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六个坚持”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和宝贵经验的结晶，根源于条理化整合改革开放基本原则、规范化凝练治国理政重要原则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独特生成逻辑。“六个坚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蕴含着站稳政治立场、维护公平正义、协调继承与发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充分发挥法治作用、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鲜明导向。新征程上，掌握好、运用好“六个坚持”，需要全面领会“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准确把握贯彻落实“六个坚持”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以及监督检验“六个坚持”的重要保障。
基于2013—2022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行业数据，采用首位度指数、Zipf位序—规模法则和标准差椭圆法，从产业规模、创新能力和引资能力三个层面，对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规模差异仍然较大，但规模分布日趋合理；产业规模的空间分布呈显著扩张趋势，但其分布在径向上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且地区间差距不断缩小；创新能力呈“先扩张，后集中，再扩张”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创新活动主要聚集在北京。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引资能力逐年提高，但分散化的区域集聚特征逐步显现；数字经济服务业的引资能力主要聚集在北京，而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引资能力则逐步向天津聚集。未来，应从共享共用数字产业创新资源平台、培强做优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集群等方面促进京津冀数字产业发展。
幽默具有民族性，中西方幽默在文化传统和语言表达上具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中文幽默的内庄外谐与英式幽默话语偏离的谐趣形成显著的共性，中英幽默均强调通过话语形式偏离产生豁人耳目的诙谐效果，构成幽默的可译性基础。老舍风趣的京味语言与查尔斯·狄更斯诙谐的伦敦叙事彰显中英幽默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在幽默翻译中，译者须积极进行跨文化协调，在译入语中找到幽默的文化“关联物”，补偿幽默再现的文化差异；同时，译者须准确理解两种语言的文体形式和修辞艺术的幽默建构意义，探求幽默的可译性；此外，译者还须运用译入语相应的话语偏离形式，再现源语文体“偏离”及修辞“悖论”中的幽默效果，以实现民族幽默艺术的美美与共。
明代北京粮食供给对于国家财政调度的高度依赖近乎学界共识，学界对于抵京官粮分配的研究也聚焦于国家的财政支付。但研究表明：在北京粮食供需层面，因财政支付的局限，对于众多财政供养个体，长期存在着官粮所供不敷所需的矛盾，故在财政投放的同时又展现出对于市场的依赖。明代北京粮食市场的发育更多取决于国家财政流通向市场流通的转化，即官粮在运解、存储、投放等过程中形成的官米市场。根据估算，经由月粮、余米商品化构成的官米市场可以满足京师一半以上的粮食需求，形成了一种财政与市场互动下的京师粮食供给机制。在局部市场模式下，朝廷长期倚重于庞大的实物财政储备，通过一系列临时性财政投放平抑粮价，崇祯以前的北京粮食供给展现出较强的国家应对能力。
自明末至今，学者们对谁是明代儒学第一人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不同的答案。有人从文臣第一的角度主张过宋濂，有人从学祖的角度主张过方孝孺，有人从道统的角度主张是曹端，也有人从南北之争、气论与心学的角度分别主张过薛瑄、吴与弼。不同的答案背后常常反映出看待明代理学、明代儒学、明代哲学的不同视角。对此，应予以厘清。厘清工作表明：一方面，道统建构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张力；另一方面，学术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既需要关注被讲述的学术史中的人及其思想，也需要留意梳理学术史的人及其立场。
法定数字货币多边安排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偏差，从风险规制视角来看，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本身的风险性是其内生困境之根源，而风险规制层面的规则滞后、机制滞后与理论滞后又导致规制困境。对于我国而言，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规范有序跨境流动，应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进行规制重构。在理论层面，亟须调整传统国家货币理论与货币主权理念，基于货币的制度理论构建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理论基础。在规则层面，应强化针对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专门规范供给，进一步明确央行、商业银行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监管层面，应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监管架构，利用数据分析工具与大模型计算建构“双维监管”。同时，应塑造开放型规制结构，借助支付平台企业优势与既有国际货币合作框架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协作治理。
国内经济学界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从改革策略到改革理论再到内在规律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为什么改革、如何持续推进、怎样深化改革三个阶段的演进。理论的概括总结包括引进新的经济理论解释、本土经济理论抽象、追本溯源中国传统思想三条来源路径。理论的抽象系统化包括文献综述及其梳理、对共性问题的命题式归纳、系统化学科建设三种典型模式。这些探究为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实践素材和理论原材料，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要直面现实从中国改革实践出发，而不能从既有的理论等条条框框出发；要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抓住核心关键问题，勾勒出逻辑线索，而不能只是进行观点的汇集；要与既有理论贯通抽象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探究一般性的价值意义，而不能局限于国情个案分析。
政治性、人民性和战略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做出的新思想和新论断，三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遵循。政治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统领和根本保证，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战略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长远布局和决胜关键，要求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持续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经历了数十年探索, 基本形成“少年班”模式、“基地班”模式、“计划”模式和高校“实验班”模式四种类型。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仍面临着培养理念亟待转变、培养模式缺乏创新、培养机制尚未畅通、培养氛围营造不足等现实挑战。面向未来, 需要以高远志向为引领推动培养目标和评价理念转变、以创新潜力为核心促进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更新、以成长规律为依据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长链条、以协同参与为手段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推动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 筑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根基。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从理论逻辑、实践指向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分析其推动银发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性, 阐明了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作用机制, 揭示了其在当前面临的困境, 探讨了破解这一困境的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将通过赋能新生产、新服务和新业态, 实现银发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 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发展还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的阻碍, 不仅需要从生产要素上强化技术研发突破、加强养老金融支持、培育新质劳动力、充分发掘老龄数据, 推动传统银发产业转型升级, 更需要从生产关系上创新经济与科技体制, 实现银发经济从技术、产业到制度体系全方位的创新发展。
以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来应对乡村社会公共性不足的难题, 向世界贡献“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社会, 怎样建设乡村社会”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体包括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三层结构是相互影响的系统整体。国家通过责任下放、规则下达、资源下沉等方式,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这是乡村治理面临的基本现实背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有效应对大包大揽、形式主义、化公为私等公共性困境, 凝练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具体建设路径: 对公共责任进行技术性划分, 塑造责任明晰的乡村责任共同体, 走向“人人有责”; 对公共规则进行伦理性调适, 凝聚价值自觉的乡村价值共同体, 走向“人人尽责”; 对公共资源进行产权性配置, 营造利益紧密的乡村利益共同体, 走向“人人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