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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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试——以涉黑犯罪与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治理为中心

徐永伟

2019, 0(5): 4-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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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之惩治具有根源性的治黑价值，能有效破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屡治不绝。然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保护伞”的规范惩治并不能实现两者的一体化治理，“保护伞”的规制反而成为一种涉黑犯罪治理中的概率性事实，这使得上述治黑价值的实践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在“保护伞”惩治模式上有必要完成由“功能性评价转向合作性评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型评价转向渎职性评价”、“重视包庇型‘保护伞’转向凸显纵容型‘保护伞’”、“分离型量刑转向对照型量刑”的调试，实现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保护伞”惩治上的有机联结，进而促成涉黑犯罪与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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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

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赔偿金问题反思

张金阳

2019, 0(5): 15-2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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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对无法查明身份的“无名氏”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分歧。在“无名氏”死亡赔偿金案件中，存在司法解释“立法化”、死亡赔偿金性质不清、诉讼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对“无名氏”死亡赔偿金制度涉及的车辆保险功能与价值的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发挥、生命权的平等保护等形成现实阻碍。基于司法实践及法理分析，重新建构交通事故中“无名氏”死亡赔偿金制度，切实保护案件各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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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

“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过程和影响研究——基于68个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分析

杨磊

2019, 0(5): 28-3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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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农民会根据家庭结构和其他家庭因素的变化，灵活地采用夫妻分工、代际分工和混合分工等多种分工形式，保证家庭成员弹性地选择进城还是回乡，因而农民进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特征。家庭分工、城乡联结和资源积累等三大机制是“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内在结构，这种渐进式城市化道路充分地反映了农民的家庭理性，它兼具发展性和稳定性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合力式家庭城市化”揭示了涓涓细流的家庭城市化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深化和修正了对“半城市化”的认识，对于制定与城乡发展相关的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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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

代价承担者还是参与获得者？——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再审视

唐伟

2019, 0(5): 38-4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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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角色研究文献的分析与回顾，从整体而非分化视角出发，认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角色既不是单“受害者”，也不是全部“受益者”，而是一个两者并存的状态。在政府和农民结构不平等背景下，作为整体的农民既有因和政府目标“契合”而积极接受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因两者利益对立而强烈反对现代化的一面。要对农民角色做出更有力解释就必须放弃“阶层差异论”视角，采用“结构-过程论”进行分析。由此，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作为代价承担者与参与获得者两者并立的局面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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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

从木兰秋狝到避暑山庄——康熙年间热河的兴起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李红阳, 王慧珍

2019, 0(5): 47-5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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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朗日、韦伯、芒福德对城市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是在西方卓越标准下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同时施坚雅构建的城市理论体系难以阐释中国历史上农牧交错地带所兴起的城市及其引起的区域社会变迁。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倡导的“中心地学说”为农牧交错地带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热河是农牧交错地带城市兴起的典型代表。康熙年间玄烨发起木兰秋狝并在之后肇建避暑山庄，反映了清廷在治边方略上从以武力为主转变为以柔绥为主。以避暑山庄的兴建为契机，热河从一个欠开发的地区转变为新兴的城市，并引起了区域社会的重大转变，集中表现为人口增长、生态类型迁移和地方管理体制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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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替代”还是“补充”:从影子教育发展审视学校教育质量——基于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的分析

李佳丽

2019, 0(5): 57-6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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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分析影子教育在15岁学生中的分布特征，并采用两水平伯努利模型探究学校层面的因素对学生是否参加影子教育的影响，审视学校教育质量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四省市科学、数学和阅读补习的参与率较高，分别为58.7%、74.0%、63.4%；四省市农村地区补习参与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教师质量越高的城市地区学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显著低于教师质量差的农村地区学校。提高学校教师质量可以减少影子教育参与概率，提高教育资源和基建设施质量对影子教育参与没有影响。学校教育质量与影子教育的发展即存在“替代”又存在“互补”关系，低质量的农村和乡镇学校刺激学生参加补习满足对教师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城市学校刺激学生参加补习提高教育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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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中国大学教师分类管理制度的反思与改革建议

