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 科技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革, 数据劳动历经多年发展已经从新兴的技术类型, 逐渐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战略资源。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马尔库什以马克思“人的本质”与生产理论为起点, 提出了解释现代性问题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框架——生产范式理论。以马尔库什生产范式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阐明数据劳动的本质、特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把握数据劳动在现代社会中扩张与膨胀所产生的后果, 对“数据劳动的异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探究摆脱数据劳动异化的正确途径, 有助于促进数据劳动的合理发展、校准数据劳动发展理念; 有益于调适社会公众对数据劳动的认知; 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形成科学的数据劳动观。
习近平“三个务必”重大论断的孕育生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 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精神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等, 是揭示“三个务必”思想源泉和精髓要义的文化基因。通过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谦恭虚己、奋发图强”的行为规范, “敢作敢为、有勇有谋”的斗争精神等进行深刻阐释, 充分彰显了“三个务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使其成为诠释“三个务必”的坚实支撑。
在20世纪30年代, 因对“农民”的重识, 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质, 这是从政治理论到文艺实践的审美嬗递。在域外理论资源的影响下, 不同党派、阶层重识农民阶级性与大众性, 展现了对农民的三重发现, 即: 对农民被压迫阶级定位与参与社会革命可塑性的觉悟, 对落后的小农意识与国民劣根性内在逻辑的洞察, 以及对农民本位的审美取向与民族国家主体意识一致性的深刻认知。农民的发现不仅使“农民文学”与乡土文学、田园文艺分而论之, 构成现代乡土文学的理论自觉, 而且也因其差异认知呈现出启蒙理性、阶级革命与世俗民间的不同价值倚重, 它与传统乡土文学的互渗、交错、融合, 构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流变的复杂形态。
海子是元大都城内的湖泊, 为今日北京什刹海在元代的形态。海子东岸是宽阔的南北大道, 海子闸与海子桥位于东岸大道的中点。海子闸、海子桥、东岸大道与南岸道路的维护与更新, 既是水利营建, 也是城市建设。海子拥有优美的城市湿地生态系统, 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组合, 营造出兼具视觉、听觉与嗅觉多种感官交互的城市体验。海子东岸的海子桥与双清亭是欣赏海子景观的绝佳地点, 亦是元大都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海子岸还是元大都歌台酒馆的集聚区, 可谓纸醉金迷的高档消费场所。此外, 海子岸也有普通百姓劳作、娱乐的身影。元大都北段中轴线是依附海子而存在的, 海子是北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对美、欧、日的比较研究发现: 美国在“持续领先”目标导向下, 形成“高层协调型”关键核心技术战略体系; 欧盟在“战略自主”导向下, 形成“顶层战略牵引型”关键核心技术战略体系; 日本在“社会5.0”目标导向下, 形成“政企合作型”关键核心技术战略体系。因此, 构建能够有效应对大国科技博弈的中国特色关键核心技术战略管理和政策体系, 需要进一步完善关键核心技术识别评估和战略制定的组织体制, 在国家与部门层面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的统一政策部署, 构建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范式相适应的人才体系。
通过对数字经济发展底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认为数字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完成工业化后的主体经济形态, 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做出调整; 同时, 揭示了推动制度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数字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分析认为, 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职能、税制要素结构、税收管理制度、税收分享机制、税收管辖权等诸方面带来显著影响。据此, 应推动传统税收职能转变、扩大税制覆盖范围、构建多元主体数字经济税收管理框架、优化数字经济税收分享机制、参与国际数字税收顶层设计等系统性变革, 重塑数字经济环境下的税收治理规则, 巩固财政之基。
发展数字经济是现阶段中国的国家战略, 数字政府的建设亦是政府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通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网上政府服务能力指数, 分析了全国及以北京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地方实践情况, 进而通过典型相关分析, 研究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在各子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关系, 二者体现出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特征: 数字政府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中, 建议从顶层设计、转变理念、抓牢契机、深化研究、创新驱动、盘活资源六大方面入手, 加强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统筹规划, 推动二者融合发展, 提升二者协同水平。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 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 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 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 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 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 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 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
在“放管服”改革中, 告知承诺制逐渐成为一种高频使用的新型行政许可方式, 其实践运作借助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信用信息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 实现了从事前控制到事后监管的转型。告知承诺制已经对我国行政许可的理念、价值和规则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在理念上, 引入合作、信任与激励的要素; 在价值上, 调整了行政许可价值追求的排列次序, 重塑了行政效率原则的内涵, 确立了辅助性原则、合作性原则; 在规则上, 更新了许可的实体规则, 改变了许可的程序规定。面对挑战, 《行政许可法》势必要做出及时回应, 这就需从回归利益均衡、确定适用范围、设置简易程序和健全法律责任四个方面, 对告知承诺制改革予以合法性承认, 为其推广实施量身定制法律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数量压力持续存在、结构压力日渐凸显的人口国情。过去中国的人口增长过程由人口规律、社会经济因素、人口政策与外部性事件共同塑造。未来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共同根源是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近二十年中国总人口增长的分解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口规模增加对维持人口正增长有正向贡献。生育水平变动影响老龄化速度, 却不影响未来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变动模式, 无论人口负增长快或慢,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21世纪内均有3个峰值。提振生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有助于应对长期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 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准市场”的制度环境。通过公私合作方式来实现政府的公益性目标, 是解决中国养老难题的中国式主流方案。当前,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运营过程中公益性的公共性、非营利性、可及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这与政府责任缺失紧密相关, 包括政府对其改革的功能定位不清, 政府对其“非营利性”营利性行为矛盾的默认, 政府对其改革后的“放任自流”等。因此, 政府需重新明确责任, 并提出了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公益性的实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