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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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发展研究

代耕生计与合理性行动逻辑——京郊代耕菜农的文化实践过程

李旭东

2020, 0(9): 4-1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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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代耕菜农在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境况中展开无闲的劳动生产、预支的市场交换、简单的物质生活等具体生计行动，这些行动体现菜农在适应具体处境时的合理性行动逻辑。该逻辑是一种在综合生存境遇、制度安排、惯习表达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展开的实践策略，行动逻辑的展现过程是行动主体创造意义的文化实践过程。以往的“四种小农观”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菜农的代耕生计及其行动逻辑。因此，在批判性地理解四种小农观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双重视野，以一种内外整合视角探讨不同时代境遇中的农民主体文化实践与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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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与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研究

李丹阳, 李蕤

2020, 0(9): 13-2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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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分析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对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童年期遭受忽视、父母精神异常等家庭不良经历对个体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具有显著影响，而遭受忽视强度以及父母精神异常的持续时间亦对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对于未发生忽视、父母精神异常等家庭不良经历的个体，经受家庭不良经历的个体，其生命事件发生时机出现延迟，且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对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具有不利影响。上述发现揭示了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对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微观作用机制，即童年期负向经历的存在和持续，通过作用与改变成年早期生命事件的发生时机、模式和机会结构，实现生命历程的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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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资本期望与品味区隔逻辑下的儿童教育消费研究

刘凯强

2020, 0(9): 22-3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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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长历来对子女发展高度期许，相应的儿童教育消费也趋于井喷，呈现支出结构“全龄化”、父母角色“无我化”、消费目标“影子化”和“在—缺”场教育“无隙化”等特征。研究发现，当前国内儿童教育消费格局的形成有赖双重逻辑驱动：一方面，来源于对子女未来经济资本持续增殖、文化资本跨越获取、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延伸等复合型资本的占有期望；另一方面，取决于父母本体“货币化”“仿效化”“炫示化”等品味在不同阶层区隔下所选择的差异化教育消费实践。由此，尝试从稳定支出行动及合理表达符号象征的角度出发，重塑新时代理性的儿童教育消费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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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云南拉祜纳小家庭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研究

雷李洪

2020, 0(9): 33-4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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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20世纪60年代拉祜族家庭制度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云南省澜沧县拉祜纳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发现拉祜纳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小家庭，而非大家庭。拉祜纳在婚姻和继嗣上的诸多安排都是围绕小家庭展开：在婚姻制度上，拉祜纳实行劳役婚姻，新婚夫妇在婚后最初几年通过为双方父母劳作换取日后建立小家庭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在继嗣制度上，拉祜纳不注重继嗣，而是平均分配财产以支持小家庭的独立。此外，小家庭并非山地族群逃避统治的结果，而是与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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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读书有用论”下的辍学迷思——基于自我认同视角

徐清秀

2020, 0(9): 43-5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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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存在大量认为“读书有用”却选择辍学的孩子。他们的辍学导因于受教育过程中生成的学业失败者自我认同。此种自我认同是由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共同建构的。以成绩为标准的教育分流制度不断激发这些学生对自己“升学无望”的判断；教师的“区别对待”和“好学生”的同质化交往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差生群体”；个体化家庭关系直接造成他们的自我认同困惑；与“好学生”的群际比较进一步强化了其自我认同。辍学生的自我认同呈现出焦虑、不明确的特点，与李涛笔下的云乡“少年”们对自我明确、灵活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政府、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体需共同努力，以减少辍学的发生，降低辍学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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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马迟枚速”考——兼论汉代被遮蔽的辞赋传统

