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加快建设现代财政金融体系, 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 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 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 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 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 坚持以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导向, 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 坚持构建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治理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 坚持构建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各方面目标优化、分工合理、紧密配合、高效协同的政策体系,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 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经济规律的新探索, 它在形成过程中, 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但却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提出政策试验的知识生产过程模型, 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 政策系统通过互动交流提出新概念, 传递出新愿景、新思路, 决策系统在接受了新概念后, 构建议题学习网络, 鼓励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参与, 促进议题学习和知识生产。政策试验中的议题学习可分为愿景学习、试点学习、整合学习和规范学习四种类型, 分别形成概念知识、项目知识、系统知识、制度知识。在持续的议题学习中, 逐渐降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为促进政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政策试验需要构建政策知识的共同生产机制, 在决策者、政策专家、地方官员、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互动与对话, 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应用。
财税金融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 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基于政策工具—创新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 采用文本分析法, 对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剖析, 结果显示: 第一, 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兼顾三类政策工具和三大创新环节, 但侧重于使用环境侧政策工具, 且集中于创新过程的前端与中端; 第二, 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存在着针对性不强、支撑力不足、保障度不高等问题。结合发达国家财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即完善财政制度, 强化资金引导作用; 推动金融创新,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优化税收政策, 加强税收优惠力度。
基于2011-2019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其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 且主要是通过促进融资贷款、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机制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经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实证回归方法等方式, 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不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还是低, 数字经济发展均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城市碳排放量的降低; 环京城市与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促进了其碳排放量的下降, 但在非环京地区这一效果不显著, 而非经济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则加速了其碳排放量的上升。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 (简称《校录》) 对徐锴《说文系传》的字头、释义、音切等内容做了全面校勘和研究, 成为清代《说文系传》校勘研究的集成性著作。该书初为校补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而作, 后另择善本进行系统校勘。在征引传世文献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新见出土文献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 旁征博引, 考证详尽, 规模庞大, 创见精审, 取得了重要成就。《校录》一书集中体现了王筠对《说文系传》的研究成果, 为其“《说文》四大家”之一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炎帝和黄帝, 是上古传说中的伟人。《史记·五帝本纪》为什么以黄帝开篇, 为什么把炎帝置于黄帝的背景之中？归纳相关古代文献可知, 炎帝代表农业发明, 黄帝代表国家创立, 这一观点, 分明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论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中国考古学界存在着意见分歧, 有些学者排斥炎黄传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相关。而炎黄的古代文献记载证明, 在古代中国文献中, 确有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学说。这个学说的存在, 与考古学先有农业后有国家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证明这个学说具有合理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研究路径众多, 考古学担任重要角色, 但绝非唯一路径。
对《哲学全书》的理解, 不仅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思辨逻辑, 同时也要能够跳出来, 揭示在深刻的逻辑演绎之外所要针对的现实考量。通过对《哲学全书》三版序言的考察, 发现黑格尔曾较为详实地阐述他多次修订和创作《哲学全书》的外在缘由。不管是为了满足授课听众对于“一种教本”的需要以及回应一些“外行人”对于该“教本”的批评和诬告, 还是为了强烈批判当时思想领域出现的不适宜“作风”“很坏的成见”以及毫无意义的争论, 均鲜明地展现了《哲学全书》的现实指向与时代规定。
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本质及特点”“数字经济的功能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策略”四个核心问题, 认为数字经济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从其狭义维度概括为基于数字要素的经济活动, 从其广义维度概括为由于数字要素而得以显著增强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是数据资源, 这构成了其本质属性, 其特征主要有高成长性、高融合性、高互通性、高流动性。数字经济具有推动时代变革、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作用。数字经济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成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化进程和推动形成数字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策略包括: 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据合理流动、促使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及其子系统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对全国及四大区域各系统耦合水平发展态势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第一, 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 且前者普遍低于后者的水平, 数字产业化水平低于产业数字化水平; 第二, 二系统、三系统耦合度逐年递增, 但绝对水平较低, 且前者高于后者; 两类耦合度在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差异较大; 第三, 在耦合水平方面, “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最高, “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次之,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最低。由此, 在全面认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匹配现状的基础上, 为促进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更加融合适应提出了建议。
未成年人越轨行为包括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矫治须以国家亲权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个别化处遇理念和再社会化理论为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矫治工作还存在着矫治机制顶层设计统一性不足、矫治方案的具体执行有待完善、部分矫治的决定程序不合理、矫治的手法单一和社会性不足等问题。应以矫治和恢复作为越轨未成年人矫治的价值取向, 构建具备内在逻辑的分级预防和矫治体系, 使未成年人触法行为的矫治流程司法化, 并创新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矫治手段。
通过构建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 系统分析了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困境的生成机理, 结果显示: 老年人的技术恐惧、开发者的技术排斥、公共服务组织中管理者的技术至上及一线窗口工作人员的避责行为, 共同形塑了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困境。构建老年数字包容的社会, 需吸纳多元力量进入, 从强化老年人个体的技术认同, 实现技术再造和数字产品的适老化, 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 把握好政策执行的适度灵活性等方面协同发力, 以促进老年人共享数字社会发展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