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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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中的“1883年起点说”之辨

宫维明

2020, 0(11): 4-1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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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不少学者倾向于将1883年视作恩格斯晚年思想研究的起点，这一界定虽然有助于凸现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存在着单向度缩短恩格斯晚年岁月及片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命运共同体关系的不足，以致于消解了恩格斯晚年理论构建和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对于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无需拘泥于锁定一个准确的历史起点，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阈中选取一个符合其思想逻辑进程的弹性时间段，从而相对完整地呈现恩格斯晚年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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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专题研究

城镇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了吗？——来自CFPS2018的证据

葛林芳, 吴云勇

2020, 0(11): 12-2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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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随着脱贫步伐的逐渐加快，更深层次的贫困代际问题亟待解决。新时代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那么城镇化是否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呢？为解答这一问题，在提出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可以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最为明显，中部地区的阻断效应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并没有阻断效应；目前，虽然中国城镇化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存在“U型”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基于此，提出继续推进户籍改革、降低贫困人口在城镇生活成本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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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对抗记忆浑浊的旧时之我”——鲁敏的东台记忆与“东坝”叙事

高兴

2020, 0(11): 26-3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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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的故乡记忆对她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基于对乡村美好人性的追怀，鲁敏凭借自己早年的东台生活记忆，在“东坝”系列小说中构建“乌托邦”的诗意境界。她将东台记忆作为文学创作的“取景器”，观照世俗人情，拼缀生活意象，藉此增强叙事的感性色彩，调控叙事的内在节奏，从而优化了小说的审美效果。作为故乡文化记忆的重要标识之一，鲁敏描摹的“东坝”民俗画卷蕴含着丰富的东台地方文化元素，涉及东台的岁时民俗以及人生仪礼、物质生活、民间艺术等多种民俗事象。总之，鲁敏的“东坝”叙事呈现出一种精巧别致的“记忆”美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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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丁玲之“死”与女作家身份困境——以1933年丁玲事件为中心

牛菡

2020, 0(11): 35-4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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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丁玲的被捕引发了多方猜测。在谣言与反谣言的舆论拉锯战中，各类刊物建构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丁玲”形象。沈从文与篷子的回忆文章则提供了相对私人化的“丁玲”解读模式。“丁玲之死”之所以受到关注，与丁玲女作家的身份关系紧密。20世纪30年代女作家面临着明星—作者—小说人物三位一体的身份困境，作为想象30年代女作家的关键词，女性、革命、写作，既是媒介负载的信息，又成为淹没女作家的媒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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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参体与昭体:六朝赋体流别思路新论

冯晓玉

2020, 0(11): 48-6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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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论家在区别赋与其他文体的同时，也认识到它们在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相似之处，因而在制定各体艺术范式的过程中，亦肯定彼此之间的相参互渗，是一种颇为辩证的分体思路，其背后蕴藏着“参体”与“昭体”的理念。与基于赋体成熟后的有意“破体”以另立新格不同，“参体”的创作实践伴随赋体发展始终，虽掺入其他文体质素更新了赋的风貌，但原生文体的固有属性并未因此发生改变。针对因趋新求奇造成的谬、讹之体，批评家们以“昭体”进行矫正，通过归纳经典中的修辞技法来彰明赋体的艺术形相，与“辨体”对赋体形制的限定相径庭。“参体”与“昭体”可为六朝分体实践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说，从而更加全面地勘察古代文体的批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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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小乐府”考论

郑易焜

2020, 0(11): 63-7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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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乐府”非仅指乐府诗体，也有用其指散曲与词。其在诗中出现，最早可见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杨维桢撰、门人章琬编的《复古诗集》。该书卷二收录22首五言四句的咏史“小乐府”，皆被冠以三字或四字篇名。通过对《铁崖古乐府》的删改增补，杨维桢在《复古诗集》中确立了“小乐府”的审美范式。直至清代，王士禛重新将“小乐府”引入诗家视野，“小乐府”组诗及单行本的出现，使其在诗坛迅速流行，同时，其形制与内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终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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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清帝巡幸与果报制度

滕德永

2020, 0(11): 76-8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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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频繁出巡各地，由此形成了供应鲜果的果报制度。果报制度是清帝出巡时期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清会典》均失于记载。果报产生于康熙时期，为乾隆、嘉庆等皇帝延用。果报所需各项物品亦由内务府备办，并由内务府人员负责传送。除传送鲜果外，还频繁运送其他御用物品。清帝还利用果报快捷、私密的特点，频繁与宫中及留京办事王大臣传递消息，加强了行在与京城之间的联系。果报成为清帝处理政事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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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明代朝鲜同女真人的交往——基于朝鲜通过“边疆地带”开展交往的视角

王桂东

2020, 0(11): 88-9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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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鲜同女真人之间有着长期且频繁的交往，其中咸吉道、平安道等朝鲜边疆地带凭借其地缘优势，成为串联起双方交往的纽带，同时也是朝鲜方面对女真人开展交往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朝鲜通过“边疆地带”开展同女真人的交往，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政治意图：既可以使朝鲜在对明朝的外交以及同女真人的“私交”上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女真人彰显其“小中华”的光辉形象。朝鲜与女真人交往的实质是明帝国的外藩属国与帝国的边疆部落之间发生的交往，其违背了“人臣无外交”这一古代东亚世界的政治法则，而明朝也适时且有节制地进行了干预和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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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言论自由与言语行为——论检验“言语行为”的标准

陈杰

2020, 0(11): 100-10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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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言语行为”中剥离出两条核心论断，“言即行”和“言寓力”。然后，以宪法和刑法为参照系，在法的实践中证否了“言即行”；鉴于“力”不是能被直接观察的对象，故推断证明“意寓力”和“言为媒”，并以法权和刑法为参照系，对力的形态作出区分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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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使由使知”新诠与宋代庶民教化理念的发展

肖芬芳

2020, 0(11): 110-11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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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表达的治理庶民的方式。在汉唐的阐释中，这是基于“民不能知”的判断而采取的具有政教实效性的治民方式，它和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政治理想以及人性论思想存在理论冲突。对此，宋儒一方面从教化者施行仁爱的角度出发，认为“使由使知”是为政者不将高要求施予民众，是对于庶民的体恤和仁爱，从而力图建立此种庶民治理方式与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契合性；另一方面，宋儒依据其性理思想，对“民”和“知”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从而超越了汉唐关于“民不能知”的判断，指出庶民有觉知的潜能，至于“不可使知之”，是由于圣人教化的有限性而不是庶民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从此种有限性出发，宋儒缩小了庶民教化的范围，认为“知之”不是圣人教化庶民的任务，这有待于庶民自觉自知。宋儒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阐释，不仅为此种庶民治理方式确立了王道依据，而且为其确立了合理的边界，并且为明代心学“觉民行道”的教化实践铺垫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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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公共领域、公共性与公共艺术本体论

李建盛

2020, 0(11): 118-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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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公共艺术问题的讨论往往注重于作为对象性客体的公共艺术作品的讨论，而对于公共领域与艺术公共性、公共性与公共艺术，尤其是公共性与公共艺术本体论的关系问题未深入研究。事实上，公共性才是公共艺术真正的本体论存在，公共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存在于公共空间领域中的艺术，无论就公共艺术的空间性存在方式，还是其时间性存在方式，都是公共空间领域中具有公共性的存在和表现，这种存在和表现方式决定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更具有公共性，并体现出公共艺术在公共空间领域中的文化意识和美学精神。在当代公共艺术建设中，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生产和艺术景观塑造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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