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重要论断以新的视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深刻揭示了其形成发展规律。这主要表现为: 丰富和发展“一个结合”“两个逻辑”思想, 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 同时是中华文明演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以“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凸显了新时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突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 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 明确了新征程党的理论创新方向, 昭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创新。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探析提供了可靠的分析视阈。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历史向度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有了深刻的理论内涵。在马克思精神生产视域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理论研究的精神生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代优秀精神产品的总和, 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蕴含的规律性原则, 体现着马克思精神生产活动的历史使命。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首先要对伟大精神生产成果进行谱系化传承, 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引导力, 在党的自我革命的推进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生命力,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与学习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穿透力,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凝聚力。
中国当代文论还未完全建立本土性的原创话语体系。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来看, 要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 至少要从以下六点入手: 一是要把握时代精神, 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 二是要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来建构; 三是要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基础上继续建构; 四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五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相结合; 六是要长期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高中《语文》课本定为“文”, 而当代研究著作及诗文选本中, 或被归为“诗”, 或被归为“文”, 使得《归去来兮辞》文体归属成了疑难问题。经考察, 《归去来兮辞》在宋前被归于“辞”或“诗”无异议, 宋代开始有人将其视作“文”。“辞”作为文体概念时有两重含义, 其一指“楚辞体”的诗, 与“骚”实为一体异名, 这一文体常与“赋”发生混淆。较之于“赋”, 在文体形式上“辞”在句中或句末多带有“兮”字或其他语气助词; 在文体属性上“辞”更多的是直接自我抒情, 与“赋”以铺陈体物为主有别; 文体写作上“辞”的感情流动是作品内部生发的, 即所谓“潜气内转”, “赋”则多靠使用关联词连接意脉。其二指歌词, 这一文体概念后来被“词”包含。《归去来兮辞》完全符合“辞”的文体特点, 本质属性是诗, 在当下文体分类中应该归于诗而非文。
明清以来, 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 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 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 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 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 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 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 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 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 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叔本华循环显示出人生永远陷于痛苦和无聊的循环中, 只有在禁欲中熄灭生命意志, 才能从循环中获得救赎。瓦格纳用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呈现所谓生命意志的熄灭, 但主角不是在禁欲中而是在强烈的爱欲中弃绝世界、获得救赎。尽管有学者质疑这种爱欲未脱离个体化存在, 仍囿于叔本华循环, 但通过研究该歌剧文本及相关论著可得知, 爱欲是一种单向的欲望, 不寻求“生”的满足, 而是通过否定个体生命及其欲求来实现救赎, 因此脱离了叔本华循环。爱欲也体现为剧中不寻求解决的、单向的音乐, 打破了传统音乐中不稳定—单调的循环, 也暗示着叔本华循环的瓦解。然而, 这种旨在否定生命的爱欲激发了狂热的非理性冲动, 并创造了审美体验, 又将成为肯定生命的力量。
基于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项目支出数据, 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实证考察了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并检验了企业能力与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差异性影响, 结果显示: 第一,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差异性战略可以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 第二, 企业能力越强, 越能够在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同时促进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提升; 第三, 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民营企业更善于发挥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一种差异性战略, 使企业获得差异性竞争优势, 进而促进财务绩效提升。企业结合不同的战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业委会、居委会、物业等群体性组织的合法性来自业主权利的让渡与授予, 本是公众民意和公信力的体现, 但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却存在着多重困境。以W小区为案例, 梳理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的内在行动机理和机制的形成过程, 发现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代理关系的权责不清、治理目标的偏移等原因, 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委托—代理”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预期功能。针对社区治理中“委托—代理”机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应该通过用法治化破解社区利益冲突的难题、重塑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为主体赋能以自治实现共治等破解方法, 在形成内部聚合力的基础上开展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合作, 最终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传统街区面临着文化空间的传承问题。地方文脉的传承, 与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空间特性的延续、人们对区域氛围的感知变化等问题密切相关。选择场所精神理论作为切入点, 以北京天桥地区为例, 使用质性研究中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和地理空间展示与分析方法, 从空间格局演变、场所精神分析、文化空间的呈现与场所精神的传承三个方面, 对城市传统街区文化空间呈现与感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人们对天桥地区的整体认知体现在“古今具有高知名度的艺术表演区域”这一内涵上。人们通过观看展览演出等活动, 体验区域的整体空间氛围, 进而感受地方文化。这样的游览模式, 适合此类新旧文化空间同时呈现的传统街区。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 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涉及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教育场域, 不同主体依据掌握的资本对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场域、资本、惯习为线索, 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的场域困境在于: 政治场域权力边界模糊影响产教融合的主动性; 经济资本供给有限影响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的深入; 社会资本不足使规模小的产业难以获得群体认同; 文化资本存量有限影响产业参与的积极性。对此, 未来需通过完善制度设计, 优化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的现实环境, 优化主体交往结构, 增强主体间的信任, 引导资本运用与积累, 提升主体参与的主动性, 搭建产教融合平台, 推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以深化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
共同富裕蕴含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教育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 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积极推动力量。教育公平正义通过坚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一性和差异性相统一得以实现共同富裕的人民性、共享性、公平性和正义性, 从而在共同富裕中彰显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效、人民共享教育发展成果、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为促进教育公平正义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需要完善教育制度设计以构筑共同富裕的全新格局,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以满足共同富裕的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