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四个基本问题, 从“何以振兴”“何以竞其优”“何以堪大用”“何以是中国”四个维度, 考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 “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 “以心为要”的常青之道, 以及从中蕴育化生的“和而不同”“此心光明”两座文化大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经世致用, 首先体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共党人的“不忘初心”、坚韧定力提供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厚底气、深厚支撑, 因应时代要求, 也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基于首都都市圈的现代化战略和使命, 讨论了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建设高端国际消费城市、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优化两翼空间格局、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新发展特征; 分析了首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的新挑战, 即与京津冀其他城市协同度有待提高、产业结构转型需要规划、创新和基建受到资金约束、大城市病亟待根治、对外开放和连接水平相对不足等。在此基础上, 从协调、创新、共享、绿色和开放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以空间一体化、数字经济、消费和金融发展、公共服务建设和对外联通体系为依托的首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 旨在为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促进中心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既可以回应国家法治的需求, 也可以回应地方法治的需求, 同时还可以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良性互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推进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进程中, 应当坚持几个重要原则, 特别是“科”“技”并重的原则与激励为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 从三个方面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 统筹中央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资源; 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其他地方的科技资源; 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国外科技资源。与此同时, 还要注意立法的创新性与针对性, 以回应地方立法的新趋势。
通过使用省内和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 从产业布局、产业分工和产业联系与融合等多个方面进行测算发现: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显著进展, “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凸显, 但部分制造业产能仍有待疏解; 天津高端制造生产与研发迅猛发展, 但需要重视产业竞争问题; 河北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但与京津两地的产业融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 北京需要进一步发挥研发中心的区域内龙头带动作用; 天津需要加强与北京的产业互补, 同时实现市内各区的差异化发展; 河北需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融入京津的高端产业链。
当前, 京津冀产业协同已取得诸多积极进展, 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三地发展阶段及发展定位差异导致产业协作难度较大; 尚未形成基于区域产业链各环节分工的协同发展格局; 产业集群发展不足且缺少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支撑; 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不足, 制约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及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政策体系不完善不衔接, 制约产业链的跨地区布局等。基于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提效: 制定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 完善政府间产业协作联动机制; 鼓励重点产业链与主要创新链深度融合; 改善区域全产业链布局的基础环境与服务配套等。
建构经典诗人形象是宋代诗话的中心议题之一, 意在确立堪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宋诗面目, 总结行之有效的宋诗路径。然而, 因党争立场与个体经验的差异, 熙宁派与元祐派虽偶有共谋, 但话语权的博弈仍是主轴, 由是形成各自的理论场。从主流观念来看, 宋人扬升杜甫与陶渊明而贬低李白, 对韩愈则始终褒贬并存。同时, 熙宁派与元祐派就王安石晚年诗作罕见地达成了共识, 而对苏轼颇有微词, 并力图调适黄庭坚的诗坛地位。通过分析前代偶像与当世名家形象建构的不同路径, 既能细致梳理宋代诗话的内在冲突与自我实现, 又能完善认知经典诗人的坐标系。这对深刻认识文学与政治的互为性, 以及深彻勾勒宋代文学史的嬗变轨迹, 均有实证性模型的样本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 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 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 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 均自有体会, 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 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 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 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 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 《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 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 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 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 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 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 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18世纪,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 苏禄作为南中国海东南部海域的商贸中心, 成为欧洲国家商业势力和殖民扩张的竞逐目标。苏禄为发展海洋贸易和维护国家独立, 周旋于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和中国清朝之间。为抵抗西班牙的殖民侵略, 苏禄恢复已中断数百年的对中国的朝贡关系, 甚至向清朝提出“输诚向化, 入附版图”的请求, 试图在朝贡体系下寻求清朝的保护。在被清廷明确拒绝以后, 苏禄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的要求, 与英国人缔结同盟, 以提供海上航运便利和出让贸易垄断权为条件, 争取军事外交上的援助与支持。苏禄的左右逢源与外交转向, 既体现了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 也反映出近代早期东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互动。
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运用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支出扩张带来的债务急剧增长, 使得财政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 提出了三个层次递进的财政安全认知逻辑: 一是维持当期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 二是兼顾短期财政义务和履行长期职责的能力; 三是以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为前提, 满足经济社会多维治理需要的能力。基于此, 整合几种财政安全识别框架, 对中国总体财政安全进行了评估, 结果显示: 中国财政状况总体安全, 可持续性较强, 但实现长期财政安全所面临的压力的确存在, 为此, 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套财政安全预警机制, 为在新阶段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支持。
数字政府建设已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引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数字社会的变迁延续着政府形态创新的知识谱系, 依次构成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孪生型四重政府模式。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既是行政模式与社会结构迭代耦合知识谱系的弹性延伸, 也是量子纠缠理论对行政场域的映射。虚拟行政系统通过对物理行政系统的数字化映射, 实现了对行政主体、行政流程与全生命政务周期的数字化、仿真化、自动化与智能化, 并在动态互动中实现迭代循环优化。技术的赋能性入场、孪生组织平台的协同性开场、制度规则的适应性护场与数字行政文化的渗透性暖场有机地构成了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的实践机理。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 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 “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 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 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蕴含的历史超越性要求重新审视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以完善共同富裕理论并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新思路。当下共同富裕实践的主要约束条件是基础结构性张力和主体结构性张力, 因此需要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从支持型到建构型的历史转型, 为财富增长效率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公平的全面性提供逻辑基础和实践保障。建构型社会建设实践应包括财富增长效率的社会条件体系建设和财富分配公平的社会条件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稳定投资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稳定消费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和稳定出口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 后者包括初次分配兼顾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再分配突出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和三次分配优先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