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恢弘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城市功能的嬗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功能嬗变的内生动力主要包括民众需求升级、市场经济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社会公平正义, 这些内生动力在不断推动城市功能嬗变, 使城市向着紧缩城市、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等功能发展, 在城市功能嬗变过程中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叠加复合的内生动力在不断激发城市功能嬗变, 但仍然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短板, 亟须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等路径激发并持续生成城市功能嬗变的内生动力, 通过城市功能的优化完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得到极大丰富,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稳步建构。在世界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形势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与实践发展不断创新完善之时, 应尽快厘清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普遍规律、独有特质、核心支撑和文明形态。在此基础上实现突破创新, 逐步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本体的元建构, 凝聚多元力量夯实话语主体的核心支撑, 寻求话语载体空间中的“互惠性”理解, 进而增强国际化表达, 实现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地位, 更好地回应时代变革所提出的现实问题。
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企业相比,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实验组企业的成长。机制检验表明,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成长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此, 在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 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 加强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 以实现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效果。
惯例为审视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日常生活中, 惯例指人们在思考和行动中约定俗成、无须言明的一整套法则、规范或秩序。通过维特根斯坦、迪基、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建构, 惯例逐渐由生活经验转化为意义话语, 成为文学阐释中颇具启示性的参照和坐标。在文学理论中, 惯例通过赫希的“意欲类型”、卡勒的“文学能力”、费什的“阐释社群”等学说彰显其潜能, 一方面保证了阐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另一方面又为释义活动设定了相对明晰的界限, 从而有效避免了“无限衍义”所带来的混乱。当然, 作为阐释路径的惯例论同样存在着一些理论盲点, 它可以为阐释提供一定的引导, 但无法成为贯穿其中的权威律令。
晚清新政时期, 京师大学堂经过延聘科学教习、购置实验仪器等一系列筹备工作, 在学堂内率先创建了师范馆及其科学教育。师范馆按分类科的模式将馆内所有课程划分为四类学科, 将自然科学课程专门集中于第三类、第四类学科, 同时又为各种实验、实习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 彰显出了注重实验的基本特征。对于与科学教育有关的考核等事项,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亦制定了有力举措, 在实践中竭力落实, 保持了师范生科学教育体制的完整与正常运行。师范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主要载体, 于清末发挥了示范与传递的良好作用, 不仅推动了近代国内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而且通过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产生了社会启蒙的积极效果。
《开元礼》以后, 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 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 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 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 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 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 明堂只祭昊天上帝, 配帝用皇考, 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 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 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 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 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比例原则, 在税收大数据执法过程中, 无论是税务稽查、税务检查, 还是税务处理决定与税务处罚; 无论是行政事实行为, 还是行政法律行为, 都需要遵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目的特定与目的正当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 均需要逐步在税务大数据执法中予以落实。具体而言, 不得对没有偷漏税嫌疑的公民进行大数据监测和稽查, 要避免设立中央数据库; 大数据稽查所处理的个人信息应该是与偷漏税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 并且处理的个人信息应限于实现执法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之内。既要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又要切实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税法收入分配功能是契合共同富裕目标的现代性功能, 而开展理论解析以深入认识该功能乃必要前提。从最核心的内部结构看, 该功能可解析为强制性和诱致性分配功能两种, 二者存在着主辅之别, 但不可偏废, 且二者具有积极能动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 税法的其他功能、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乃至经济社会等宏观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税法收入分配功能, 故须在制度建设中加以协调平衡。通过内外透视厘清税法收入分配功能, 有助于推进税收良法善治,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 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 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 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 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 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 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 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 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 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 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 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货币具有交换中介与治理工具的双重属性, 它既要满足市场要求, 也须以主权货币的形式发挥政治功能, 且作为治理工具而存在。现实中频发的主权货币危机侵蚀着人们对主权货币的信心, 从而形成用技术手段实现货币去政治化的期望。通过对数字货币兴起过程的研究, 发现技术、观念和组织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回应去中心化的数字加密货币与平台企业发行的稳定币带来的治理挑战, 各国政府基于数字化治理、保护数字时代国民财富、汲取经济资源的需要, 开始积极推动主权货币的数字化, 主权数字货币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货币发展的主要方向。
运用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 养老机构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对养老机构经营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 第一,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开展能够有效提升养老机构的收入和利润; 第二, 相较于城市而言, 农村开展医养结合对增加机构收入和利润的贡献不足; 第三, 开展医养结合通过提高照护专业度、提高入住率和优化床位结构三个机制实现养老机构收入和利润的增加。这表明, 养老机构中增设医疗服务的盈利可能性, 说明机构具有内部驱动力。对此, 未来应着重完善外部的政策环境, 解决内设医疗机构资质和医保报销资格授予难等问题, 并对农村机构设置给予资源和政策倾斜; 机构可从专业化、入住率和床位结构等出发改善经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