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这一历史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实践创新, 也是其理论形态在动态发展中的自我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本质上构成了党的自我革命历史主动性的具体表达, 主要根植于自我革命实践形态的演进逻辑、价值取向的范式定位及方法论创新的制度效能的范式建构, 从而形成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文明形态建构的现代化治理范式。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 已成为党的自我革命在其历史主动实践活动中最直接和生动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 党通过自我革命以党风引领社会风气, 构筑现代化文明形态的价值新风尚; 通过完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和深化自身建设制度改革,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本的保障制度; 通过自我革命持续校准人民性与先进性的政党伦理坐标, 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和引领其前进方向。
通过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 文学理论领域对“两个结合”的阐发已呈现出多个话语维度。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领域, “两个结合”被赋予了重大话语创新意义, 其核心在于形成了“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之观点, 这既深化了对“文学”本体的认知, 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概念的理解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视野。在历史维度上, “两个结合”作为一种文论史叙述的“新视角”, 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论资源的重新发掘与阐释, 推动了对“中国文论现代性”问题的再思考。在未来维度上, “两个结合”为新时代文论在“古今中西”格局中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策略与目标, 为中国文论的自主性建构指明了方向。
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以战俘身份入居西汉宫廷养马, 是族属和阶层上的双重“边缘人”。元狩四年(前119) 前后, 汉匈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汉武帝蹈袭贾谊“三表五饵”故智, 试图通过厚待降附贵人实现“仁畜匈奴”的政治目标, 作为“降者之杰”的金日磾被选中参演“四夷宾服”的政治剧目。基于此, 金日磾既须迎合汉武帝对华夷秩序的期待, 又须在险恶宫廷中规避风险, 所以其忠诚并非单纯的道德自觉, 而是帝王意志规训与个人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史书对金日磾形象的塑造受多重因素影响。班固《汉书》通过选择性剪裁与伦理化重构, 将其纳入儒家忠孝话语体系, 这种处理应该是服务于汉王朝的文化规训, 同时亦与霍光辅政时期儒生阶层的崛起及金氏后裔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后世久惯牢成的金日磾形象, 实则是帝王心术、个人抉择、史官话语等共谋的产物。
基于200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分析了2007年起实施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政策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 结果显示: 提升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显著降低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高管无金融背景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对企业去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政策虽然增强了高管的风险偏好, 但显著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 表明政策在限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方面发挥了有效的约束作用, 从而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 随着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增加和金融化水平的降低, 央企上市公司展现出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有助于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此, 应优化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机制, 合理设置利润上缴比例;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强化金融活动监督; 优化激励设计, 推动国企资源向核心业务和创新领域配置, 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利用2011—202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实证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高素质农民、科技创新企业与投融资机构三大主体对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时间序列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长效持续性, 在较长时间内仍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在空间分布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地区溢出效应, 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对同一省份其他不同地级市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因此, 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健全完善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构建由高素质农民、科技创新企业与绿色金融机构主导的多主体乡村创新体系; 注重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效应, 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监测评估。
建立了一个包含人才集聚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多区域、两要素、三部门的创新增长模型研究地方品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理论模型结果显示: 在人才集聚正外部性较强时, 地方品质会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而人才集聚负外部性则会减弱这一影响。利用281个地级市2013—2021年每两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人才集聚水平对地方品质与城市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 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与地方品质具有协同作用, 而人才集聚的负外部性与地方品质具有替代作用; 另外, 地方品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 在人力资本水平中等、工资水平高和人口密度适中的地区发挥作用最大。因此, 地区尤其是中等规模的城市在打造城市品质时, 应提供足够的空间激发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 同时缓解人才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其内洽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联结于制度建设和收入分配秩序优化。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须紧密结合三层次收入分配体系做综合考量, 形成整体导向“共同富裕”的系统化安排。“财富积累机制”的公平合意与合理合法, 须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优化相关制度机制建设, 促进适应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财富结构形成。其大方向, 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初次分配体系、加大收入再分配和鼓励第三次分配, 优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当前的着力点和阶段性目标, 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在促进共同富裕总目标的导向下, 注重规范由“先富”走向“共富”的收入流量调节机制, 同时注重与收入分配有密切关联的财富存量积累机制的规范, 促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公正地惠及人民。
利用2023年实地调研的131个村庄和1108个农户样本, 基于“利益—情感—秩序”分析框架, 实证研究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户参与公共事务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有效激励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机制分析发现, 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通过增强农户与村庄间的情感联结和秩序联结, 进而激励其参与公共事务; 在考虑嵌套型数据结构和内生性问题后, 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2SLS)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论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有集体产业和驻村工作队的村庄, 农村集体经济的激励效应更明显。因此, 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 持续向农村集体经济注入各类资源, 保持其发展稳定; 积极吸纳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 鼓励村民建言献策; 加强培育集体产业, 完善驻村工作队等外部嵌入式帮扶机制。
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禁令救济及其限制是弥补许可市场失灵的重要制度工具。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性决定了侵权成立时存在着专利法、反垄断法与合同法三种限制禁令救济的解释路径。在专利法视角下, 标准必要专利的锁定效应显著, 禁令救济决定应体现对专利挟持的否定评价和预防。在反垄断法视角下, 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若以禁令为筹码要求侵权者接受不合理的许可条件, 并因此很可能排除相关市场的竞争, 应拒绝禁令救济。在利他合同视角下, 诚信谈判的专利实施者有权请求做出“公平、合理、无歧视”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履行合同, 以对抗禁令救济请求。基于不同理论视角限制禁令救济时, 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侵权者特定阶段的行为做出的评价通常具有内在一致性, 且专利法视角下对负外部性等因素的考量能补充基于其他视角的结论, 并从覆盖范围和时间范围上更精细地裁剪禁令。
智力测试在现代社会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能预测个体发展前景与未来成就的科学工具,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人为建构的产物, 心理学科的利益追求、教育普及的社会需求与介入战争的时代诉求共同搭建起“智力测试神话”的现实基础。智力测试神话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科学话语逐步在社会生活领域赢得霸权的鲜明体现, 标准化考试以智力测试为背书不容置疑地进入教育场域中, 谁有权享受教育、接受何种教育及教育成效如何衡量等问题被彻底重塑。以“神话”为根基的标准化教育既无法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供科学指引与理论证成, 又切实影响到社会对人才标准的价值认定与事实理解, 成为引发人才危机的现实渊薮, 人才培养应以对标准化教育的祛魅为前提, 未来要实现从“选拔”到“涌现”的人才定义标准的转换, 同时要推进从“实用”到“人本”的人才教育理念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