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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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芬

2019, 0(11): 4-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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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而进城的“老漂族”，在完成阶段性家庭任务之后面临选择：进城还是返乡。聚焦于返乡“老漂族”的流动实践，探讨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空间对老年人自我实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住空间的寄居者、生产劳动空间的依附者、家庭政治空间的受气者、城市外部空间的闯入者，共同形塑了城市空间对老年人的约束机制，被围困的主体状态深度影响了老年人的自我实现。与此相对，围绕土地的居住和生产劳动、熟人社会的主体塑造、村庄政治空间的价值升华，共同形构了乡村空间对老年人的赋能机制，深度扎根、尽情舒展和主体扩大帮助老年人走向自我实现。乡村振兴的稳健推进有利于进一步激活乡村空间对老年人的涵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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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推论

金泽虎

2019, 0(11): 15-2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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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本届美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知识产权纠纷、“汇率操纵”借口等一系列变化莫测的经贸举措对中国极限施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预期日益加重。在总结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拓展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选择贸易模式时对风险和利润的权衡取舍。模型推论结果表明，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般贸易出口，进而提高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的比重。进一步推论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式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的启示，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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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城市总体规划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石先进

2019, 0(11): 25-4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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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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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注意力强化”现象的解释框架——基于S省N市环保任务的分析

孙雨

2019, 0(11): 41-5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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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环保任务过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出现了“注意力强化”现象。作为注意力分配的一种变化形式，在中国科层组织背景下，“注意力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任务情境的影响。可以通过调整委托方、任务模式、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来改变任务情境的强度，从而影响地方政府注意力的分配结果。从条条求着块块做到条条块块一起做，再到块块带着条条做，条块在环保任务中参与度的变化更直观真实地反映了地方政府“注意力强化”的过程。“注意力强化”不仅是一种科层组织现象，也是科层组织进行有效治理的工具。强化地方政府注意力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惯用的一种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始料未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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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基层政权: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角色属性——基于浙东Z镇乡村旅游产业案例的分析

印子

2019, 0(11): 51-6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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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压力型发展指标的常规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案例显示，乡镇政府一方面将公益性项目资源转化为重要的可支配财力，动员和整合乡村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信贷打造旅游产业平台，为下乡产业资本提供更多政策福利。这表明，发展型基层政权的角色属性立足于特定制度环境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获取发展性而非增长性政绩为宗旨。伴随着基层治理需求的格式化，乡镇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平衡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政绩生产与公益扩增、政府自利性扩充与权力合法性夯实等多组关系之间的张力，无形中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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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大学中的“寻游者”——关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种言说

刘祎莹

2019, 0(11): 62-6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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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6位大学生成为“寻游者”的历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身处或曾经身处精英大学的学生，经历了从“曾经的优等生”“象牙塔中的成长与试误”“另一个圈子的突围与拒斥”“心灵的栖息地在哪里”四个阶段的蜕变过程。这些改变提示我们，需要对精英教育中的自由选择与新媒介娱乐的冲突、场域的争夺与边缘化、中上阶层子女对主流文化的顺应与背离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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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师聘任合同适用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规范进路——兼论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的调协

刘昕鹏

2019, 0(11): 70-7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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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教师聘任合同在各地的适用，与《教师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轨”现象，以致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困境。对地方教育立法的规范分析显示，地方教育立法难以弥合中央教育立法规定与各地教育实践表达之间的鸿沟，因此有必要对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制度进行反思。为构建良好的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中央教育立法应秉持谦抑原则，地方教育试点也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同时，教育法律的政策化倾向亟待修正，这同样是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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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在北京——以沈从文与熊希龄的“交往”为中心

凌云岚

2019, 0(11): 80-8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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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沈从文在《世界日报·副刊》登出一则启事，这则启事显现出他初到北京时与熊希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沈从文和熊希龄在北京期间的来往，一方面反映出此时沈从文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在早期的生活、写作中如何呈现与确认自我身份。将此时沈从文笔下的熊希龄和1940年代他对熊希龄的评价做一对比，恰可看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强化了自己对“湖南人”这一身份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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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设喻的多维文化观照

王鑫

2019, 0(11): 88-9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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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本是带有神圣性的宗教偶像，却在市井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频繁成为世俗化的喻体，设喻者对其本体往往不计出身、品行，构成了观音文化在世俗层面的特殊表征。这一现象的发生可上推至唐代，其设喻泛化、灵活，体现了世俗文化浅层性的特点，由此又衍生出“半截观音”“四面观音”“八面观音”等不同喻体名号。其原因可以从造像艺术、文学传统、宗教义理、人性需求等不同维度进行考察，从中体现了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在人性需求这一根本点上的对话。作为一种美的符号，“观音”作喻自有其文化价值，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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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金时期佛教徒的焚身供养

王德朋

2019, 0(11): 100-10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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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焚身供养之风延及辽金时期仍未断绝。辽金时期僧俗焚身需要预先获得政府批准，焚身过程有一套严密的宗教程序，焚身活动往往由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性宗教狂热，并常常伴随诸种祥瑞。焚身供养虽与儒家主张相背离，但辽金时期的焚身活动仍然受到部分社会成员的肯定。由于违背中国文化传统和佛教戒律，焚身供养最终走向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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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大寿疑冢考析——兼论皇太极对祖氏及大凌河群体态度之嬗变

张安昊

2019, 0(11): 107-11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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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祖大寿墓地石构件，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古代文物精粹之一；但关于其是否真属于祖大寿、其石翁仲的年代等问题，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通过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物进行考证，最终还原其真实主人及石翁仲所属年代；利用文献资料分析清初祖氏及大凌河将士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推出祖大寿与子侄们分葬两地之原因；再通过祖泽润、祖可法爵位承袭脉络，推测墓冢传讹原因，在大历史环境下讨论了皇太极对祖氏及大凌河群体态度之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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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待回答的“老问题”——对“历史终结论”的再思考

张左余

2019, 0(11): 119-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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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历来的批评要点主要针对自由民主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福山对黑格尔承认理论和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的片面理解。而福山建立其理论所基于的人性概念则为人们所忽视。深入分析福山的人性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和透彻地认识福山的错误所在，同时也为反思当代发生的科技革命对人性的异化，以及由此对政治和公共伦理产生的重大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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