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范式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图景的一条重要线索。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生产力出发，揭示出文明作为“实践的事情”“社会的素质”和“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本真含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全方位诊断和批判性反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困顿与危机实质上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由物对人的非法统治所造成的系统性的文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高度，以辩证性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以资本为主体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以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擘画出人类文明的崭新图景。
通过词源研究法、谱系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研究发现，从古希腊以降，产生了爱、善、神、契约和伦理五种共同体思想流派，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等与共同体思想具有一定的共性。汉语的“共同体”和英文的community及association的词源和词义在跨语际翻译和阐释方面都有地域性、纽带性和社会交往的同质性，也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异质性。《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association的各种汉译均译出了“大同”和“联合”的含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既是对《共产党宣言》科学真理的提炼，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同时也是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威胁的重要法宝，其进一步拓宽实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数字治理驱动治理重心下移并进行技术赋能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在北京“接诉即办”的改革中，这些机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层级关系上纵向整合机制，压缩了“中间管理层级”，使政府纵向层级关系呈现出弹性的结构状态；二是基层“条块”关系上横向整合机制，将科层制自上而下的规则驱动转变为直接面向社会的解决问题驱动，推进“条块”关系的高效整合与协同；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内外整合机制，打破科层体系的封闭状态，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了科层体系对社会的整合力与回应性。这三重机制构成了数字治理有效驱动治理重心下移并进行技术赋能的基本路径。
首都圈是中国都市圈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标杆，对于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空间框架的组织基础具有不可比拟的战略意义。采用聚类分析、空间识别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首都圈综合发展能力和协同治理水平进行了科学测度与比较。结果发现，在全国28个都市圈中，首都圈的综合发展能力处于第一梯队，但协同治理水平较低，存在着区域发展要素分布不均、产业分工落差大、公共服务不均等、城镇体系失衡等问题。有鉴于此，需加快推进首都圈区域交通设施一体化建设，强化创新资源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完善核心城市公共服务向周边延伸布局，构建网络化区域城镇体系。
运用耦合协同评估、交叉效率评估与动态窗口分析，从经济、社会与生态维度考察了2013-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 的大气污染治理情况。结果显示：三个系统之间具有强劲的嵌套型互动关系，但和谐程度低；各系统均存在着显著的阶梯性差距，且大部分地区处于低层级，导致负外溢效应大于正外部性影响；综合治理的“三阶段”排名格局较稳定，各地区在不同评估窗口的绩效有增有减，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对此，需立足于“三线一单”，提升多系统耦合协同水平；优化环保利益差核算与转移支付/补偿机制，以专项责任目标引导多中心、多层级、多梯队的“地域+领域”联防协作；拓展环境绩效维度、调减经济指标权重、健全数字化治理、严格终身追责等，以完善地区全面发展效益考核体系，强化结果应用的奖惩效力。
分析了唐代书目中选本、评论的位置变迁情况，考察了唐代古典目录学中总集观念的演进，认为唐代处于转折时期。《隋书·经籍志》将《七录》总集、杂文二部合并为总集类，同时著录多体与分体选本、解释评论之作以及单篇、一人作品，总集范围得以扩大。毋煚《古今书录》延续总集类名，但对所著录文献多有增删，评论著作也被有意识地移置总集类之末。从《隋书·经籍志》到《古今书录》，选本、评论著作的位置发生迁移，呈现出从选、评文章到选、评分列的总集观念动态演进，进一步为宋代总集观念的定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战国汉初诸子文献中，有一种以远古时期社会演化为主题的记载，谓之“远古社会”传说，存在着三晋(北)、齐鲁邹(东)、楚淮(南)三方地域异辞。从地域层面来看，北学多为纯现实叙事；南学多持退化史观，记载了众多远古部族的名号，杂有神话。《容成氏》的性质是“南方古史杂抄文献”。从学派层面来看，南方道家最典型的特征是退化史观、形上至德之世、传述老子之学。形上的“至德之世”乃是庄子及其后学继承老子而发展出的概念。三晋法术之士强调时变史观。邹鲁早期儒墨的古史期至尧而止，多不言古帝具体名号。齐地轻重学派可归于三晋法术之士与邹鲁早期儒墨之间。地域与学派这两个视角，对研究诸子所传远古社会传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平台经济作为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新型经济形态，引领着数字经济模式和场景的创新，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其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行业的经济特征、运行方式和经济效应，也更容易产生诸如“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封禁”“自我优待”等垄断现象，那么如何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监管，这就促使平台经济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通过对国内外平台经济的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进行追踪梳理，重点围绕平台经济的概念与分类、典型特征、业务模式与竞争行为、经济效应、垄断与监管问题等方面展开述评。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现状，评析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展望平台经济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可能的聚焦点。
在政府部门因级别、权力、资源等而呈现出部门分野的现实情境下，部门差异对政策执行及其结果有着重要影响。以往关于政策执行偏差的研究没有对部门差异性给予足够的关注，缺乏对不同类型部门政策执行方式和策略的深入分析。社保卡发行是一项在多层级、跨部门体制情境中进行的长期性工作，过程中出现了执行部门只关注社保卡发卡量而忽视社保卡功能应用的明显偏差。为了解释社保卡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多重逻辑，以Y市为案例进行定性研究，建立了一个由组织身份、组织内部关系和组织外部技术环境所构成的分析框架。该框架为揭示部门差异性如何导致执行偏差提供了有效的解释路径，丰富了我国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理论视角。
《民法典》第1084条在离婚后子女抚养条款中引入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这是我国立法的重要进步，但其司法适用尚存诸多问题。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和各国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域外已形成了较明确的判断标准。其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既是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也构成了判断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直接要素。为保障《民法典》的有效施行，我国还需通过下位法或司法解释等进一步规范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具体判断标准，以未成年人的需求和安全为首要考量要素，明确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与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完善未成年人意见表达制度、家事调查员制度、程序代理人制度及保障专家参与等深化家事审判改革措施来促进该条款的有效适用。
基于对南京市988位居家养老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老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仅分别有6.78%、14.27%、9.62%和33.40%的老人明确表示愿意购买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紧急援助和助餐服务，而对应的主观需要比例则分别为45.24%、52.53%、44.58%和52.83%。有较多收入较低的老人的客观需要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制约城市老人居家养老服务有效需求的主要是资源性因素和健康因素，而非个人倾向性特征；基本养老公共服务供给对有效需求存在着可能的带动作用。建议市场供给和政府购买的居家服务项目在优先顺序和服务重点方面有所区别，做好宣传工作，且更多采取现金补贴或优惠服务券的方式直接补贴到人，促进老人将主观需要转化为有效需求以减少福利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