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整体生存结构, 从而把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自由活动之典范的审美活动的考察, 由此丰富发展了其哲学思想。具体而言,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审美主体能力和客体条件的破坏,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 通过追问审美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即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活动的对抗性, 寻找到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可通达性和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 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 更好地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
团结奋斗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并随社会实践的变化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涵。团结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特质, 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内在要求,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践行群众史观和历史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依靠团结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稳定了新生政权; 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了新的伟业。要深刻把握团结奋斗精神的实践要求,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坚持锚定目标任务不放松, 坚持凝聚最大合力不懈怠, 坚持接续奋斗不松劲, 从而以新的更大的团结奋斗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兴象具有民族性审美特征及多方面现代诗学意义, 应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首先, 兴象是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敞性的内视图像, 超越了语词符号和物象叠加, 它与意象不同, 可不包含物象, 指向整体视觉审美经验。其次, 兴象具有生成性、共生性、生发性, 其生成受语境和情境制约。兴象与意境有心观与身临之别, 是抵达意境的必由之路。“物象、意象、兴象、意境”可建构新的审美接受次序。再次, 兴象源于生命感动, 包含欣赏者的全部生命体验, 是其生命图式借由艺术品得到的感性印证。兴象审美反对话语生产和技术思维。激活兴象不仅在于理论阐发, 还需重返鲜活的审美实践。
十六国时期, 天水赵氏因仕宦后秦形成“京兆—天水”的“双家形态”。随着后秦衰亡, 赵逸、赵温、赵迁三支分别进入赫连夏、仇池和江左, 后又皆入仕北魏。在北魏, 赵逸、赵温二支皆宦居京师, 但分别葬于洛阳和天水, 呈现出不同的乡里认同; 赵迁一支, 随仕宦而居, 却归葬于家族在后秦开创的京兆小陵原祖茔。北朝后期, 赵逸一支宦居北齐京城邺城, 但以洛阳为乡里; 赵迁一支, 因仕宦西魏、北周, 回归京兆乡里; 赵温子孙在乡里认同上, 则呈现出京城与天水的分歧。北朝天水赵氏的个案研究显示, 北朝士族因仕宦而迁徙乃至移居京城可能已较普遍。
心灵哲学中的“身心问题”对于二元论者来说往往表现为“灵魂如何与身体相互作用”的问题。作为古典二元论者的代表,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通过骨髓提供了解决身心问题的进路。对于柏拉图来说, 骨髓是一种处于灵魂和身体之间的中介体, 沟通了灵魂与身体的相互作用。骨髓在《蒂迈欧篇》中的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 骨髓是灵魂的所在位置, 让灵魂与身体结合在一起; 其次, 骨髓将外部世界中感觉对象的信息传递给灵魂, 是感觉活动的传输中介; 再次, 在人类的生殖活动中, 骨髓将人的非理性灵魂传递给子代, 让人类的非理性灵魂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不朽。柏拉图对于骨髓的探究开启了后世哲学家解决身心问题的不同路径, 同时体现了古希腊哲学与医学的互动。
关于我国刑法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移植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高铭暄教授作为“肯定说”的主要代表, 认为我国选择“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理论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外, 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具有“入罪”功能, 也具有“出罪”功能。此外, 要准确评述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观点, 还必须充分把握比较对象理论上的完整性, 避免机械地进行不合理的比较, 并通过全面了解自身和对方的长短处, 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罪理论体系。
基于职业与权力中控制生产—消费关系的国家、市场与共同体三个主体构成的理论框架, 对中国补习讲师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职业社会学考察。围绕着作为消费者的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的界定及这种需求的满足方式, 国家、市场和共同体之间展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强政府”的国情下, 国家逻辑实现了对市场逐利逻辑和共同体专业逻辑的压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调解式控制从根本上重构了教育生态, 重新界定了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 并将此种需求的满足方式从市场化的补习行业和补习讲师转移到了公共性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师, 同时通过“营转非”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补习行业的去市场化。由此, 中国的补习讲师呈现出从“入市”到“出市”的演变。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采用共同因子法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和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具有降低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 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具有提升空间不平等的总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间接效应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 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高空间不平等水平, 兼具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且数字经济还具有削弱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水平进而降低空间不平等水平的中介效应机制。将高等教育不充分发展分解为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充分发展、公平不充分发展和质量不充分发展, 并采用共同因子法处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 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阐述了汉代的“税赋役”和唐代的“租庸调”及“两税法”, 并从理想、技术与效能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汉唐的赋税制度, 发现汉唐赋税征管组织体系松散, 税收征管成本过高, 治理效能偏低, 其原因主要在于税收治理幅员太大, 地理阻隔导致物流成本过高, 税收征管技术有限。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演化史对现代税收治理的启示在于: 税收制度理想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 所有的制度均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税收制度体系必须有税收治理技术配套, 变通执行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秩序失范问题; 税收基础必须建立在具有弹性的标的上, 税收治理应当随着社会条件而动态调整; 税收治理必须考虑治理规模与治理成本, 在既有约束条件下实现治理成本最小化。
基于对全国11个省份1137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 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3个维度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 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年龄和政治身份的群体差异, 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仅显著影响了非党员群体的社区治理参与, 而对党员群体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 村域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公平感提升和支持获得状况改善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要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作用, 须打造社区参与平台及空间, 为积累村域社会资本提供土壤; 还须通过培育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 促进村域社会资本的积累, 延续村域社会资本的生命力。
以全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 结合CLHLS微观数据库, 对2050年以前城镇失能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 随着年龄的增加, 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失能率不断提高, 其中在65岁以上、80岁以上及10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 其平均失能率分别为28.98%、42.12%和76.04%;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 2050年以前其所占比例会超过城镇总失能老年人口的25%, 而且男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始终低于女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 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人员需求数量处于上升状态, 预计2050年以前其每年需求的平均规模会超过500万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未来城镇失能人口将高于农村失能人口。因此, 应尽快建立覆盖城镇居民的长期照护机制; 针对不同的城镇失能人群构建差异化的长期护理模式; 加快建设针对城镇失能老年人的专业照护人员队伍; 完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