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对作为资本社会本质规定的资本的研究, 完整地呈现了资本效应的历史变迁。首先, 资本的前史是资本生成之前的原始积累的过程, 充斥着暴力掠夺, 带有“原罪”的属性。其次, 资本的存在促进了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完成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赋予了个人前所未有的相对独立性, 造就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然而, 资本原则的确立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潜藏的野蛮面, 亦即对现实存在物的普遍抽象统治、对剩余价值的隐蔽性剥削、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式暴力解决。最终, 资本的命运将因受制于资本本身的固有界限、平均利润率逐渐下降的客观规律和剩余劳动的最大限度的创造, 不得不走向自我扬弃, 在历史上表现为趋于解体的状态。
京津冀协同创新在政策体系构建、“双链融合”发展及经济效益提升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 中国式分权的管理体制影响了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发展进程, 其内在逻辑在于跨地区行政制度壁垒导致创新要素开放共享受阻、市场分割导致三地产业结构错位、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平衡影响整体协同创新绩效提升。对此, 须从政策协调、组织协调、空间布局协调和市场协调四个维度优化区域创新合作模式, 完善的政策体制可以有效避免地区间恶性竞争, 组织协调有利于激发创新主体合作的积极性, 高效融合的空间布局有助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对接、促进创新成果应用转化, 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可以规范创新要素有序发展、释放创新活力。
由明清两代政治中枢的皇宫紫禁城, 到人民大众价值共享与中华文明演进视野中有着多重价值意蕴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空间场域内的政治、文化等功能属性已然发生巨变, 其所承载的价值诉求与社会功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文化公共性、人民性和文明符号的价值得以凸显。故宫形象的变迁绝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而是在时间罅隙中彰显了故宫作为文明标识的多重价值, 以及在近现代文明转型中所遭遇的误读。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中, 故宫是历史积淀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需要不断发掘阐释的重要文化资源, 也是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 更是以文明互鉴传播全人类价值的文化场域。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下, 故宫在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被赋予重要价值, 是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形构传统与现代贯通的新的文明观的极好范例。
以“泰勒主义”为形成标识的“快文化”, 是发生于生产领域逐渐漫延至生活领域, 以资本增殖、科技进步、商业竞争为三大发生根源, 以资本加速周转为驱动力, 以追求三“效”, 即效率至上、效果速显、效益最大为行为导向的一种文化样态。其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但也带来了文化侵入风险, 加剧了生命算法化、主体物质化、理性绝对化和价值工具化的趋势。“快文化”逐渐异变成一种畸态文化, 表现出诸如亲资本性、反人本性、唯效率性、纯工具性、单向度性、强反噬性等系列异化特征。对此,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就决定了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这条红线贯穿始终, 凸显和强化“五要五不要”等资本治驭思维, 有效拒止资本逻辑对人本逻辑的僭越, 达致生命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和谐、资本工具性与人本价值性的平衡, 真正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超越。
基于对社交媒体用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反智主义对科学传播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群体在反智主义倾向上呈现出明显差异; 社交媒体用户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存在着工具化倾向, 且对各类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 其中经济学家和专家获得的信任度相对最低; 反智主义倾向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对科技信息的误解程度, 显著负向预测个体对科学传播的态度, 并通过科学误解和科学传播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个体的科技信息传播行为产生影响。为应对反智主义对科学传播的负面影响, 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配套政策, 激励科学工作者宣介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 媒体和平台应加强信息把关, 重塑专家的媒介形象; 科学传播工作者应充分考虑受众特征, 增强科学传播的精准性; 多方主体要筑牢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 强化科普领域舆论引导。
“放管服”改革正从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 迈向以监管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 审管相互衔接配合的新阶段。从营商环境、职责结构和数字政府三重意义上, 系统剖析了新阶段审管衔接的理论、实践与问题, 阐述了其具有链接三大实践板块的纽带价值, 并提出了以整体性视角破解问题的思路和手段。面向营商环境, “审管衔接”为审批下放权力与监管承接责任提供桥梁, 建设原则一致、功能相继的整体营商环境, 却存在着事项脱节、考核失准、管理失调的问题; 面向职责结构, “审管衔接”探索行政审批纵向分权关系与审管部门间横向协调路径, 但也面临配套机制失灵、法律法规不足和协调机制落后的困境; 面向数字政府建设, “审管衔接”打通“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监管”两大平台, 发挥探索平台型政府功能模块间衔接机制的数字化价值, 却有着事项依据不清、数据利用不深、信用使用不准的问题。破局关键在于重新审视三重向度之间的联系, 建立“审管衔接”整体性评价机制, 完善上下左右贯通的政府职责体系, 建设国家层面的沟通衔接机制, 提升信用管理中的量效关系准确性, 深化以事项为核心的数字化思路, 以“审管衔接”为突破口, 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发展。
政府间失灵用以描述政府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化或无效化状态。政府间失灵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两类: 纵向政府间失灵主要表现为上下级政府间的政策执行偏差; 横向政府间失灵则主要表现为不同区域政府主体在区域性议题上的不当竞争。政府间失灵的主导因素在于政府间外部性问题, 其深层根源与理性—科层制框架下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密切相关。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主要体现于信息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的缺失, 同时又受到理性—科层制框架下封闭政绩单元间激励机制的直接影响。为应对政府间失灵, 政府间合作为关键路径, 其实质是将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合作框架下的内部行动, 核心在于建立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协调机制, 并通过完善“选择性激励”机制, 强化合作框架内行动者的成本—收益感知, 从而抑制政府间失灵的演生条件, 提升政府间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提升能源利用率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等机制提升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碳交易试点政策更能显著提升南方地区、金融发展高水平地区规模大的城市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与非一线城市相比, 一线城市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 将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城市工业技术进步、城市工业纯技术效率和城市工业规模效率, 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技术进步和提升城市工业纯技术效率, 却未能显著提升城市工业规模效率。
虚拟货币因其匿名性、跨国性、去中心化的特征而具有较高的固有洗钱风险, 实践中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中国当前的禁止政策不仅未能充分应对其固有风险, 反而加剧了虚拟货币交易的地下化与跨境化趋势, 形成了独特的剩余风险状况。受此影响,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案件在犯罪发现、犯罪侦查、追赃处置等一系列环节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困境。在此情形下, 应当调整当前禁止型治理模式, 加快制定《数字财产法》, 明确虚拟货币非金融化商品属性, 将虚拟货币交易作为个人境外投资行为纳入场景化多重监管, 从而构建畅通的虚拟货币合法交易通路; 以此为基础, 应完善《反洗钱法》相关规定和涉虚拟货币程序法规则, 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预防与惩治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 与此同时, 应统筹链上治理与链外治理、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域内治理与域外治理, 以保障虚拟货币反洗钱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批判传统灌输式教育, 主张以对话和提问式教育培养个体的批判意识, 实现社会变革。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一核心议题, 梳理了弗莱雷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弗莱雷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本体论上, 认为压迫性社会结构导致个体“非人性化”, 表现为“阶级无意识”和“对自由的恐惧”, 主张通过教育激发个体主体性, 打破被压迫者的依附性思维, 实现“人性化”的转变。具体而言, 以“提问式教育”作为认识论, 通过对话和提问取代传统的灌输式教育, 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双重解放; 以“主题调查”作为方法论, 帮助个体深入理解自身所处的“有限境况”, 并通过对话和反思形成“生成主题”; 以对话的文化行动作为实践论, 通过“对话式”的“文化合成”取代“反对式”的“文化侵犯”, 推动被压迫者通过教育寻求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