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作出了“更加自信自强、富于思辨精神”的高度概括。新时代中国青年在理解思辨精神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多种方式诠释着思辨精神, 具体表现在: 对马克思主义有日渐浓厚的理论兴趣;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逐渐深刻的思想认同; 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变化有着渐趋主动的认知关切; 对各种社会思潮有着越来越锐利的辨识能力; 对人生问题有着越来越全面的辩证把握。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百余年间, 世界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 涌现了西方现代化、苏联现代化和拉美现代化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并将古老中国拖入现代化的渊薮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中国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之路。历经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高阶现代化、内生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现代化的新路, 实现了对西方异化模式、苏联僵化模式和拉美依附模式的扬弃与超越, 为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贡献了新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
基于2011-2019年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结果显示: 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加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金融科技滞后一期、产业结构滞后一期、替换被解释变量及更换回归方法之后, 金融科技促进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 金融科技的发展通过促进京津冀地区财政收入的提升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 带动了三地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 为进一步发挥金融科技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 应在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提高数字经济技能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着力。
越南古代汉文学有长达百年的圆明园书写历史, 以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描述了这座清代帝王行宫的盛衰变迁。它们基于文化他者的立场, 以政治、文化与文学三大动力为形象基因, 在基因的改变与重组中实现形象的变异与更新, 在传递和阐释的双重维度中生成彼此交错的不同形象序列, 构成了一个既有联系性、又有差异性的圆明园形象系统。使臣的诗歌唱和是东亚汉文学中圆明园形象交互的主要方式, 越南使臣受容了中国帝王、朝鲜使臣诗作中的圆明园形象, 这既是越南古代汉文学在邦交语境下对宗藩秩序作出的认同性话语反馈, 也显示出官方文学交流在东亚共同体中的重要文化凝聚作用。
主要运用“三礼”和其他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周代朝服制度的渊源、形成与应用进行了考察研究, 并重点关注了其中所反映的制度特点和文化内涵。经过了夏商两代的积累后, 周代朝服的基本概念、等级、形制和应用等内容均已较为成熟、清晰, 并具备政治性和礼仪性的双重特征。周代朝服主要包括皮弁服、玄端服和深衣等, 其最基本、核心的功能是作为礼仪服饰供君臣在朝会中穿着, 但实际也被用于较为广泛的朝事及其他礼仪活动中, 承担了部分祭服和常服的功能。且在部分情况下, 周代朝服超出了基本范畴的应用, 可表达更为丰富的礼义。周代朝服制度体现出了对上古传统的继承和革新, 对当时的政治实践和礼制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样本，选取养老保险费率下调这一准自然实验，采取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评估了养老保险降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助推器”作用；影响机制表现为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会带来企业现金流增加和研发投入提高，助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养老保险降费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作用显著存在于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为进一步发挥养老保险降费政策的“助推器”作用，须适时推进养老保险“费改税”，逐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力度，促进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提高，但是二者呈边际效用递减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0.403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促进效果会减弱；其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加强烈；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扩大财政空间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提高。因此，建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扩大经济体量来拓宽财政空间；提高数字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既要统筹全局，也要因地制宜。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使得现有经济理论体系“宏观—微观”范式的局限性突显。基于域观范式，可以从多维视角探究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构建包含核心层、产业层、平台层、应用层和生态层五个层面的数字经济分析范式。以此为逻辑起点，梳理中国的制度形态优势和价值文化优势，重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与实现路径，具体包括：加强核心数字技术攻关，推动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领域国际合作。
网络暴力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频发的态势，所造成的影响也突破网络空间的限制，产生危害被害人名誉、隐私、生命健康等权利的实质结果。网络暴力属于刑法规制范畴，但由于追责主体难以确定，网络暴力入罪标准界定分歧及现有刑法规定难以涵盖网络暴力行为等问题，导致网络暴力现象不降反增。对此，有必要以积极刑法观、宽严相济为价值基础，在刑事司法层面明确网络暴力行为入罪认定标准；在刑事立法层面考虑修增损害他人名誉罪，从而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
信托法是资管产品的基本法，商事信托如何进入《民法典》取决于法律定位选择，其功能在于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与规范受托人信义义务，公平解决资管纠纷。目前，如将商事信托定位为权利客体，那么还存在着，财产权困境、物权障碍和契约局限性。为此，商事信托的法律定位有必要从权利客体转向权利主体。商事信托所具有的主体名称、独立财产、独立责任和内部机关的实践特征，与法人的理论框架相契合，存在着理论正当性。商事信托法人化有助于解决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塑造信托财产独立性，完善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后《民法典》时代”，《信托法》应当对商事信托在资管产品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法人化需求进行回应，以夯实资管产品的法律框架，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