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
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是人之成长的必要途径，构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是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存在的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与不会劳动的现象集中反映出劳动教育的弱化与困境。其中的根本症结在于当前劳动教育中对劳动教育感性维度的遗忘，即忽视了劳动作为一种感性活动，它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原初方式、是人的生命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是人追求自由的根本途径。因此，摆脱劳动教育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唤醒感性在劳动教育中的作用。新时代劳动教育立足于感性维度，将劳动教育的开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坚持劳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从而全面提升人的劳动价值意识、劳动精神面貌及劳动技能水平。
在阿多诺针对大众媒介技术展开的现代美学批判中，“Mimēsis”(摹仿)的辩证法是核心向度之一。在对本雅明关于技术复制与现代艺术命运关系之思考的容受中，通过指认技术复制是“摹仿的绝对化”而真正艺术是“摹仿行为的庇护所”，阿多诺揭示了“摹仿”在技术时代的美学中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批判概念得以存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摹仿绝对化的技术复制无论其表面上多么繁荣多样，其实质只是“重复”；但如果媒介技术的“复制”功能成为技术时代艺术的重要摹仿对象，在生产差异之“重复”的“摹仿辩证法”中，复制的技术便可以被艺术的摹仿技艺所吸收转化，从而实现技术的美学“救赎”。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自洋货开始在近代中国行销并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后，与之相对的土货被认为需要通过仿造洋货加以改良，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催生了“国货”概念。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工厂的普及，国货概念的核心逐渐偏向机器制品，着重以现代技术为规范。然而，因很多国货对外国资金、原料、技术等的依赖，加之城乡经济结构的失衡，国货代表的现代化路径一度遭遇质疑，因此有些人转而提倡限定为手工制品的土货，弃用与洋货难以分辨的国货。这些质疑源自城乡背离的危机，深刻体现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困境，但未能撼动国货象征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且深化了国货与土货的分野，反向确认了国货为机器制品的概念。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 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 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未成年人、妇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作为抽象化的特定群体，由于其具有相对性，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存在着难以有序拓展的问题。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制度化的内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和程序规则的设定。在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社会公共利益既是审理对象，又是起诉条件，作为起诉条件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由实体法予以规定。同时，为解决程序规则的合法性、冲突与重复问题，应尽快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配合，实现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基于组织社会学视域，构建“组织—环境”分析框架，以典型个案为例，并将它们做类型化划分，进而探究不同区域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样态。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以文化开发型参与为主的高校受到历史传统环境制约，生态建设型易被环境保护与开发政策牵引，而产业发展型则依赖于利用信息技术环境；拥有厚重的历史传统底蕴、良好的自然风光环境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分别是文化开发型、生态建设型与产业发展型适用推广的前提条件；三种类型的地方高校参与模式虽体现出了不同任务导向和组织优势条件下的差异化策略及其效果，但它们却一致遵循“通过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共同富裕逻辑。
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0年284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吸引新建企业选址，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越来越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存在异质性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够吸引新建企业在东部、南方以及南部沿海、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五大经济综合区选址；更能够促进新建企业在距离中心城市0~25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城市选址，而对中心城市或偏远城市则没有影响；更能够吸引服务业企业选址，其次是生活性服务业，而对制造业行业影响最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主要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创新水平提升效应的机制发挥作用。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社会共识的生成不但需要物我感通，而且也离不开以话语互动为基础的人我沟通。话语互动虽然不能构建事理，但可以发现各种意见的偏颇，从而消除隔阂、显现事理，实现从意见到事理、从事理到共识的转变。围绕着延迟退休议题的话语互动，是公共政策社会沟通的典型案例。该议题在网络话语空间经历了争论期、激辩期、转折期、再议期、共识期五个阶段，论辩主题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转向怎样公正、合理、适时地延迟退休，历时十余年，最终在原则及时机之上形成了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生成不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是解除主观障蔽，彰显公共议题本然之理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