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面临着新使命，就是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支撑，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引领，为人类历史发展中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与较量的新趋向提供理论动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中弘扬中华文明提供科学理论思维，以更好地回答不断变化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劳动已跃升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却被各种平台和数字资本所充分吸纳，产生了新型异化，研究发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劳动者裂变为数字孪生体，其生产的“一般数据”被各种数字化平台所窃取，成为无酬性的“产消者”；其二，数字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劳动方式之一，但却与自身发生了新的疏离；其三，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普照的光”，它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重要牵引，也完成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更为深度的盘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空间表现。基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程与特征，重点探索了经济发展导向的区域协调理论逻辑与目标设定，从宏观目标、经济体制、空间结构、区域协同、区域政策、生态保护六方面着手，围绕差距缩小、要素畅通、空间集聚、分工合理、协同治理、绿色低碳六大发展目标，提出了经济发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即打造区域发展新动能、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构建区域政策体系和紧抓区域生态治理，从而为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京杭运河沿线的河道、沟渠、水闸、水坝与城邑、村镇的命名和更迭，记录了运河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这些地名逐渐积淀为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至今已被视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或产生于运河开凿的过程中，以运河具有的某种自然或人文的地理特征作为命名依据；或在运河开凿之前就已形成，其命名背景本与运河无涉，但在嗣后随着所指地域上升为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地名本身转而成为运河文化的语言文字标志。河渠命名或派生于起讫点的城邑或河流名称，或以“通”“济”等字为标志反映开凿者的愿望与运河的功能；闸坝的命名语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从写实走向寄意的趋向，某些城邑的名称隐含着不易追寻的非汉语成分。
基于2004-2020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外溢效果明显，可缓解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京津冀一体化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增强作用强于公共服务一体化。因此，京津冀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这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江户时代名儒皆川淇园所著的《世说启微》, 是东亚较早从“文章”的角度阐释《世说》的著作。《世说》本身具有较高的文章学价值, 而淇园之所以关注《世说》的“文章”, 出于与江户时代阅读汉籍风气对话的需要, 倡导“字义与篇旨相互发明”的汉籍阅读法。在日本“故事历史”传统与江户时代文学大众化、明清小说传入的影响下, 《世说》的情节性与“作者意志”得到了凸显;同时, 因为汉文化圈中各文学现象关系的变异, 《世说》成了淇园展示汉诗学思想的辅助工具。《世说启微》既从异域视角揭示了《世说》“文章”的特质, 又体现了汉文化圈中经典文本的丰富内蕴和衍生价值。
“京师多狐”的记载历来多见, 狐仙故事盛行不衰, 但以往研究主要从文学和宗教的角度入手, 忽略了北京城市景观与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同构性。从田野调查、笔记小说和报纸新闻来看, 19世纪以后的北京内城各处城楼, 常被认为是狐仙居处而香火鼎盛, 这一方面因为城墙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另一方面也因为时人相信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宇宙秩序。经由狐仙故事, 角楼成为撑天的山岳, 城楼标记出空间等级与界限。动物与人类共享的北京城, 是中国神话中“天倾西北”式宇宙观的缩影。“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因为有动物信仰及其故事的存在,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不是仅有人类建筑与文化的城市, 更是万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灵的神话世界。
利用2015-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 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源于它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非对称性;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 从影响机制来看, 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支出存在着城市偏向性; 从居民收入结构来看, 地方政府债务显著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 以及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但显著减少了城乡居民的转移净收入, 从而减弱了政府支出的再分配效应。建议政府举绩应科学合理, 应规范债务的投向与使用, 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数智时代, 劳动力市场出现新特征: 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劳动力工作流动性增强、工作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以学历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投资竞争更为激烈、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加剧。就业风险呈现新变化: 人们面临着技术性失业、群体性失业、规模性失业、长期性失业等就业数量风险, 以及劳资关系失衡导致的工作贫困、长时间工作、就业歧视等就业质量风险, 这些就业风险在范围、规模、种类、程度及发生频率上并未缩小而是扩大。这意味着, 社会进步虽使人们抵御就业风险的能力增强, 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甚至降低就业风险, 应通过思维转向、多维治理、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治理就业风险, 提高风险治理韧性, 进而稳存量提质量, 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的目标。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 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 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 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 转变刑法功能定位, 前置刑法介入基点, 弱化刑罚强度, 增加刑法干预能力; 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 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 细化法益保护层次, 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 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 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 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红色资源的旅游开发既是政治工程、文化工程, 又是经济工程, 应当有效协调其公私冲突, 充分提升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当前我国红色资源旅游开发中仍然存在着产权归属不确定、法律界限不明晰、促进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因此, 要推进红色资源旅游开发的法治化, 就必须健全红色资源旅游开发的产权制度, 明晰红色资源和旅游“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法律界限, 完善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的财税金融知识产权措施, 为红色资源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断裂”制约着社会工作站的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功能与定位有助于实现社会工作站实践效能最大化。F镇社会工作站的实践表明: 乡镇社会工作站的核心功能目标应为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参与型治理格局; 核心行动策略为“参与式增能”, 将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拓展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间的多重关系; 实践架构为通过个体、人际、组织和社区参与四个维度实现参与式增能的总量递增, 以达致服务与治理的双向融合。“参与式增能”为当前乡镇社会工作站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行动策略, 增能的实现程度还有赖于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合力助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