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其中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碰撞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风险。就其基本特征而言, 网络民粹主义隐蔽阶级特征, 突显社会矛盾; 有意表现自身, 潜在杂糅信息; 全球传播流行, 各地不尽相同。由此带来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多重风险。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多重风险, 提出治理策略: 防范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 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打下坚实基础; 警惕网络霸权, 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体系提供重要抓手; 防止社会失序, 为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给予充分保障。在方法论意义上, 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发展与安全的基本关系。
中华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 与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特质、情感诉求、生活体验和社会交往等关系密切, 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部分。阐释了中华节日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功能, 中华节日文化是时间认知的产物, 是农耕文明的缩影, 是情感表达的方式, 是民族精神的写照, 是生命美德的呈现, 是身份认同的载体。应发挥节日文化的育人功能, 推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 促使广大青少年通过认知中华节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通过融入中华节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感情, 在认知、理解、参与、融入中华节日的过程中, 真切领悟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来的思想之美、精神之美、道德之美、艺术之美、山水之美和生活之美, 从而更加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以2012-2022年北京市科技政策为样本, 实证分析了科技政策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科技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其中培育型政策的影响最大, 而基础型政策的影响尚未有效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 强化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对科技政策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科技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促进基础研究人员集聚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对此, 北京市应立足“10+3”高精尖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需求, 制定完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精准前瞻的科技政策; 优化基础研究政策体系, 提高基础研究人员集聚水平; 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使用效率; 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 区域产业协同则是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理清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切入点, 沿着“目标导向—支撑保障—演化机制”的脉络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 围绕着以深化产业分工催化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 以内外联动优化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以区域创新联动增强区域产业协同的创新效能, 以“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强化协同动力,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跨地区产业协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提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致力于为使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叙事传统是华人学者继抒情传统后建构的又一理论话语体系, 集中展现了海外学界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中国性发掘和现代性建构。早期中国叙事传统主要围绕小说文本和小说史研究, 开拓了前叙事学阶段的中国小说传统, 逐步实现了由文本研究向理论体系建构的转化; 20世纪70年代, 王靖宇、鲁晓鹏等人征用西方叙事概念, 在与西方叙事传统的比照中重构了中国小说叙事理论, 描绘出一条从历史性到虚构性的理论体系; 高友工、黄卫总、顾明栋等人则从单一的西方叙事概念中挣脱出来, 拓展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多元可能性, 揭示出其跨文类的抒情性和跨文化的非西方性。华人学者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纠正与补充, 而且共同促进了本土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及世界叙事理论的发展。
作为藩阀政治家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 山县有朋在政治理念上并不认同政党政治, 故坚决拒绝党员入阁。其与宪政党合作的直接目的是完成甲午战后经营计划, 在两届议会上通过预算案及各项重要法案。山县阀代表人物桂太郎通过与宪政党合作的亲身实践体会到藩阀与政党合作的限度, 充分认识到如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施政和适应政治转型的现实需求, 唯有组建政党。以星亨为首的宪政党将二者间的合作定位于政党内阁成立的准备过程, 通过合作, 在金钱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 扩大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宪政党的支持基础, 亦有力地扩张了其在地方的党势。但由于终究难以进入到政权的核心, 促使其深刻认识到唯有以藩阀同化于政党的途径将开明派藩阀政治家——伊藤博文引入政党, 实现藩阀政党化, 才能建立政党政治。双方的分裂最终促成了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同志会的相继成立。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 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 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 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 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 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 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 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 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 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 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 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 法家以法作为标准, 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 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 无为而治; 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 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以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0-2018年30个省(区、市) 面板数据, 将基建投资、专项债发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中专项债融资方式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 结果显示: 基建投资扩张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 专项债发行能够显著抑制基建投资债务风险, 尤其是在经济质量发展较弱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 政策效果尤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 专项债发行有效约束了地方基建投资扩张, 纠正了官员晋升竞争动机, 减轻了基建投资债务风险。对此, 应当在对地方基础设施进行投融资时, 坚持“效率原则”, 提高基建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地方债务整治要坚持“隐性债务显性化”, 管控应以专项债方式进行基建投资; 应不断创新地方官员考核制度。
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考察分析了中国女性婚育行为和婚姻观念的最新状况, 并比较了不同队列的差异。结果显示: 2019年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5.24岁, 30岁女性未婚比例达到13.77%, 年轻队列婚姻推迟明显; 总和生育率为1.67, 二胎多于一胎, 全面两孩政策继续发挥作用; 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96岁, 曾生子女数平均为1.64个, 年轻队列生得更晚、更少, 生育高峰右移; 妇女理想婚育年龄不断推迟, 理想子女数逐渐减少, 男孩偏好随队列推迟而减弱, 婚育观念的队列差异十分明显, “90后”婚育观念更为开放和积极。对此提出了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加强性别平等意识、发展多样式照料服务体系等建议, 鼓励年轻人适龄婚育, 避免女性生育惩罚, 减轻生育养育压力。
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经多年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重新审视、定义其与政府间的关系, 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当前研究范式有以下弊端: 其一, 在解释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 存在着缺少基础和立场、宏观界定难以解释具体现实、静态分析忽视了非营利组织能动作用的结构性倾向研究的困境; 其二, 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研究明显呈现积极和消极两类对立观点。由此, 提出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 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具体分析方法的新框架。分析发现: 民办社工机构的诞生、发展无不依附于政府的资源与政策, 但机构亦有能动性, 通过主动介入重塑环境以适应其成长; 民办社工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结构性引导的特征。
政府购买服务是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形式, 但比照新公共管理理论, 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 包括缺乏竞争性、合同完整性和绩效评估效力不足, 这意味着需要基于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养老服务的复杂属性使政府的购买行为呈现嵌入与脱嵌的“双向运动”特征, 并在管理上产生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的双重管理逻辑。为分析双重管理逻辑如何运行, 选取S市为典型案例, 指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可以实现融合并相互促进, 从而推动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总结理论与实践, 认为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在管理上须超越纯粹市场逻辑, 注重信任关系构建, 包括在信任基础上建立合同关系、基于自由裁量权细化合同条款, 打造服务品牌以提升服务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