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科学概括和系统阐述, 不仅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回答的时代课题,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而且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两个确立”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等方面作出了新定位, 科学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在科学认识族性问题的基础上, 从族性的维度阐述了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揭示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资产阶级主观上优化族性, 宣扬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伪善性, 其实质是殖民扩张政策下的沙文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自觉地形成阶级意识, 展开国际联合的现实行动, 以阶级性来扬弃族性, 以国际主义来消解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地退出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族性维度下的民族主义批判对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蕴含了族性平等共存前提下的世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 是历史唯物主义族性观的在新时代的创新。
清末民初北京歌谣的价值有重新审视之必要, 就其地理叙事方面而言, 除具有地理意象、地理图像和城市空间的广泛蕴含外, 还具有审美和“召唤”的功能。北京历史文化的记忆, 以歌谣而展现; 北京独特的地域特质和文化空间因歌谣而丰富。从北京歌谣的地理叙事中可以见出, 其地理意象的跳跃性、地理蕴含的多义性和文化空间的交错性, 充分体现了北京城立体的、层叠的人文景观。地理叙事的介入, 在审美上为北京歌谣增添了质朴活泼、清新灵动的地域特色, 从而也丰富了既往历史向度研究的单一性。
基于两部海外译者所译中国当代小说, 从经典化视角系统分析了小说的具体翻译特点, 并结合西方媒体相关评价反馈, 分析了小说在语言、句式结构、修辞手段及叙事方式等层面的积极经验。根据译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以下传播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识别并处理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经验, 使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最大程度地接近中文读者; 鼓励国内学界对译文开展批评性分析, 为海外译家提供更多导向参考; 强化译者与出版机构的经典化意识, 确保译文不脱离原生活; 充分发挥汉学家深谙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优势并向其提供多维度支持, 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国际经典化。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之乱以来, 唐朝先后尝试了组织行军、设置团结兵、增置军镇等多种方式, 皆未能改变唐朝在东北防御方面的被动局面。营州陷落之后, 并州一度成为幽州的后援, 与朔州、幽州共同构成跨区域联合防御模式, 其防御对象不仅包括契丹、奚, 也包括突厥, 这是防线被迫后移西撤的一种无奈应对。直到开元年间, 借由突厥内部权力过渡之机, 并通过和亲两蕃等手段, 才实现了营州的复置。与此同时, 河北五军相继设立。开元二十年左右, 河北三层防御体系形成, 东北边地便捷报频传。但幽州节度使统领河北二十四州府的全境防御模式也导致了地方军事化的加深, 这成为天宝之乱的一大诱因, 也是安史之乱后河北分裂割据的一大事实基础。
网络主权包括数据主权, 后者是前者的新发展和重要方面。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的确立, 并不是理论演绎的结果, 而是经历了一个国际博弈过程, 并由特定的事件推动。美国提出“全球公域说”, 提倡互联网自由, 实质是利用其互联网技术优势主导网络空间。我国通过法律制定维护我国的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 从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要充分理解我国维护数据主权的制度背景与制度理性, 提高遵守《数据安全法》、维护我国数据主权的自觉性。同时, 也应该认识到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坚持相对安全观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 并最终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城市化浪潮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从集中到扩散的技术城市化、从文化到文明的人文城市化及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萎缩的周期性城市化浪潮。这揭示了城市化问题的复杂性，也生成了人们对城市化的恐惧感，诸如生存性恐惧、正当性恐惧、价值性恐惧和同质性恐惧。每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化都会不断遭遇风险、危机、质疑和批评，但是城市化也是一个不断激活和打开生活空间的过程，城市形态映射社会权力、城市环境呼唤生态伦理、城市治理拼贴出城市秩序。追求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是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城市策略是成就“希望空间”的基础路径。城市文明的融合叙事、微观叙事和多元叙事是不断突破城市化自我限度的方式，也是不断重构城市创造力的共同策略。因此，人们对栖居空间的美好向往一直充满着现实的希望，即“城市的胜利”。
在城市化进程、建筑新旧、居住者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社区资源禀赋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客观要求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分类治理。通过对四川省成都市、乐山市等地的调研，以共性综合治理、特性靶向治理为策略，发现老—老社区应整合资源，重点发展针对失能老人的“养、医、娱、终”相结合的全托型养老服务; 老—新社区适宜依托已有适老设施，提供日间集中照料或上门服务; 新—老社区适宜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建设小型幸福互助院; 新—新社区应注重发展长期照护、权益维护、生活适应等事业，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基于城投债交易数据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从房地产周期和人口流动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周期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存在着“逆周期”关系，促进人口流入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城市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流动人口带来的外溢效应，而对“土地财政”具有更强依赖度的城市受房地产周期的影响更明显。认为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须适时动态监测房地产周期走向; 增加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留城意愿; 解决好吸引人才和发展本地经济的问题; 要处理好土地财政依赖与地方政府债的关系。
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加税收征管力度会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其中，从研发投入的决策方式来看，税收征管对企业自身研发决策的作用强于其对合作研发决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对制造业企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税收征管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此外，在影响机制的探索中，税收征管通过税收负担、融资约束、企业行为及营商环境等途径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基于2005-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四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基于收入差异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由收入差异导致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呈收敛趋势，符合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第二，身体失能是年龄中和效应存在的关键原因，身体失能比增龄在缓和由收入差异导致的心理健康不平等中的调节作用更大; 身体失能降低了收入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 与低失能老年人相比，在高失能老年人中基于收入差异的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的收敛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应推动全人口、全周期健康管理，提高低失能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完善高失能老年群体的心理慰藉服务体系和社会功能补偿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解决基层治理多重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以G市X区的矛盾多元化解机制为典型案例，对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前后的基层治理进行比较研究，为基层治理从县域走向市域提供学理性解释。研究发现，基于整体性视角，从县域走向市域彰显了基层治理的进阶式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治理层级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功与否最终要落实到治理效能上，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和“最后一公里”仍在县域，平衡好治理层级上移和治理重心下移二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弱市强区条件下的市域社会治理空间较大，地方政府更有动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