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Select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矿难行政问责中惩戒机制的运行逻辑研究

李华君, 王臻荣

2020, 0(3): 4-2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1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从反向运动理论的视角设计了矿难行政问责中惩戒机制的分析框架，借助官网2012-2018年较大矿难事故的追责数据，检验了惩戒机制运行的逻辑。研究发现，在惩戒机制运行中“问责事由”与“职务层次”发挥关键作用，对惩戒力度的影响总效果值最大；“问责事由”是“经济损失”“职务层次”影响“惩戒力度”的中介变量；“经济损失”和“服从程度”发挥的作用很小，“媒体报道”不发挥作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并存于惩戒机制中，正式规则发挥的作用大于非正式规则；惩戒机制运行的结果具有不稳定性。以上说明，若通过惩戒机制增强反向运动效果，需要依赖政府积极做出制度安排，降低职务层次影响力，优先法制逻辑，让正式规则发挥更大的作用。

Select

文学

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崔蕴华

2020, 0(3): 21-3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2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19世纪上半叶，中国说唱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74年司登德编译北京地区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将子弟书第一次介绍给西方。此期俗曲编译较早期之《花笺记》翻译更具学术自觉，北京说唱被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20世纪中叶，中国说唱逐渐进入西方学界的系统研究谱系，论著渐多。近30年来，海外学者们从文学史书写、性别文化、口传理论、族群认同等多维度研究中国说唱，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也逐渐增多，且呈现出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这种“他者”的侧目与关注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说唱的学术研究有更丰瞻的理论视野与学术对话，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

Select

文学

“新青年”如何被“教育”？——从老舍早期创作看其反思“五四”的一种视角

凤媛

2020, 0(3): 35-4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3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从《老张的哲学》到《赵子曰》，老舍成功地完成了从教育者到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转变，他充分借助教育者的阅历、眼光和立场，通过写作实现了对民初到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生态以及五四运动的审视和反思。在老舍看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新式教育改革和五四运动因为历史的机缘互为力量，但这些并非都是正向发展的力量，他以一种既旁观又介入的方式看到了这些历史力量背后的某种龃龉、偏差和逆反，从而建构起“知识救国”的缓进改良之路。可以说，老舍是从一位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朴素立场出发，对五四运动成败得失的影响及其未来出路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看法，这和主流评价史中对五四运动一边倒的正面评价显示出了分歧，但也因此更显可贵。

Select

教育

高校人事代理制度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探索——基于重庆市8所公立高校人事代理文本的研究

张虹

2020, 0(3): 47-5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4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对重庆市8所公立高校的人事代理文本进行研读发现，新旧问题的交汇重叠使中国高校人事代理制度的改革面临新的生存考验，造成制度优势难以彰显、制度公平备受挑战、代理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及其权利保障遭遇危机等困境。基于新制度主义“合法性”原理，分析高校人事代理运行背后的深层动因，可知高校人事代理的实施是政府强意义下的政策推动和高校弱意义下的利益驱动联合催生的，但由于缺乏基础性制度资源的投入，目前的人事代理制度改革仍属于第二层次供给，尚不具备重建公立高校“社会契约人”战略目标的能力。对此，可尝试从强化制度伦理、增加制度供给和引入法治路径等方面对中国高校人事代理制度进行优化改造，推进高校教师合理流动。

Select

教育

过度教育城镇化:形成机制与实践后果——基于中西部工业欠发达县域的分析

齐燕

2020, 0(3): 59-6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5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教育城镇化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实践中出现了教育城镇化水平远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协调现象。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追求优质教育资源是教育城镇化的基础，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的政策，推动了学生管理从属地管理向双轨管理变化，方便了农村学生向县城流动，加之政府在追求城镇化目的下采取了强化县城教育优势的措施，加速了农村学生向县城流动的速度，最终形成过度教育城镇化现象。就读于县城学校的农村学生与县城学生形成了县城内部二元教育结构，农村学生处于结构性底层位置。农村学生在县城教育竞争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以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加大。

