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渊源、核心要义、实践超越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 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学理本源, 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为文化根基, 是以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优秀成果为有益借鉴, 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这是一个包含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消费伦理的完整体系, 并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之下, 以“人本立场”“效率生产”“公平分配”“和谐交换”“协调消费”为基本特征。它正确处理了人民与国家、效率与公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发展与安全五对关系, 创造了人文经济新形态。对此, 须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研究, 充分发挥经济伦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的重要作用, 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基于北京市2007—2022年的五期投入产出表,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 并深入剖析其结构特征与行业差异。结果显示: 北京市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 其中数字融合部门的拉动作用显著, 第三产业在融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是以卫生、金融等领域最为突出; 但同时, 不同行业间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 农业等传统行业数字化程度偏低, 行业间发展不均问题仍较为突出。对此, 应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低层级区域延伸, 分类扶持低数字化行业, 增强融合产业的外溢带动效应,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 进而全面提升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同时为其他地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提供学理支持。
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廷亟需重构新的“大一统”观念以应对内外交迫的危局, 辞赋书写亦随之产生新变, 但学界对此话题关注阙如。中唐辞赋张扬春秋公羊学的“尊王”思想, 赋予传统田猎赋反对藩镇动乱的时代意义, 同时用天命论取代唐代前期以武功征伐叙述建唐历史的模式, 以诠释皇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重振皇权威信。在“尊王”政治理念与儒学复兴思潮的合流下, 士人推尊“先王之教”儒学, 辞赋也出现批判佛教的内容, 并且发扬推尊儒学的传统主题, 呈现出排佛崇儒的思想倾向。中唐辞赋注重展现各族乐舞、冕服的不同, 表现文化的“华夷之别”, 还在移风易俗的书写中彰显“华夷互进”的观念。因此, 辞赋成为中唐士人重建传统的天下秩序与重整文化体系思想的重要载体。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语境转变中, 通过灵活的语境适配、包容的主体建构、精准的语义界定、策略的意义阐释, 建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符号, 完成了意义深远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战的话语表述, 经历了多词混用的状态, 逐步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固定政治表述, 实现了从阶级革命话语向民族救亡话语的转型。从目标指向、主体指向、方式指向、形式指向多维度来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既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各党派、阶层局部利益的准确把握有关, 也与各种团结抗战表述的语义内涵及逻辑转变紧密相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经验为新时代统战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启示。新时代统战话语建构要结合现实语境、语义内涵及意义阐释, 从建构者、目标指向、内容指向、方式指向、形式指向等方面一体推进统战话语建设, 以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统战话语体系。
虽然中国思想史上并非只有“厚古薄今”一种声音, 但法家的古今观是否可以概括为“薄古厚今”值得商榷。具体分析法家的“古”“今”之辨, 所谓“薄古”实为非难儒家的“法古”“学古”而发。法家敏锐地把握到传统以来的“古今”观在“厚古”价值的牵引中逐渐僵化, 失去了自我辩证的能力。从现代性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的“古”“今”并非一个纯粹时间或历史概念。作为问题的关键, 法家之“今”不仅指现实状况、适于“今”之价值, 更有着对于“古”“今”话语的批判。这种批判并未导致法家对“古”“今”话语的抛弃。相反, 在“古今之变”和“古今一也”的张力阐述间, 法家在文明中既实现了现代性的自觉, 也深度处理了文明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文明现代性的议题上, 法家所提供的思路可以归结为“通古今之变”五字: 不仅强调古今差异的认知及其辩证, 也通过揭示文明变迁的主体, 实现传统历史哲学叙事的现代超越。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和143个出口市场不确定性信息, 利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出口目的地经济政治不确定性(简称不确定性) 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目的地市场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进入, 加速了企业退出, 且退出的影响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影响与企业冲击应对能力和市场特征有关。作用机制分析发现, 企业冲击应对能力降低了出口沉没成本, 导致高生产率和外资企业等具有较强应对能力的企业策略性进入退出市场, 表现出更频繁退出高不确定性市场的现象。在不确定性水平相同时, 出口目的地市场的不确定性特征能够影响企业的未来收益预期, 因此不确定性对企业在低信息壁垒、低进入成本目的地的退出行为影响更弱。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创新性和质优性为核心特征的一种先进生产力, 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战略路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产业凭借其独有的技术密集性和数据驱动特征, 与新质生产要素和新质生产关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 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理论层面, 数字产业通过与其他要素深度融合, 发挥乘数效应, 有助于培养新质劳动者、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及重塑新质生产关系, 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然而, 当前数字产业面临着数字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数据价值释放欠佳、数字平台支撑不足及数字产业生态欠缺等诸多现实挑战, 阻碍了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鉴于此, 亟须构建起“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组织生态”的体系化实践路径, 强化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 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2010—2021年274个地级市数据, 基于大数据局设立的准自然实验情景, 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以大数据局设立为表征的政府数据治理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数据治理能有效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 且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及促进公平竞争的内在路径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 基于城市特征与外部环境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 政府数据治理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升效应在中心城市、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政府信任程度及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 应完善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治理体系, 夯实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信息底座与制度基础, 提升政策响应与治理精准性。同时, 以数据整合和共享为抓手, 重塑制度供给与服务流程, 系统性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并促进公平竞争。此外, 应统筹区域差异, 分类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与数字资源供给, 推动统一市场协同高效运行。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素, 其一体化协同发展是提升国家创新效能的关键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须从三者的内在关系入手, 理解教育、科技、人才的底层逻辑与联结机制, 把握三者之间融合共生、协同共促的动态演进规律。具体而言, 要探索全周期培养机制、加强全维度跨学科建设、推进全要素产学研融合, 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塑造人才优势, 为科技创新注入动能; 要联动科研院所、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成果转化, 深化科教融汇, 在强化联动交融中促进高端人才涌现; 要改进人才引育工作、畅通人才使用机制、完善人才评价方式, 优化人才生态, 实现科研育人与教育综合改革的双向赋能。
使用人口普查数据, 从“何时初婚”和“是否结婚”两个维度分析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大城市初婚模式变迁趋势, 并借鉴RWA理论框架解析变迁机制。结果显示: 三个城市初婚推迟趋势普遍且比全国更为凸出, 京沪第二个十年比第一个十年的推迟趋势更为加速, 香港初婚推迟进程早于京沪二三十年, 当前初婚推迟程度最为突出, 但推迟速度有所放缓。女性初婚年龄小于男性, 但最近20年京沪女性初婚推迟加速, 类似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香港。年轻世代进入婚姻的紧迫感均有所减弱, 香港终身不婚率较高, 京沪当前的终身不婚率与香港相比较低, 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呈现出越年轻世代不婚率越高之势。当前中国社会仍属于“晚婚普婚”模式, 但初婚推迟仍有空间, 动摇普婚模式的力量也正在年轻世代中形成, 普婚模式可能首先从大城市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