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科学研究, 首先在于确定其研究对象。《资本论》的生态思想围绕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批判展开, 是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过程及其结果批判的统一。《资本论》的生态思想基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 通过对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关系的规律性把握, 聚焦劳动者创造财富、劳动者主体性的彰显以及为劳动者利益而斗争等问题, 意图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斗争实践打破资本逻辑的制度规定, 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特征。《资本论》的生态思想通过资本逻辑批判的独特视角将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历史中, 揭露了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资本文明的文明暴行, 蕴含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明趋向, 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包括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首先在于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 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同时也为苦苦寻求国家出路的近代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前提;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展示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图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二者相融相通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的文化前提;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是确证和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前提。同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两个结合”, 既是深刻的历史经验, 也是始终保持和激发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
崔汪, 唐昭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其入翰林院事迹, 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均有考论。然而, 由于资料缺失, 崔汪入院、出院时间、在院期间职官变迁等, 阙疑者甚多。今据新见崔澄《唐故太子宾客崔公墓志铭并序》, 结合传世典籍考定崔汪约大顺二年以兵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入院, 旋加知制诰、承旨, 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尚书右丞、兵部侍郎, 于景福二年十月稍后出院。在院时间, 前后约三年。又, 据出土石刻, 亦可以考定崔汪家世、生卒年、入翰林院前及出院后的仕历、其文学影响以及墓志撰者崔澄事迹等。拈出此等, 以为附论。
金国建立后, 满洲跪叩礼与抱见礼皆呈发展与壮大之势。崇德称帝后, 跪叩礼得到飞跃性发展, 形成男女有别的等差性跪叩礼仪模式, 并在顺治入关后继承明朝礼制时替换明朝礼仪中的拜礼, 在国家礼制中全面铺展。抱见礼在金国时期发展出一定的等级性, 并与跪叩礼组合使用, 二者一度有合流态势。崇德后, 抱见礼不仅没有得到发展与推广, 反而呈现收缩之势, 与跪叩礼发生分流, 入关后这种趋势愈发清晰, 在清中后期的国家礼制中更是接近消亡。两种满洲代表性礼仪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主要在于跪叩礼具有强烈的尊卑属性且适用场景广泛, 而抱见礼相对平等、友爱且仅适用于相见场景, 所以是否适应帝制政体下彰显皇权与等级性的礼制需求, 成为决定二者在清代不同走向的根本原因。
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 称金中都。《金史·地理志》记载中都有城门十三, 而《大金国志》《金虏图经》《析津志》等文献却称金中都城门十二。针对这两种不同说法, 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解释讨论, 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金中都城门初有十二, 后于东北增辟光泰门, 成十三之数, 又正北“通玄门”曾改名“清夷门”。但这一论断的得出缺乏对相关文献史料源流的充分辨析, 且对增辟光泰门及改通玄门名的时间亦论证不清。实际上, 其实若从史源学的角度出发, 重新梳理相关文献记载, 厘清源流, 既可补证上述论断, 还可进一步推定金章宗为游幸万宁宫的便利而增辟光泰门, “通玄门”改名“清夷门”则是金宣宗迁都汴梁后因避忌蒙古而追改的结果, 进而丰富我们对金中都城门制度的认识。
