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有别于“现代性”: 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之分; 使用范围有差别; 现代性一词相对来说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歧义; 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其自身特有的语境和具体意蕴。所以, 使用现代化而不是现代性一词要更为贴切、准确。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包括: 以现代大工业为核心内容的物质生产基础; 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价值理念; 世俗化; 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 城市化; 全球化; 教育的普及; 法治社会。将现代性等同于理性精神的认知有着很大的弊端: 随意性较强; 带有一定的西方化色彩; 看不到现代物质生产对于现代社会形态生成的决定性意义。在理解现代化时, 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现代化的这些基本内容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只有将现代化的一般内容同具体国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能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展开并获得成功;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后现代性并非现代化的接续者。
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战略使命, 回顾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演进历程及阶段特征, 识别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要求; 依托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 结合京津冀创新实践构建了“疏建结合的要素投入”“内涵集约的要素组合”“地方品质导向的要素聚集”“多节点网络化的要素布局”“深化协同的要素治理”五个方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 从根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立足区域发展现实基础、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出发, 围绕着经济发展、协同开放、空间布局、政府治理、共同富裕和生态改善提出了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路径构想。
光绪三十四年夏, 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 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 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 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 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 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 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 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 得其支持, 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 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 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乾隆十三年(1748), 乾隆帝开始改造雍和宫, 以阐福寺大雄宝殿为基础新建万福等三阁, 实则二者皆源于以巨像高阁为特征的“隆兴意象”, 亦即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和二耳阁。此后, “隆兴意象”又和西藏表征须弥世界的桑耶寺式布局结合到一起, 产生了须弥灵境和普宁寺。这一环环相扣的系列工程充分展现出乾隆帝在进行佛教物质文化创造时的一种模式, 即将汉、藏等地佛教历史上具有特殊政治、宗教意涵的圣迹作为母题加以重构、再现, 进而迭代、增益, 由此创造出一系列蕴含丰富政治和文化隐喻的佛教文化景观。从思想动机上看, 这些佛教工程无一不彰显着乾隆帝以中华自居的身份认同和对皇权正统的自我宣示, 同时也是乾隆帝期冀借助佛教将多元文化和政治传统统摄于一体, 整合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 实现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具象化体现。
人类对延长自然寿命乃至永生的追求从未止步, 而当代快速发展的抗衰老医药技术似乎蕴含着实现这一梦想的可能性。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因此认为衰老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 主张“终结衰老”。然而, 延长自然寿命真的是一件可欲之事吗？很多道德哲学家基于个体视角指出, 延长自然寿命会使人面临因绝对欲望耗竭而导致的生存动力不足、因生活重复性增加而带来的厌世感加剧以及追求人生意义的时间紧迫感下降等问题。这些质疑都面临反对观点。从社会层面来看, 延长自然寿命牵涉到技术的平等分配、资源稀缺及社会结构能否悦纳老龄人群等问题。对延长自然寿命的追求必须以社会环境能够提供充分的支持性条件为前提, 以保障人们在延长的生命中享有较高质量的生活。相反, 单纯追求个体的寿命延长可能会遗失在社会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价值。
基于House教授GLOBE项目的数据, 重新构建了文化差异衡量指数, 并实证考察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中国感知的文化差异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 而东道国感知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发现, 文化差异主要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双边投资合作信任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 中国感知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和产业结构合理性更高的国家, 而在东道国文化感知差异较大的国家, 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因此, 应当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互鉴, 增强高层互访, 提升投资信任度, 因地制宜发掘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新机遇。
运用“结构—行动”二重性的分析框架, 从主位角度分析了乡城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 结果显示: 乡城流动老年人对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的应对会通过对经济结构中的机会获取、关系结构中的规则调适与意义结构中的空间进退来予以能动调适, 其能动适应的实现离不开多重结构的支撑; 发展型城乡结构与城乡融合的实现也离不开个体家庭的能动实践, 后者主要包含家庭经济的合作主义、家庭结构的弹性与家庭伦理的韧性调适几个层面。在结构与行动的能动互塑下, 乡城流动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与发展型城乡结构之间实现了有机的嵌合, 因而为保障城乡融合发展的渐进式韧性实现, 应在政策上尊重乡城流动老年人的自主意愿与为他们在城乡间有主体性的两栖穿梭提供保护。
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我国改革开放重大战略举措。作为我国开放力度最大、制度保障最有力的经济开放特殊区域, 海南自贸港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和封关运作的通行模式, 并将于2025年底前封关。封关叠加《海南自贸港法》有关“二线”即海南与内地之间物流管理规定的实施, 可能造成“二线”物流的双向堵塞, 使封关后两地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目标受挫。要解决这一问题, 应将高效便利等要求确立为“二线”物流管理原则, 并针对造成堵塞的情形和原因, 采取智能通关、分类通关、信用管理、提前退税等化解措施。特别是应按照法治化的要求, 将纾困的原则和措施制度内化于海南自贸港制度体系之中, 对《海南自贸港法》和《海关法》进行必要的修改, 并及时出台海南自贸港法规和央地会同规定, 使海南自贸港“二线”物流封而不堵, 管而不滞。
从文化再生产的逻辑出发说明弱势阶层大学生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劣势处境是已有研究的主流方向。立足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摆脱缺陷论视角, 以“小镇做题家”群体为研究对象, 通过访谈和实物资料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 对弱势阶层大学生在精英大学的突围之路进行探究发现, “小镇做题家”在大学中实现突围的基本思路为充分激活过往经历和大学场域连续性中的有利面向, 借用高等教育场域内部资源弥补由于自身资源匮乏所造成的场域之间的断裂性。其中, “小镇做题家”对于自身特质的发现和认可是其实现突围的切入点, 学业发展则是突破口, 而大学中的资源和重要他人是借力点。在此基础之上, 打破教育再生产的强势话语和支配性的理论迷思, 进一步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现实情境之下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 发现两者在优势阶层文化、校园文化等五个方面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