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由不发达状态走向发达状态的必然趋势, 昭示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现代方向, 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早发形态, 西方式现代化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 并非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是关于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跨越西方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马尔库塞陷阱”“库兹涅茨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开创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愿景,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参考和新选择。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 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 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 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 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围绕着以“研发—中介—应用”为核心群落的创新生态系统, 依次构建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 比较分析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协同创新方面的特征与差异, 结果显示: 除中介群落外, 京津冀创新群落并不具有规模优势; 京津冀和珠三角均呈现创新核心城市和腹地城市的地位差距明显缩小、创新关联程度明显加强、腹地城市创新外向活跃度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珠三角协同创新水平领先于京津冀。通过与珠三角的对比, 总结了京津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短板与问题, 并从创新人才管理体制创新、推行新型科研模式、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承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园区共同体、探索建设产业创新合作“双向飞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艺术的本质问题是一个论争了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话题, 也是一个曾经被“反本质主义”要放弃和搁置讨论的形而上问题。从历史上看, 研究者曾从“模仿”“形式”“表现”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可以说, 艺术既是对现实的“模仿”, 又不完全是, 因为“模仿”的目的是要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艺术既是要创造一种美的“形式”, 又不完全是, 因为通过美的“形式”也还是要表达作者的艺术追求和主观感受。因此, 无论“模仿说”还是“形式说”, 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表达或表现作者的主观感觉。“表现”才是艺术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元素, “表现说”也更充分地体现着艺术的本质。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 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 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 1932年底以后, 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 “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 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 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 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 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日本对法人犯罪采“两罚制”, 但该制度存在着处罚标准不明确、处罚根据不明晰及预期效果难以达成的问题, 故应考虑代替方案。但作为传统立法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与法人行为责任说均存在着缺陷。作为因应, 应提倡组织模式并用说。该说在考虑法人作为“被认可为在法律上具有与自然人同样权限与能力的存在”及“组织体之性质”的基础上, 承认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的各自意义并一并采用。一方面, 该说基于对责任主义中主观责任之原则的尊重, 将能与法人等同的自然人的意思与行为视为法人的意思与行为, 并追究法人的故意、过失责任; 另一方面, 该说基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 赋予企业法人建设相应系统的法律义务。
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应区别自然人构建单位或法人的教义学理论。对法人进行制裁, 应首先考虑三点: 法人是否具有人格; 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立足法制统一原则, 从刑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来看, 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 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 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单位人格的特殊性, 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 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 从合规的角度对单位进行分析, 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应当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
当前, 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主体的关系结构存在着互斥、依存、包容、同化四种传统认知模态。这些认知严重偏离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的立法目的, 导致了对单位犯罪处罚上的不周延和量刑上的不均衡, 致使刑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规范确证机能难以发挥, 甚至引发了对单位犯罪制度的抵触。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背景下, 单位犯罪的理论根据应当由行为刑法观教义学逻辑下的替代责任论转向归咎的刑事责任逻辑下的组织体固有责任论, 并以后者为基础建立组织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三元分离、平行追责”的刑事责任关系模式。
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着农业产业就业动能发挥不足、乡村振兴所需劳动力短缺、就业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建议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展农业农村就业空间、加强人力资本开发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素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等多方面着力。
条块分割一直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难题。近年来, 驻京机构的工作内容开始向招商引才、协助首都治理、服务流动人口等多元化职能转型, 但逐渐强化的驻京业务工作条线与作为行政派出机构的属地管理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不统一、块强条弱等问题。通过对Z省和S省驻京机构的比较案例分析发现, 党组织可以发挥统合性作用, 将自身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对碎片化行政机构的整合、约束与协调。具体而言, 党组织可以通过统一领导整合分散的行政架构, 基于灵活的组织设置为科层体系提供补充; 依靠党的纪律落实工作责任, 为强化业务条线的约束监督提供抓手; 动员党员骨干打破部门壁垒, 开展服务于任务目标的跨部门资源调配, 从而实现“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统筹与协作。
基于“情境—身份”分析框架, 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 结果显示: 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 “好父亲”的社会建构表现为父亲身份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 由于缺乏结构层面的角色模范, 行动者层面的父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 “好父亲”的展现严重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上述发现有助于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 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基于对安徽、江苏等地区七十余户留守家庭的田野调查, 分析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秩序的认知与搭建, 发现留守儿童在智能设备使用时间、空间和内容维度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 这令长辈陷入了担心孩子沉迷虚拟生活、遭受不良信息诱惑的恐慌, 由此代际间围绕着智能设备在自我管理与家庭监管中展开博弈。然而, 长辈对留守儿童的“失控”行为认知掺杂着大量主观因素, 常借失控之名赋予管控以正当性, 普遍存在着“秩序潜移”现象。“秩序潜移”可视为隐蔽性较高的规训手段。在网络色情、暴力等敏感内容上, 代际间却陷入了合谋性沉默。这种合谋性沉默拓展出了一定的反抗空间, 但留守儿童依靠试错积累智能设备使用经验, 极大削弱了智能设备给他们带来的积极作用。
在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下, 文旅空间具备了物质性、媒介性、社会性等特征, 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正在深度作用于文旅融合的发展逻辑中。在三元空间论的框架下, 数字文旅的拓扑结构可通过空间实践的感知耦合、空间表象的远方再造和表征性空间的意义融合三重属性进行解读。通过选取数字导览、文旅游戏、数字沉浸展和文旅视听作为典型的数字文旅业态进行分析, 可将其文化生产机制分为空间实践和文化折叠两种拓扑类型。以拓扑逻辑审视数字文旅的空间实践, 文旅项目可通过以数字化关联衔接双重坐标, 以跨时空耦合重塑远方边界, 以动态叙事体促进意义联动来推动数字化业态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