近人较多地从知识论角度来解析《齐物论》, 从而易得出相对主义的否弃论。然晚明憨山德清与近代章太炎虽皆以佛解《齐物论》, 但在异样的时代需求与教育观念下, 他们不仅在文本主旨上存在着“齐'物论’”与“'齐物’论”的异样判定, 而且在佛学的解读基点上亦存在着南宗迷悟与唯识思想的异样性。在运用“立于心旨与工夫”、训诂与唯识名相解析诸法的异样诠释方法的基础上, 他们通过禅老思想与华严、般若以及西学的异样融汇解读, 彰显出“世人迷真执妄”与“心之主动”的观念, 建构出破执而归真宰与“不齐而齐”的异样图景。无疑, 这无不与二人背后所深蕴的化解庄佛矛盾、解庄传佛、振兴佛教与用国粹激动种性, 以及佛庄联手的最大化救世功能之异样解读意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定量考察了农村电商对城乡市场一体化的驱动作用, 结果显示: 农村电商对城乡市场的整合效应占比为69.2%, 分割效应占比为30.8%, 净效应占比为38.4%;时空差异性分析显示, 农村电商对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净效应整体呈现缩小态势, 对南部沿海、西南、西北等地区影响更为明显; 非线性分析表明, 在农村电商和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农村电商对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较为强烈。进一步分析发现, 农村电商能够通过提升运输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乡市场整合, 也会通过强化人才分布和资本流动不平衡加剧城乡市场分割。因此, 应坚持完善电商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规划, 努力建设系统、完整的现代农村电商体系。
以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研究对象, 运用合成控制法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在产业整体层面, 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且随着政策的迭代调整, 该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大; 同时, 该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劳动力要素向科技、金融等高端产业集聚, 进而以人才驱动支撑服务业高端化发展。机制检验表明, 该政策主要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及知识溢出效应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此, 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 注重引导高端产业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开放, 强化制度创新及政策联动。
数字化为慈善迈向合作治理提供了创新性的技术支撑。慈善合作治理以赋予社会更多自主性为根本前提, 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具有平等性、协作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等特征。借助技术赋能的核心机制作用, 数字化在驱动慈善合作治理中彰显了扩容提质慈善参与结构、精准链接慈善资源、有效规范慈善监管、营造升维慈善文化的重要价值。针对慈善合作治理与数字化之间机制滞后、发展错位、互嵌理念不足等现实困境, 需要完善慈善合作治理运行、监管和协同的一贯式保障机制, 强化主体数字化与专业化的双向赋能, 深化数字思维与慈善意识的价值同构, 以推进内嵌于慈善合作治理的数字向善和人人向善的同步实现。
我国家庭正面临着照料人力减少和照料成本增加的双重现实困境, 以社区为基础的“在地化”弹性服务既是家庭照料面临的共同刚需, 也是“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协同发展的需方基础。“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家庭和谐和国家人口安全的共同目标和服务资源可共享的“供方”协同发展前提。当前我国“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协同发展面临着多部门协同机制基本建成但有待落实、资源相对失衡且各自独立发展、“在地化”服务供给与利用双低的局面。应从全生命周期、全人群和全家庭的视角, 推动不同政策主体形成合力, 完善以家庭需求为中心的协同机制、打造代际共融型“在地化”服务示范样本、建立社区智慧家庭协同服务平台、营造协同发展的“家庭友好型”社会支持性环境和加强“一老一小”家庭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以实现“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协同的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社会变迁和未来教育变革的共同作用下,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加速实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应全球共同利益关切及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深层梳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知识逻辑发现, 明确新型研究型大学要高度重视问题导向的知识分类、应用导向的知识生产、实践导向的知识传授。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基于这一逻辑起点,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定向包括企业家精神导向的组织文化、体系衔接交融的组织制度、善治生态共享的组织管理。为此, 新型研究型大学需通过增强超学科多元应用性, 构成新型“知识生产链”, 打破多主体间合作壁垒, 建构资源共筑的路径体系, 打造创新科技联盟, 共享服务社会生态圈, 全面推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持续常“新”常“变”发展。
系统识别和理解大学治理中的多重逻辑及其互动机制, 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微观基础。以大学治理的“三维多层框架”为基础, 将个体多元身份作为大学治理多重逻辑的参考点, 以人才引进情况为主要治理观测点, 编制了北京市大学治理调查问卷。调查发现: 大学治理的制度逻辑差异主要体现在大学治理的中观和微观分析层次, 主要的差异来源是专职教学科研教师对一系列治理议题的评价显著地低于“双肩挑”教师, 此外在职称、政治面貌等方面也体现出差异。差异的背后体现了组织治理的“身份政治”原理。进一步深入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 需要在治理的过程中去构建“本土性知识”, 充分关照“个体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