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狠抓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 全党的团结统一达到全新高度, 富有创造活力的组织生态进一步发展; 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正风肃纪反腐, 清正廉洁的反腐生态逐步形成; 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 形成了鼓励干部担当、任人唯贤的用人生态; 注重文化底蕴的滋养, 形成和发展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生态。在新征程上, 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通过创新党内政治生态评价机制、把巡视监督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相结合、实行政治问责制等方式, 形成良性互动的“党内政治生态链”, 以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经验, 从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和制度逻辑三个层面贡献了破解现代化困境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为道路展开的理论原点, 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将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作为现代化实践的现实原则, 与西方式现代化划定了原则性界限; 将“走自己的路”作为创造新道路的中国经验, 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进路表明, 现代化的发展形态是历史规律、主体价值和社会制度相互作用与内在融合的结果。
提升政府回应力是治理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自运行以来, 有效提升了政府回应力。通过对北京市“接诉即办”的研究, 发现政府回应主体同时面临着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及同级政府的竞争压力, 且三种压力相互助推形成无缝隙的“压力立方体”。为了应对压力, 回应主体通过组织任务拔高、组织动员、组织学习来提高组织效能。通过多重压力施压和组织效能提升, 回应主体成为具有高回应意愿和高回应能力的积极行动者。回应主体从政民互动中的堵点转变为助推点, 从而提升了政府回应力。
围绕着房地产金融活动主体, 综合考量外部风险引致因素, 构建了房地产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以支持向量机模型和粒子群优化算法为内核建立评估模型, 对京津冀地区房地产金融风险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以一年为时间窗口期, 对京津冀地区房地产金融风险进行评估。结果显示, 2010-2021年京津冀地区房地产金融风险呈现风险凸显、风险缓释和风险再积聚三种阶段性演变特征; 2021年前两个季度为轻度风险状态, 但存在向风险中度、重度转化的不利趋势。
辨名是博物学中重要的知识分支, 中国古代博物学辨名有一个巫礼转换的历史过程, 其中的典型例证是动物辨名。动物辨名最初是一种厌劾妖祥的巫术活动, 辨名的目的在于利用名化解对未知物种的恐惧, 进而制御或役使动物。汉代动物辨名的内涵发生了重要转变, 伴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 名物训诂之学日益成熟, 汉儒在编纂字书及注解经典过程中进一步辨析动物名号, 他们以礼教为标准建构了辨名与人伦的关联, 尤其是名号之异与身份之异的关联, 从而使辨名具备了别其物类的礼学功能。巫礼转换揭示了以名为手段理解外部世界的两种进路, 前者是认知物种性状的名实探讨, 后者是区分物种类属的名类探讨, 二者互相配合, 共同完成了对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整体建构。
元代京畿地区的“说唱词话”现象, 包括民间表演活动与书坊文本刊行两个方面。经研究证实, 1967年上海嘉定墓葬中出土的13种“说唱词话”, 刻印于明成化年间的北京书林永顺堂, 其中多有明代重刊的元代作品, 而《元史》《元典章》等史料中, 对其民间表演活动也有明确记载。元明时期, “说唱词话”现象随着便利的运河交通传播到沿长江流域的省份继续流行。据田野调查显示, 留存至今的安徽贵池傩戏, 其文本形式与表演程式基本上再现了元代京畿地区“说唱词话”现象的原貌。世易声移, 北化为南, 这一现象接续了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由宋至明的发展脉络, 为研究宋元以来说唱文学与民间戏剧相互渗透的关系提供了典型范例, 是研究宋元南戏形成轨迹的重要视角。
文化收藏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爱好, 民国北京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人的转型, 但他们对文化收藏仍怀有极大热情。知识分子通过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和寻访, 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强化着对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在搜寻旧书与古物的过程中, 既感受着与传统文人相通的生活意趣, 又创造着属于现代学人的人生价值; 既体会到身为读书人的优越感, 又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活动及在活动中的复杂感受, 反映了身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从旧文化中寻找和创造现实生活的意义, 强化身份认同的努力。
数字时代, 资本为零工经济披上了“自由化”的外衣, 以迎合劳动者对自由的追求, 掩盖剥削本质。资本通过赋予劳动和劳动时间以社交意义, 赋予劳动者“时间自主掌控”的感觉和舒缓的空隙等方式, 使零工劳动者产生“劳动自由”的认知, 但这改变不了“劳动自由”背后隐藏的“劳动控制”, 平台通过数字泰勒制、用户评分和评价机制、干预成单率等方式, 加强对劳动者的劳动控制。最终, 在自由剥夺大于自由赋予的情况下, 劳动者陷入普遍过劳、主体性逐渐丧失、失去劳动法的保护和应有社会保障等现实困境。基于此, 应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管作用、加强人文主义关怀、完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非洲各国出口贸易数据, 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非洲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使非洲东道国制造业出口比例增加并提高了其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非洲东道国提供了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在长期, 非洲出口贸易结构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同时, 非洲国家制度体系的完善对升级效应起到了放大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 对于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国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西非、中非和南非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程度较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非洲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关键路径。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业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改革新进程的开启, 行业协会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与此同时, 行业协会依附式发展和治理失灵等问题显现, 行业协会治理转型势在必行。行业协会的治理转型可以从结构、关系和行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行业协会治理存在结构的形式化与简约化、关系的依附与疏远和行动的被动与不足等问题, 究其原因, 在于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驱动不足、对资源与规则的依赖以及社会资本与策略能力不足。行业协会需要在结构、关系、行动三个维度实现全面治理转型, 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实现治理现代化。
1969年利比亚“九月革命”后, 卡扎菲带领利比亚实现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制国家的转变。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最初的模仿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坚持伊斯兰社会主义、创立世界第三理论到宣布进入民众时代的变化。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 卡扎菲以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对利比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政策不断进行调整, 一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最终没有摆脱衰亡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执政理念过于理想化, 独裁统治不得人心; 经济改革措施脱离实际; 执政基础日渐涣散; 饱受争议的外交政策; 颜色革命加速了卡扎菲的倒台。从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兴衰, 反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等数据, 运用队列双重差分法、多层线性回归分析、中介分析等方法, 分析了市场化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路径。结果发现: 市场化削弱了人们的差序政府信任, 主要通过降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来实现,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政府信任央地双低的局面。威权主义价值观在市场化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 即市场化通过削弱威权主义价值观来降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互联网使用在市场化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发挥着遮掩效应, 即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市场化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削弱作用。认为应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来提升人们对各级政府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