王玲

2019, 0(5): 69-7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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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大学教师分类管理模式正在从“纵向分层”走向“纵向分层+横向分类”，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关于如何对教师岗位进行分类以及构建怎样的制度体系的问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当前中国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制度设计，明显忽视“立德树人”这一大学根本任务，存在着“立德树人”规律与需要未被充分考虑、“立德树人”目标被进一步边缘化、“立德树人”资源发展受限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并依据“立德树人”的要求，建议以促进“立德树人”为宗旨，从岗位分类依据、上岗条件、管理方式和评价模式等几方面入手系统改革中国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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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必为自家门第:《曾巩集》佛老题文中的儒家本位

李成晴

2019, 0(5): 77-8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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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对曾巩“曾公凡为佛老氏辈题文，必为自家门第”的评论，思想渊源来自于宋儒吕祖谦编撰《宋文鉴》时与朱熹达成的有关佛老文字须得“义理之正”的共识。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中专辟“寺观”一门，亦以欧、曾之文为正宗。两部选集共同确立了曾巩“佛老题文”坚守儒家义理的范式地位。从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理论来看，曾巩“佛老题文”中虽有对佛老之徒的赞誉，但其言语的“所指”实际是对儒门不振的焦虑，正如王应麟所说：“南丰所为称学佛者，将以勉吾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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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宋书·隐逸传》的隐逸观与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

潘磊

2019, 0(5): 86-9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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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在《宋书·隐逸传》的序和论中详细阐述了“贤人之隐”（晦道）与“贤者之隐”（藏身）的不同，揭示出这组矛盾背后的深层意蕴。其论述不同于传统隐士书写仅关注这一群体“激贪厉俗”的外在客观作用，而是更多地将“隐”的行为回归到隐逸主体本身，分析“隐”的动机，细化“隐”的类型，从而创造性地将“隐”与“贤”结合起来，最终以“独往之人”（“哲人”）作为隐逸的理想状态。陶渊明作为当时“独往之人”的代表，成为沈约隐逸理想的现实呈现。客观上，沈约《隐逸传》的书写对陶渊明形象的经典化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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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宋代“稽古之学”考论及其学术史意义——从陈瓘奏议说开去

武建雄

2019, 0(5): 97-10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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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古是古代君主稽考前代圣人以修身、治政的传统，在后世的实践中，因参与主体扩大至士人，行为对象兼及经史，稽古表现出治政与治学的不同趋向，至北宋以“稽古之学”得到理性概括。北宋陈瓘奏议中论及的“稽古之学”，体现了宋儒希求探明六经原旨的集体追求，同时表现出在疑经变古思潮下，宋人追溯本经、藐视汉唐传注之学，强调经典经世治政社会功用的宋学精神。从学术史角度看，“稽古之学”在宋代的确立，标志着以训诂为主的汉唐“传注之学”发生了重要转折。宋儒以治世为旨归的解经，流于心性之学的樊篱，是对汉唐经学的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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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论《周礼》“原蚕”之禁及其建构——以“伤马说”为中心

何强

2019, 0(5): 106-11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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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蚕最早见于《周礼》“禁原蚕”语，可能为二化性、多化性蚕抑或它们的通称。两汉以后逐渐固化为“一年再收”之二化性蚕，东汉政府还曾颁布“民作原蚕，罚金二两”的法令。而东汉郑玄则完成了《周礼》“原蚕”概念的“经典化”。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其“禁原蚕者为伤马与”的推断也逐渐被建构成“定说”。但在原蚕饲养实践中，事实上早已突破了“禁原蚕”的思想束缚，形成了“经典”与“现实”间的分立与冲突。宋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及南方蚕业的发展需要，人们对其展开了质疑与批判，并部分转向“残桑说”，但这仍未突破《周礼》“禁原蚕”思想的藩篱。虽然“禁原蚕”思想对中国古代二化性蚕和“多辈蚕”实际生产的影响有限，但却深刻阻滞了蚕业生产领域的“知识创新”，并进而影响到蚕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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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唐代法官职业伦理刍议

孙宗龙

2019, 0(5): 118-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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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法官群体既有专司审判的官吏，亦包括兼理审判的官员，是半职业性的分散群体。从传统中国语境下伦理的含义出发，唐代法官职业伦理的结构可以被概括为法官做人的道理和处理事务之理两个层面，前者是对法官品质上的要求，后者体现为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的原则和规范。唐代法官做人之道理包括德义有闻、清慎、正直及通达律令等，处理事务之理体现在据法断案、用法宽仁、处断平允及审断不滞等方面。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形成与法官所处之“位置”有关；同时，其亦可以为中国当前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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