Select

社会

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研究

殷辂

2020, 0(3): 70-7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6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化等特点，但网络技术造就的“公共性”却停留在工具层面，是自在的、没有实现社会自觉的公共性，尤其是其公共性的本质并没有真正展开，这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治理，推进网络公共空间从“自在的公共性”走向“自为的公共性”。

Select

社会

社区类型、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研究

杨秀勇, 高红

2020, 0(3): 78-8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7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基于青岛市11个社区1200户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类型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测量，并就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整体水平较低，且社区分布差异明显，在“村改居”社区中最高、单位社区次之、老旧楼院又次之、商品房社区中最低；社区参与和社区交往则是导致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且社区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在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绩效关系方面，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社区信任和社区交往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志愿精神对社区治理绩效无显著影响；具体就不同类型社区看，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和社区交往对商品房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社区归属感对老旧楼院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社区参与、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和社区信任对单位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社区凝聚力和社区交往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以研究发现为基础，从重点培育、整体营造和分类施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Select

社会

隔代抚育的支持者特征研究

周鹏

2020, 0(3): 90-10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8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数据、测量角度及统计分析技术的局限，使我们还无法准确系统地回答“谁在提供照料”“提供了怎样的照料”及“谁更可能提供某种照料”这三大问题。利用CHARLS 2013年的数据，从照料提供者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隔代抚育是一种不分性别、民族、城乡等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广泛存在，但总体较为年轻，平均年龄不到60岁；隔代抚育广泛存在的同时，在参与隔代抚育的中老年夫妇中，超过80%仅能对多个子女中的一个提供支持，但全年无休、全天候的高强度照料仍然是它的时代特征；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表明，个体在照料强度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夫妻共有的但未被观测到的家庭特征（如孙子女的年龄），而个体特征方面，女性、低收入和无工作个体更可能提供高强度照料。

Select

经济

地方政府惩罚能力差异、信号传递与分离均衡——宅基地征收中的博弈分析

孙秋鹏

2020, 0(3): 102-11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09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会出现大幅增值，在征收、置换过程中农民和地方政府会为争夺土地增值展开激烈的博弈。采用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农户在互不知晓对方惩罚与抵制信息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及相关影响。研究表明：在不掌握地方政府惩罚能力高低的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农户并不会选择平均出价作为最优策略。无论地方政府惩罚能力高低，农户都按照面对惩罚能力低的政府时选择单一出价的策略；惩罚能力高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选择强拆信号的强度来阻止惩罚能力低的地方政府模仿其行为，进而使得分离均衡能够存在；地方政府和农户采取的策略以及分离均衡的存在，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中央政府一再强调不能实行强拆、而强拆却屡禁不止。博弈引发的成本都是社会资源浪费，产生的根源是地方政府拥有农村宅基地的垄断征收权。

Select

法律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之原告适格辨析——兼评“陆红霞案”

郑涛

2020, 0(3): 117-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310

摘要 ( ) PDF全文 ( ) HTML ( )

可视化

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删除了申请者资格之“三需要”限定，虽有助于保障知情权，却可能加剧信息公开诉讼原告适格的功能紊乱。既有判断标准已突破中国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特质，在模糊信息公开申请者资格与原告适格之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正逐渐侵蚀原告适格制度的司法调控效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包含的双重目的决定着知情权的复合属性，继而表现为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中申请人的法律地位差异。鉴于主动公开类信息申请人的监督人身份，必须借助于保护规范理论，赋予具备主观公权利的利害关系人以原告资格。在依申请公开中，承认申请人之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前提下，要根据实质影响状况涤除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将“陆红霞案”纳入原告适格的探讨框架，同样可以屏蔽非正常诉讼行为，而不必陷入“滥诉”之争。

选择文件类型/文献管理软件名称

选择包含的内容

过刊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