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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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展研究

北京市出租车需求量测算与数量规制——基于课题组调查问卷和官方数据的测算

孟昌, 庞燕岭

2020, 0(5): 4-1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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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统计和官方数据，采用主成分回归法和供需平衡法组合测算了北京市出租车的合理数量。若行驶速度和空驶率不变，2017年出租车的合理存量是128447辆，缺口近6万辆。当行驶速度提高到平均50公里/小时，已有存量才能满足需求。在使用移动平台APP后，供需匹配率提高，空驶率明显下降。当空驶率大幅度降为10%时，合理供给量为79060辆，缺口为10576辆。测算结果显示，在运营边际效率很难有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应放松进入管制，允许更多进入，并允许和鼓励“快车”“专车”和“顺风车”等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替代者的边缘性进入；在放松进入管制的同时，对出租车服务市场的规制应由进入和价格规制转向以安全和质量为重点的社会性规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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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文化折叠:中国“学二代”家庭代际文化的传递与冲突

刘祎莹

2020, 0(5): 17-2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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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二代”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也是中国新中产群体的一个缩影。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他们由于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充实的物质资本而被认为是安全而充满优势的一代。但现实中“学二代”的生存图式并非一味趋同或呈现文化符应，而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图景。研究选取14组“学二代”家庭进行长达一年的民族志研究，在“学二代”循规顺应、吃力维持或冲撞逃离的自我呈现背后，看到了家庭代际文化传递过程的“文化折叠”。正是“两代人”在社会经历的场域、资本和惯习方面的文化重合及外延性差异，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学二代”家庭代际文化传递过程的交织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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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走出乡土”: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

王兆鑫

2020, 0(5): 26-3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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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寒门”家庭的孩子面临着更多的学业困境和挑战。农村第一代大学生走出乡土社会、成功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表征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运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和叙事方法，基于自身的读书经历，围绕“走出乡土”建构和揭示个体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幕后逻辑，映射“读书”对农村孩子的重要意义。家庭中特有的教育环境和乡土社会中对于本体追求功业的道德修养，与“读书”这一达成“成功”的路径不谋而合，个体自身对未来生活“过上好日子”的憧憬与获得家庭、乡土社会认同的身份形象，是提升自我能动性和抗逆力的重要动力。此外，乡土中的“贵人”文化丰富了个体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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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从上博六《景公瘧》看《晏子》早期文本形态

曹建国

2020, 0(5): 37-4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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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景公瘧》属于《晏子》早期文本，和今传本《晏子春秋》及《左传》等有密切关系。对于《景公瘧》的理解，目前学界主要借助于传世文献，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们等同起来。其实《景公瘧》和德教关系并不大，而应该和医疗数术有关。从文字书写形态看，《景公瘧》在传入楚地之前为齐系文字写本，但已经被完全驯化为楚文字文本。据此，可以认为上博简《景公瘧》的齐系文字文本出现时间应该早于今传《晏子春秋》及《左传》中的相关文本，而今传各本则是根据各自的需要对《景公瘧》进行拆散、组合并重新塑造以适应新语境的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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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荧惑守虚”发微——兼论《晏子春秋》文本来源与成书

张齐明

2020, 0(5): 48-5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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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传世的先秦、两汉其他文献中从未提及。而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则进入了《史记》的历史书写，完成了“史实化”，成为星占术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阐释的典型事例。就星占实践而言，“荧惑守虚”仅停留在文本层面，汉唐时期并无“荧惑守虚”的天象记录，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是目前所见唯一“事例”。鉴于在内容、情节、叙事及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晏子春秋》所记之事可能是对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的摹写、改编或者再创作，时间上可能不会早于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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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从对《诗经》的引用看《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

吴洋

2020, 0(5): 56-6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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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中有引用《诗经》的10余处记录，这些记录有些见于《左传》，展现出晏子对《诗经》的熟练掌握。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晏子主要引用二《雅》诗而没有只字涉及《齐风》，又比如在整部《晏子春秋》中晏子除了《诗经》几乎再没有引用过其他经典。这些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考察先秦《诗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深入了解《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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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晚清“新小说”《文明小史》插图中的三种视觉图景及其时代新变

纪兰香

2020, 0(5): 63-7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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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小说”《文明小史》插图在上百幅写实性的插图中，通过增加绘画元素、选择特定场景、突出空间关系等多种绘画手段，广泛而全面地呈现出晚清上海、外省、域外场景三种不同的视觉图景。从小说插图史的角度来看，《文明小史》插图在表现内容、绘画宗旨、绘图技巧等方面也反映出晚清小说插图的时代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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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我·血荐·轩辕——鲁迅文学中身体隐喻的建构与改写

刘婉明

2020, 0(5): 76-8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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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运用中国传统的“国家身体”隐喻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资源，建构起个体与民族国家间的身体隐喻关系。《自题小像》中“血荐轩辕”的象征性牺牲行为实现了二者最初的结合，《摩罗诗力说》加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资源，描绘与民族身体合二为一的理想个体身体。《药》对“血荐轩辕”进行了重演和改写，否定了牺牲的意义，《复仇（其二）》则通过对《马可福音》和密茨凯维奇《先人祭》中两个版本的神子受难牺牲故事的翻用，描写个体身体与民族身体间的撕裂。贯穿四个文本的个体与民族国家身体隐喻关系的变化，反映出鲁迅在参与建构个体与民族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又对其深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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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张承志西域古道考及相关考释

庞云芳

2020, 0(5): 89-97.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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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张承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工作。1976年，张承志随考古组赴新疆伊犁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并对新疆的地理山河发生兴趣。进入80年代他先后踏查了他地道和阿尔泰山古道。西域古道考察经历不仅使张承志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也为他积累了文学经验。张承志后来以作家身份为人所知，而他早期的考古经历始终不得关注。对张承志西域考察经历的考释，有助于深入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承志的考古体验与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为全面理解张承志其人其文提供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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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北京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建立原因的再探讨——一个路径依赖的视角

孟文科

2020, 0(5): 98-10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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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建立体现了较强的“路径依赖”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在失业治理中的行政干预手段不断加强，全面介入用人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就业选择，最终改变了自行就业的格局，初步建立了政府主导就业的制度。当时，国家工业化要求低工资制，尽量减少工资支出，在工资基金的约束下，统一调配就业就成为现实的选择。在这些已选定的制度路径上，再加上劳动力公有制以及有计划地使用劳动力的认知路径依赖，政府主导型就业制度不断得到强化，北京市乃至全国逐步建立起了统一调配就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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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留日医界的竞争与合作

张蒙

2020, 0(5): 107-11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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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办理医学教育一事虽然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官办医学校的态度却并不积极。利用中美两国档案史料，确认在20世纪20年代初，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组成“中国医学考察团”访美，主要是为了缓和与中国留日医学生的矛盾，进而自上而下地对中国施加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虽然留日医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对美国医学的态度确有改变，但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由此形成了重政治轻学术的合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医学派别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持久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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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物权的人格化还是人格权的物化？——黑格尔论人格、人格权和物权

冯嘉荟

2020, 0(5): 119-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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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是学者讨论黑格尔法哲学时常会引用的一句话。出版《法哲学原理》的这段引文把人格权和物权做了等同，但同时也引向一个矛盾：人格既赋予物权以基础，人格权又落归于物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循环论证或者乞题？分析这矛盾所指向的法哲学实质，即人格及其占有物的辩证关系：物的精神化和精神的外化，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市民社会运作的前提、结构及其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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