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作为过程, 既不是原子论所说的、原子作为客体机械碰撞而始终不能生成主体的过程, 也不是理念论所说的、绝对主体直接启示在特殊事物中的过程, 而是具体主体不断从客体的矛盾运动中被生成的过程。原子论讲生成, 但生成的不是主体; 理念论讲主体, 但主体不是被生成的; 原子论和理念论都没有能力把握“主体是被生成的”这一命题。只有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从质料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自为形式的生成, 从而才揭示了主体被生成的过程。“主体是被生成的”, 这是辩证逻辑的核心命题, 也正是黑格尔思辨逻辑中的合理内核, 但是黑格尔又把世界的本体设定在绝对理念即绝对形式上, 实际上取消了质料的独立性, 也就取消了从质料的矛盾运动中产生自为形式的过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把原子的直线运动解释为质料原则, 把原子的偏斜运动解释为自为形式的原则, 并确立了以质料和形式的对立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使辩证逻辑彻底摆脱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神学独断论逻辑的影响。
基于2005—2021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提升该地区城市融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京津冀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且变换被解释变量、替换对照组、改变窗宽和添加遗漏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显示, 该结论依然成立。拓展性分析发现,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了河北省和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不显著。针对河北省而言, 其促进了河北省中部、南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但不利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促进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数字经济发展实力的增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乾嘉时期的文学与思想转型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观察清中期文人的诗文书写, 可注意到京城文人日常生活中奢侈与穷困的两极化处境, 亦可发现文人参与修禊雅集与诗社雅集时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逝的加速感与交往距离的隔膜感。前者源于京城景观的变迁与宵禁制度, 而后者则源于文物赏玩时视角的聚焦与价值排他性, 二者共同造成了乾嘉京城文人的失落情绪。为了应对京城生活的压力与失落, 文人不仅在诗文中咏叹遗迹、追忆前贤, 更通过重建万柳堂、寄园等建筑实体与仪式活动, 重塑文人的公共空间, 以缓解文人在情感与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乾嘉文人的京城生活体验激发了他们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与不服输的傲岸人格, 这同样刺激了乾嘉时期文学及学术的发展与传承。
诠释学(Hermeneutik)本是现象学后期发展的一个学派, 现已成为做哲学的第一哲学, 因为人类认知领域皆为解释, 解释空间已全部充实了人类认知空间; 而且, 解释发展到阐释引起的革命,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的主张。阐释学(Auslegungslehre)是根据当代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而进行的中国重构, 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中国化。阐释概念经历了教义学阐释—探究型说明—实践应用型阐释, 从而阐释的本质是效果历史事件、新型的意义与真理概念、视域整合的共识以及对话的问答结构。中国经典阐释学是在中国深厚的经学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合理要素而建构的一门中国阐释学, 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又高于中国传统经学, 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 其目标指向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评价和测算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必须坚持“共同”和“富裕”的辩证统一, 当前阶段要从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教育水平、人民健康状况、生活环境质量、精神文明共享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但现阶段以新质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仍然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域发展差异有待弥合、精神文明建设与共享程度有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尚待增强、新质人才培育和储备不足等现实困境。因此,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需要增强新质要素投入, 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有力有效促进城乡融合; 加强数字技术多场景运用, 厚植精神文明富裕程度; 健全科技创新机制, 落实科技成果转化; 完善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打造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
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实现经济发展的理论新开拓和实践新创造, 需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在新的历史契机下,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思想, 亟须从理论层面探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何以可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魂脉”, 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民利益维护的目标导向、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发展理论, 提供了根本指导; 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根脉”, 其关于发展过程的辩证理解、发展目的的争论、发展布局的探讨、发展动力的追寻, 提供了精神滋养;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作为原则, 其对于发展概念的厘定、发展阶段的划分、发展动力机制的探析、发展格局的认识, 提供了吸收借鉴; 新时代中国发展经验作为联动“魂脉”和“根脉”的枢纽, 其关于“人民至上”理念的全过程贯穿、新发展阶段及其目标任务的明确、以创新驱动为根本的新发展动力探索, 提供了解释范本。
农村蕴含有巨大的消费能力,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激发农村消费活力是确保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路径。产业升级、乡土中国、农村生态和教育公平是当前农村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研究发现, 当前农村发展存在着产业落后与经济滞缓下的经济阻滞; 消费不足与金融匮乏下的市场阻滞; 资源流失与环境破坏下的生态阻滞; 教育匮乏与人口流失下的治理阻滞。要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促进农村活力激发与农民消费能力持续提升,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的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应该从产业、生活、生态、治理的多维路向进行优化, 助力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治理新格局的形成。
职业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职业教育的最高层次,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以高水平院校、高水准专业和高品质课程体系率先发展为重点,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和现代气息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着院校发展断层、专业建设脱链和课程对接不畅的困境, 导致职业教育本科文凭难求、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狭窄、职业教育人才出彩困难, 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实现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需要创新院校升格、重组与转设机制, 建设高水平职业本科院校体系; 创新专业升本、专业新设和专业融合发展机制, 打造高水准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与专业群; 创新课程融合发展、双向对接和协同开发机制, 建设中高本一体化高品质课程体系。
基于2021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就业去向差异, 结果显示: 第一,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可能到普通城市就业, 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更低; 第二,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可能到普通高校就业, 到“双一流”建设高校就业的比例更低; 第三, 无论到学术部门还是非学术部门就业, 弱势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比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更不可能留在一线城市。为降低家庭背景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的影响, 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应当考虑为博士毕业生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以尽量减少家庭背景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对博士人才就业选择的影响。普通城市的人才政策除了重视提供有竞争力的福利保障外, 还需要重视为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基于双元孝道理论,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分析了中国居民的孝道观念变化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从2006年到2017年我国居民孝道观念的双元特征愈加凸显, 权威性孝道观念下降而相互性孝道观念上升; 权威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仍具有促进作用, 而相互性孝道观念的促进作用也在新时期得以体现。异质性分析表明, 双元孝道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调节效应。时代发展显著削弱了权威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年代的负向调节效应在女性中尤为突出; 东部地区能够显著增强相互性孝道观念对生育行为的促进作用, 且这种地区的正向调节效应在男性中更为明显。相互性孝道观念是中华传统孝道的当代生育作用体现, 且已在男性中发挥作用, 未来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借鉴东部经验, 以相互性孝道观念进一步激发女性群体的生育潜力, 帮助中国走出低生育水平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