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产力与市场经济二者互为前提, 缺一不可。离开了现代生产力, 市场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同时必须看到, 对于现代化动力的生成和发展来说, 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促进作用: 一是从原生动力的维度看, 市场经济能够激活并释放现代化建设主体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二是从人与其他各种生产资源组合的维度看, 市场经济能够促成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三是从演化趋势的维度看, 市场经济能够持续不断地延展人们经济活动的空间。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 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合理的边界, 有其自身不可能克服的被动自发性。这种局限性, 必须通过社会保护逻辑, 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来弥补。
首先对整合式创新范式的理论及其体系进行了概述, 然后总结分析了北京市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的总体情况、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最后基于整合式创新体系并结合北京市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培养的问题, 提出了北京市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培养的“一个战略四个创新”五位一体的对策建议, 即在总体战略上, 要尊重科技规律, 把握发展机遇; 在全面创新上, 要加大改革力度, 凝聚多方合力; 在自主创新上, 要加强基础研究, 强化科研能力; 在开放创新上, 要发挥首都功能, 推进合作共赢; 在协同创新上, 要政产学研协同, 多元融合创新。
秦人爵位的晋升主要有军功拜爵、纳粟拜爵、捕盗授爵、积劳得爵、特定赐爵等途径。细言之, 军人斩首或立有其他军功, 似皆可换算成相应劳绩, 以作为授爵的依据。纳粟拜爵系百姓向国家缴纳粟粮以获取爵位, 与应缴的租赋无涉。秦人爵位的降等主要有继承降爵、赎免解爵、犯法夺爵等方式。赎免解爵主要包括赎免徒隶身份、解除赀赎债务等, 本身并不涉及任何犯罪。犯法夺爵可分为全部夺爵和部分夺爵, 其中前者有夺爵为徒隶与平民之分, 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这些获爵途径与降爵方式的切实存在, 一定程度上增益了秦人崇尚实功、开拓进取的精神; 另一方面, 秦人爵位变动中“难得而易失”的不平衡性, 也凸显了普通秦人社会政治生活的艰辛。
元末陶宗仪所纂原本《说郛》作为阅读摘钞, 是其笔记杂说阅读活动的忠实记录, 更是中国古代阅读史有关具体阅读行为的典型史料。通过对原本《说郛》的分册目录及品种来源的考察发现, 陶宗仪的笔记杂说阅读活动在阅读策略上产生了双重转变: 一方面是阅读方式上专题阅读由盛而衰, 另一方面则是阅读来源上间接阅读由盛而衰, 二者展现的互动关系深刻体现了阅读条件的改善对阅读观念与阅读策略的影响。对陶氏笔记杂说阅读活动的探析充分说明, 包括知识存入在内的知识获取与再生产各环节是中国古代阅读史史料领域拓展的新方向。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薪酬抵税改革政策, 探究了薪酬税收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结果显示: 降低薪酬税收成本增加了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 因此促进了实质性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 上述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与高科技企业, 且随着生命周期阶段变化呈现倒U形特征。在影响机制方面, 薪酬抵税一方面降低了企业雇佣成本, 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研发人员, 另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提高了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因此, 应优化工资薪金的税前扣除标准, 强化减税政策的精准性与针对性, 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措施。
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政策。为厘清现有政策的结构特点, 找出相对薄弱方面, 进一步优化政策组合, 利用“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匹配模型, 对2021年7月至2022年9月北京市级层面发布的17个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了内容量化分析, 结果显示: 大类政策工具及其细分类别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衡, 特别是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缺乏, 且其细类分布悬殊, 与显示的政策目标不相匹配。有鉴于此, 应适当增加政府采购、服务外包、消费补贴等需求型政策工具以有效增加数字经济市场需求; 合理利用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 培育创新型数字经济标杆企业; 引导全社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规划和支持力度; 加强数字治理环境建设, 激发数字治理内生动力;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和科普能力建设。
超大型城市在应急治理中面对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具有特殊性, “韧性社区”建设需要体现针对性。在资源动员和组织重构二维框架下, 超大型城市韧性社区可以划分为高韧性、“内生型”中韧性、“依附型”中韧性和低韧性四种形态, 这四种形态并非不可逆的, 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超大型城市韧性社区建设的路径是由中度、低度韧性社区向高度韧性社区转化, 同时也要防止高韧性社区的“逆向”蜕化。其中, 填补组织缺位、激活韧性生产、统筹应急资源、技术赋能等建设性方案, 是推动超大型城市应急治理的现实选择。
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 既要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责任边界, 也要构建政企合作机制, 保障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可持续性。社会企业提供养老服务须遵循公益、商业和合作的逻辑; 政府需要区分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不同属性, 采取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助力社会企业扎根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基于北京市的案例研究发现,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多样化的运营模式, 养老驿站实行公建民营、政府补助的模式, “物业+养老”实行政府规划、企业运营的模式, 前者侧重于解决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的社区养老难题, 后者的适用范围更广泛, 可覆盖社区所有老年人。养老驿站与“物业+养老”模式相结合, 有助于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正当防卫的认定会受到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 正当防卫的各项成立条件仅是认定正当防卫的形式标准, 其背后的实质标准则是防卫行为的道德正当性。仅适用形式标准容易导致认识分歧, 难以认定正当防卫。应当用道德正当性来指导对形式标准的解释。在判断道德正当性时, 主要考虑行为动机, 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防卫效果、法益权衡、民众的公平正义观念等因素。在非法拘禁案中, 应当区分非法拘禁行为和拘禁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侵害, 只有后者才可能导致被拘禁者重伤或死亡, 也只有对后者才可以实行无限防卫。
基于CGSS2013-2021年数据, 实证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接受高等教育显著提高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异质性分析表明, 该效应在不同户籍和地区人口间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而女性和已婚群体受益较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 相对收入是高等教育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机制, 身心健康和职业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此, 应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发挥教育评价导向作用, 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