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探索进程中, 中国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现代性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融合、并进的逻辑关系构式。中国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出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在场逻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未来逻辑。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为厘清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理路提供了新的线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进一步塑造新的现代性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反复探索的过程,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结果。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阶段, 其标志性成果就是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内在逻辑性: 现实逻辑是中国的社会变革本身内蕴着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迫切需求; 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在传播应用中表现出了理论自觉性; 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可以更加鲜明地展示党在成立后短短一年时间里在理论创新上实现的巨大进步, 并为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提供新的认知。
法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北京市“两区”建设过程中完善法治保障的重要环节。当前, 北京市法律服务市场具有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的必要性。中国在国际经贸条约中的开放承诺是北京市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的最低标准; 中国国内法的相关制度改革又为北京市法律服务市场开放创造了新的政策空间。在吸收借鉴上海自贸区法律服务市场开放经验的基础上, 北京市应当以国家安全为市场开放底线, 建立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通过适当开放自然人流动和发展律师事务所合作经营的路径来丰富外国法律服务主体的经营模式; 落实境外仲裁机构的引入, 建设具有吸引力的国际争议解决中心。
通过对“大众点评网”平台关于北京市基层公共图书馆的评论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 发现基层公共图书馆在影响力方面有待提升, 用户较为注重环境、藏书、服务、时间四个维度的阅读体验及少儿群体的阅读需求或影响。结合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 梳理了北京市基层公共图书馆在管理、时间、空间、服务四个方面的问题, 基于此提出了内外协同的创新发展路径, 即构建常态化的经营保障制度、科学考核评估体系和基层馆员评聘教育机制相辅相成的内部管理体系, 以及政府购买服务、“馆店结合”模式和全民参与力量相互协同的外部文化矩阵。
《庄子》富含托名色彩的故事虽曾为学者所留意, 但其作品的具体托名内涵与创作特征仍有若干待发之覆, 近出阜阳汉简《庄子》、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正可为此书存在托名虚构篇目以及类似之文在彼时确有一定传播的情况提供证明。除了为人熟知的假托于儒、道学派代表人物的故事外, 《庄子》中还多有托名于黄帝、尧、舜、禹等古圣先贤人物的相关故事。诸文或设置人物“论道”之说, 或编造人物“求道”之事, 其中所展现的核心内涵是借助人物身份以增信其言、利用人物声名以彰显学说。《庄子》拟托故事惯用想象恣意、铺排对举等手法, 既达到了借重历史人物以撰文喻理、释说述理之目的, 又为战国文学作品的发展注入了精妙俊逸的审美风貌。
基于历史户口册数据库和有关文献资料, 考察了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特征及其变化。结果显示, 旗人男性早婚盛行, 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问题突出, 男性初婚“夫小妻大”比例高达四成, 而女性早婚不明显且婚期更加集中。从时间变化趋势看, 男性初婚略有提前、再婚略有推迟, 初婚婚龄差和再婚婚龄差都在减小。女性初婚推迟, 嫁给再婚男性的女性年龄也在增大。女性再嫁比例逐渐提高, 节妇守节时间长度逐渐缩小。男性续弦比例提高, 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旗人是纳妾的主要人群, 生育是纳妾的重要目的。京旗和屯丁的婚姻存在着多方面明显的差别。晚清东北双城堡旗人婚姻行为及其变化受八旗制度、人群类别、旗人生计和人口性别结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数据结构、智能系统、信息网络等新技术的影响下, 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在文化艺术领域, 作为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艺术主体虚拟化、虚拟主体间性的形成, 展示了艺术生态的转型: 数字化挑战了传统艺术形式, 让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身份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地点, 不同的“语境”近在咫尺, 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创造和重置“语境”的过程中, 艺术作品变得具有“非物质性”和“交互性”, 从而改变了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关系; 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不再是“施动”和“受动”的关系, 而是“交互”和“对话”的互动关系, 此时的艺术主体不再是孤立封闭的形象, 而是动态开放的形象, 艺术主体间与欣赏者之间成为艺术共生平权的关系。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要求对承载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而数据处理者正是保障重要数据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数据处理者对于引起数据安全法益侵害危险的原因的控制支配是其居于保护者保证人地位并承担重要数据安全刑事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为督促数据处理者切实履行重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从源头防范日益严重的重要数据安全风险, 《刑法》应与《数据安全法》等前置法有效衔接, 在恪守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增设兼具法定犯、纯正不作为犯、义务犯、结果犯等多重属性的拒不履行重要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罪, 构成要件设置要既能填补当前数据安全犯罪的立法漏洞, 又合理划定数据处理者承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范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是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力量, 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对标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乡村产业振兴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 但是依然面临着来自主体、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掣肘, 形成了复杂的多重堕距现象。深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多重堕距的表征发现, 其产生与农耕文化和市场文化、主体素养和产业定位、治理结构和流变社会之间的张力有关。因此, 新时代必须要以协同式弥合为指导思路,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协同乡村产业生产要素共进、优化市场环境, 协同组织乡村产业主体共同发展、完善公共服务, 协同优化乡村产业生态发展系统, 从而全面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更是我国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不合理性的重要一环。我国城镇化建设处于加速推进期, 但是半城镇化现象严重, 土地改革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还不太完善。对此, 新发展阶段城镇化建设需关注农民的切身需求, 给予他们一定的土地物权,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推进城乡社会保险一体化建设,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服务; 在城市建设中, 要从城市的实际特色出发, 提高资源要素配置, 合理规划城市发展, 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社区产权吸纳不足, 引发了农民与下乡企业的博弈, 围绕该问题的探讨可展现资本下乡的落地效果。结合大别山连片特困区典型村的田野调查, 发现社区土地产权是农民获取公共物品替代品的重要渠道, 而资本下乡使之衰亡, 成为农民与企业博弈的深层根源。作为博弈“武器库”, 社区土地产权由不同具体安排组成, 但涉及的利益差异使农民的博弈参与出现分化, 加之阐释对象转变为已转出土地, 造成了社区产权公共价值失灵、社区产权秩序失效的后果。因此, 需营造资本下乡的德法互依制度体系, 通过吸纳社区产权有益成分、构建资本下乡与社区支持型农业协同发展路径、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 来破解资本下乡不畅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城市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社会发展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管理体系。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要着力优化“五大体系”。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的政治体系,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体制; 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的自治体系,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企事业单位自治机制、社会组织自治机制、做实网格化党建; 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体系, 健全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 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的德治体系, 挖掘德治资源、健全德治体系、强化德治约束、激励德治能量; 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的智治体系, 加强智慧政府建设、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社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