刘祥

2020, 0(9): 55-6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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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迟枚速”纪事产生于汉武帝宫廷文学场域，是对枚皋、相如创作情境与时人评价的忠实记录。这一纪事根植于汉代儒学语境，带有优马劣枚的价值取向。汉末魏晋以降，在贵族清谈与文学雅集等场合，捷才备受推崇，枚皋之敏与相如之工逐渐并列。这种变化蕴含了文学与事功、经义与辞章两组矛盾，为发掘被忽略的辞赋传统、重构枚皋文学地位提供了可能。枚皋代表的受诏作赋传统具有娱乐性与游戏性的特点，且形制短小、风格“辩丽可喜”、内容以“咏物”“咏事”为主，实开小赋创作风气之先。由南朝至唐宋，枚皋“敏疾”逐渐超脱宫廷、军旅等特定场合，成为后世文人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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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论魏晋南北朝批评姿态与文体的风貌意味

邓心强

2020, 0(9): 66-7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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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善于根据不同体式规范要求行文，根据批评对象以及文本接受者确定语体的运用，以充分彰显自己的创作才华与批评思想。这一阶段批评文体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和意味，取决于批评家在文论中呈现出的批评姿态。文论家们在感性品鉴和理性批评之间漫游，出入于整体和局部之间，灵活调度多种辞格，将叙述和议论有机结合。他们以平等的身份探讨切磋，维护自身观点，义正辞严地辩护，在破立结合中营造出犀利且有张力的文风。针对创作与批评界的不足，他们针砭问题，勇于革新现状，积极培植新人，这些都使此阶段批评文体在诗意与谨严、感性与思理、温和与雄辩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可资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界参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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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中唐文人鬼神观念的分歧:兼论韩愈《原鬼》的思想史意义

周游

2020, 0(9): 76-8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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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观念在中国影响深远，但早期的文献讨论鬼神都不够系统，中唐韩愈作《原鬼》，从本体论上明确区分了“鬼”和“物怪”，并在鬼神观念上表现出了和同时代其他文人的分歧，他更喜欢描述抽象的“鬼”，而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则更热衷于描绘具体而形象的“物怪”。后来的宋代理学家在鬼神观念上与韩愈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了唐宋变革中的唐宋之同，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在唐宋变革中的重要位置。但另一方面，宋儒在鬼神观念上走向了更加抽象与纯粹的方向，与之相比，韩愈的鬼神观念则显得不那么深刻了。因此理学兴起后宋人对韩愈这一观念存在集体忽视，从这种忽视中，又可以体现出唐宋变革中的唐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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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杜诗学史上的“以杜证杜”方法论

王新芳

2020, 0(9): 86-9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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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诗学史上，“以杜证杜”是和“诗史互证”相比肩的注释方法，此法来源于校勘学中的本证法，最初只用于校经校史，到了宋代方被移植到杜诗注释之中。当对杜诗本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使用“以杜证杜”法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立竿见影之效，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之弊，表明此法具有其他注释方法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然而由于杜诗存世数量有限，此法存在不能完全互证的先天缺陷；而且作为一种本证法和内证法，“以杜证杜”需要与外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受到留存诗歌的完整性以及创作手法写实性的影响，“以杜证杜”并不具备无限推广的普适性。不过此法仍被历代注家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对推动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古典诗歌注释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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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汪桂平

2020, 0(9): 95-10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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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和性质，历来众说纷纭，疑误较多。以新发现的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考证了广福观的明代史事，厘清了一些历史疑误。认为北京广福观创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而非天顺三年（1459）；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非明代道录司衙址；广福观的名称一直未变，与大德观是两个不同的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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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李立民

2020, 0(9): 104-11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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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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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政治权力与视觉景观:重估郑和下西洋中的“麒麟”来华

毛睿

2020, 0(9): 114-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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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带来了众多海外世界的物产，其中就包括长颈鹿。明初史料将长颈鹿称为麒麟。考辨史料发现长颈鹿和明代人认知中的麒麟有着明显的差异。长颈鹿之所以会被明初人称为“麒麟”，成为用以象征仁政的祥瑞，是明初政治文化语境中阐释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有权力将长颈鹿阐释成麒麟的人是士大夫，而非明成祖。灾祥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使明初士大夫拥有了祥瑞的阐释权。永乐年间，士大夫目睹了万国来朝的景观，切身感受了明成祖积极进取向外拓张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之后，难免不生出身在盛世的自豪感。“麒麟”正好为永乐盛世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政治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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