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劳动的剥削性关系结构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显著标志。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渗透和延展助力了资本对劳动的收编和统治，同时，劳动在信息技术的加持和形塑下也呈现出新的数字化形态表征，表现为劳动范围的极限泛化、自我剥削的循环强化和劳动关系的碎片散化，所有这些构成了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异化特征。要刺透技术自由化的幻觉和假象，从而消除劳动剥削和劳动异化，需要从资本的根基处着手，化解数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数字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始源性矛盾，实现数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共有和共享。只有这样，才能矫治资本—技术—劳动的剥削性关系结构，从而探索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破除技术神话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和谐发展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的爱国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层面体现为无产阶级要建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在政党层面体现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建设是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道路层面体现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从而实现自身解放的指导思想和道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为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创造历史条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爱国主义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为深入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提供了精神动力。
从微观家庭经济风险视角考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能显著降低京津冀地区整体家庭经济风险并缩小区域内家庭经济风险差异，尤其是农村、中低收入和经营工商业家庭的经济风险显著下降。但协同发展政策的影响路径存在异质性：产业转移升级、交通一体化对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显著，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家庭支出具有显著降低效应，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辐射力度不足，仅能显著降低核心功能区和京津、环京津地区的家庭经济风险。上述结论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未来的优化和完善提供了立论依据：制定差异化政策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质量和效率；加大金融行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效率；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为支撑点，加大河北城镇化建设力度，对接京津冀协同政策。
诗学文本中城市形象的迁移所具备的话语潜能，不仅能够开发出地域美学的建构意图，也关系着文化权力结构的修改过程。通过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发现，“北京”从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脱身而出的诗学形象，与新诗发育中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北京形象”在新诗中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迁移：一是作为隐喻符号，从强调“文化”滑向对“国家、乡土”的强调；二是作为意识形象，从被附加“大语境”转为现代文化的“内核引领者”；三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由视觉景观向自然景观的还原。“北京形象”的审美迁移话题背后，关联着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自我安放等诸话题。
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元明时期北京海淀附近存在名为“海淀”的较大湖泊，此后这一湖泊名称转化为附近聚落的名称。通过对相关文献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出明万历以前海淀聚落附近并不存在较大的湖泊，当时的记载也多作“海店”，未出现“海淀”这一写法。因此，海淀聚落最早的名称应作“海店”。万历以后，文人们才使用了“海淀”这一名称，并逐渐取代了最初的名称“海店”，“海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法定地名。
随着网络领域个人信息侵权事件的日益增多，网络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网络平台和商家的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划分不清，告知同意机制日益流于形式，个人信息保护手段的威慑效果不足，极大制约了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责任的有效履行。作为以较低成本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的网络平台，应承担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责任。网络平台与商家应成为共同个人信息处理者，从而实现个人信息保护责任的内部化，二者之间的关系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必要连带责任规则。加强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建设及提高对网络平台违法行为制裁的确定性，是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责任制度的优化路径。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是发生于一定场域里的实践。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场域中的资本类型主要有政治资本、制度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劳动资本及经济资本，政府部门、学校、教师等行动者依托自己所掌握的资本在场域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政府部门内部的互动实践决定了“县管”效力，“教育局―学校―教师”的互动实践则直接影响了“校聘”成效。场域中行动者的互动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步形成一种具有阶段性、相对稳定性及动态生成性特征的局部秩序，既是行动者互动实践的阶段性结果，也是行动者下一步采取策略性行动的条件和背景，为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管理制度变迁奠定了基础，但需警惕因局部秩序导致的改革“内卷化”风险。
基于中国最大的民生态度调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相关变量是解释“收入—幸福之谜”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变量，更关键的是其会受到个体对环境变化预期的影响，即预期收入（而非总体收入或绝对收入）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预期收入越高，其减少“很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对居民总体、还是不同异质性群体而言，该结论均较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升国民的预期收入，能有效克服“收入—幸福之谜”效应。为此，应提倡政府不断强化预期管理，弘扬和践行“中国梦”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和理想信念，提高社会预期和经济预期。
利用2011-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国企超额雇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企超额雇员对突破式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代理成本和管理层过度自信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混改程度、主业经营稳定性和创新专注度缓解了国企超额雇员对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因此，应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和完善驱动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多层次治理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把人员冗余转变为人才优势、把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以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资本鳄性的疯狂、贪婪无处不在。资本孵化的网红文化在资本鳄性的操控下日益异化，呈现出“丑文化”“丧文化”“污文化”等系列异化形态，以及反传统化、非主流化、去思想化等异化特征，导致其主要受众青少年群体价值观的异化。虽然资本由人所创造，但却日益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并形成自己的运行逻辑——资本逻辑反作用于人的身上。正是受资本鳄性的驱使，资本逻辑有着强烈的取代人本逻辑的排他性冲动，由此产生宰制逻辑的错位，并导致双重异化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更好地驾驭资本，抑制资本鳄性，消除资本—网红—粉丝关系的连环异化和资本—人本逻辑的错位，复显人本逻辑的光辉，才能有效消解网红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