蕾

2018, 0(3): 32-4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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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铁路犯罪呈下降趋势，但在犯罪类型上呈现出侵犯财产类犯罪占比大、毒品类犯罪持续上升的态势。通过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发现中国铁路犯罪的发展与铁路经济、人口因素以及社会整体犯罪均无统计学上的关联性。铁路犯罪的异常主要出现在2004-2009年前后，该时期的异常下降状况，无法完全以铁路系统的经济、人口状况变化、铁路公安管辖权范围缩减等外在因素来解释，铁路公安转制带来的不稳定性应对此数据异常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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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基于体系方法对房屋多重买卖规则的清理——以已占有的未登记先买受人权利保护为中心

雷秋玉

2018, 0(3): 48-5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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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房屋多重买卖的先登记者优先规则的反思，学界提出了无权处分论、知情对抗效力说等学说，以此衡平先登记的后买受人与已占有的未登记先买受人的利益。然而，相关学说未能较好地遵守比较法解释的基本标准，突破了民法体系维持的底限，不仅违背了民法实质主义意义上的体系强制要求，也不符合形式意义上的体系强制要求。较好的办法是利用既有侵权法规范，以侵害债权的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介入先登记者优先规则，化解登记公信力的刚性，在给体系造成最小损害的限度内，实现权利保护与体系维持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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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资源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王孝松, 梁仲杨

2018, 0(3): 58-6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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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微观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中国与东道国的联系三类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在投资决策中更关注的因素是未来从东道国获取矿产资源的潜力，证实了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从东道国获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矿业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技巧，保证投资手段的多元化、合理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投资风险意识，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努力改善采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未来采矿业企业与东道国投资合作的成功率。国家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潜力，并在政策激励和制度安排上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和优化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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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

冷波

2018, 0(3): 70-7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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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则之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表明：里村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化私为公机制建立了村庄公共性，并且通过利益连带机制形成了维持村庄公共性的硬约束，使得村规民约成为硬规范，最终实现了村庄规则之治。村庄规则之治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够形成公共性，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功能，逐步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理解规则之治，探索规则之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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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中国村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研究——以政策环境为视角

王晶, 王晓燕

2018, 0(3): 77-8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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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环境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中国村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进行梳理，发现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意识得到强化，但也制约了政策实施效果；政策执行客体的满意度及获得感有所增强，但客体也影响了政策有效落地；政策外部环境得到改善，但政策普及任重而道远。为此，提出通过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履职能力、加强政策执行客体的认同感、优化政策的执行环境、改善政策的执行手段，以促进村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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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共性中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张振

2018, 0(3): 84-9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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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新制度主义认为，法律强制的规制性维度、专业性说明的规范性维度和社会道德文化的认知性维度，是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在组织合法性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共存的特征：法律规定共性与法律地位的差异，政府机构支持共性与行业协会支持的差异，组织成员角色期待共性与组织成员认可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差异主要源于业主组织发展阶段性、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明确业主组织法律地位，成立国家和省级层面业主指导协会，建构业主组织内部民主机制，是推动中国城市业主组织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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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基于邵洵美“狱中嘱托”事件的分析

高兴

2018, 0(3): 93-10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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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被应用于诸多学科，但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家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和主要功能尚缺乏明晰的阐述。借鉴学术界影响甚大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透视1960年前后的中国作家邵洵美“狱中嘱托”事件发现：运用集体记忆理论有益于探究社会框架对作家记忆效果和口述方式的规约作用，参考文化记忆理论有助于理解作家口述效应与身份认同机制的深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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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论贾平凹的诗集《空白》及其文学意义

王俊虎

2018, 0(3): 101-10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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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唯一的诗集，尽管诗集中收录的作品基本上是作者初涉文坛的稚嫩之作，但作者却对这部诗集珍爱有加。诗集《空白》在语言特色、题材内容、审美情趣、思想意蕴等方面都为贾平凹后来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诗集《空白》到近年来贾平凹长篇小说精品的不断井喷，显示了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执着追求与不懈探索。可以说，诗集《空白》是贾平凹后来文学创作的艺术母体，对于研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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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鵩鸟赋》写作时间考订与贾谊年谱重勘

王学军

2018, 0(3): 109-11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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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前人诸说的基础上，由《鵩鸟赋》文本出发，参考相关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材料，综合考虑汉初所行历法、长沙地理位置、鵩鸟生活习性等因素，确定《鵩鸟赋》中鵩鸟入舍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173年6月1日（汉文帝七年四月孟夏庚子）长沙当地17时至19时14分之间（北京时间17时28分至19时42分之间）。贾谊《鵩鸟赋》当作于鵩鸟入舍后不久，也在汉文帝七年四月左右。以这一时间点为中心前后延伸，结合相关材料进行校正，可以重新勘定贾谊年谱，缩小贾谊作品和生平系年的时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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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罗超华

2018, 0(3): 119-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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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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