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具有历史底气与文化底蕴。首先, 底气源自底蕴, 其从历史融汇走向历史开启,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延展承接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使命。其次, 历史积淀文化, 其从思维契合走向底蕴累积, 体现为人类解放与民族复兴在传播目标上的“志同道合”, 世界历史与文明交往在传播过程上的“并肩前进”, 革命理想与天下情怀在传播理念上的“不谋而合”。再次, 基础成于实干, 其从互相成就走向事业开拓, 在互相诠释中让世界读懂“革命斗争中的中国”, 在互相确证中让世界读懂“建设发展中的中国”, 在互相解读中让世界读懂“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在互相融通中让世界读懂“民族复兴中的中国”。最后, 发展增进力量, 其从历史传承走向当代构建, 基于“世界的普遍交往”与“兼容并包”, 构建中国理论传播的开放胸怀; 基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天下一家”, 构建中国理论传播的世界观念; 基于“人和人相异化的扬弃”与“讲信修睦”, 构建中国理论传播的方法自觉; 基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共生并进”, 构建中国理论传播的价值追求。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 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开发区升级政策对县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 开发区升级显著提升了县域创新绩效, 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异质性处理效应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开发区升级政策主要通过筛选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更好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及缓解创新活动融资约束的“融资效应”三个渠道影响县域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 开发区升级政策的影响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财政支持有限、第三产业比重较高及营商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县域中更为显著。因此, 通过开发区构建高质量创新载体有助于激发县域创新活力, 支撑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强化开发区产业升级、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等核心功能作用; 应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升级管理制度, 着力培育开发区自生能力, 积极探索具有县域特色的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路径。
近年来中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人口向高等级城市、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集聚, 而内陆和东北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 甚至负增长。从“技术—市场—政府”三螺旋驱动视角构建中国特色城市增长理论, 阐释三螺旋因素通过动态耦合形成人口集聚的循环累积机制: 技术进步提升要素流动效率、市场集聚驱动资源集约配置、政策引导调节规模结构演化。基于1990—2020年县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表明, 中国城镇化演进的不平衡问题表现为城市规模呈两极分化趋势、空间发展呈现中心—外围分化趋势、城市体系呈现多层次格局; 三螺旋因素是关键驱动力, 即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相较于外围中小城市更具三螺旋协同优势。由此, 提出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路径: 应着力培育都市圈与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 使其成为关键节点, 以完善当前城市体系中的“中间短板”。
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难点在于实现治理主体行政主导逻辑与治理客体参与逻辑的均衡与统一, 基层内生动员型治理是彰显国家行政权威到基层社会治理过程的有效中介传递变量, 内生动员型价值理性与内生动员型工具理性的耦合统一体现了数字化治理技术对基层治理权威秩序的嵌入逻辑。案例研究发现: 外生行政清单制主导的内生动员型治理主体在政策宣传、资源传递、数字考核、组织架构层面容易形成高合法性的内生权威嵌入型动员路径, 并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内生动员权威主体的技术善治; 由内生环境滋生且具有群众融入的积星制在文化惯习、精英禀赋、利益关系、价值认同层面能形成高合理性的内生数字化比较型动员路径, 并通过数字赋德实现内生动员客体的价值善治。内生动员型治理的数字嵌入逻辑既可以成为基层治理的技术理性, 也可以成为德治推广的价值理性, 是提升中国基层内生动员型治理效能的关键。
隐性知识不同于显性知识, 是难以察觉、表达的知识, 常与惯习、偏好、实践相联系。隐性知识普遍存在于教育、管理等各个领域和从个人到文明的各个层级, 并且具有方法论意义, 是解析知识活动、知识现象的必备视角。从隐性知识角度可以发现, 隐性知识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存在着密切关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历程中生成、积累的隐性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知识来源,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含着大量自主性的隐性知识, 在隐性知识方面的成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 应注重从中国已有隐性知识资源和当前现代化实践中获取隐性知识, 进而充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也应有意识地遵循隐性知识本身的运动规律, 通过隐性知识的外显化、显性知识的内化、隐性知识的传递等途径, 借助口述史等技术方法, 加强知识生产、知识系统化工作。
在欧美社区研究中, 内在于社区概念之中的地域性、关系性与伦理性特征被强化, 由此产生了认识上的困境。在地域化、去地域化、再地域化脉络下, 如何对待社区的地域性, 依然存在着困惑; 社区的关系性, 在社会性层面的互动交往与象征性层面的关系建构之间摇摆, 追求对客观现象的分析还是以应然性的价值判断为基础, 始终是欧美社区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费孝通晚年基于中国现实与中外思想资源, 发展出从地域性、关系性到伦理性的逐步深化的社区思想, 从而与西方社区迷思形成对话。“地域—结构”把社区研究延续到小城镇领域, 并从历史性与文化性层面进行拓展; 心态概念将社区中的人际社会关系和共同意识融于一体, 实现了对社区关系性迷思的内在超越; 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的道德秩序, 涵盖从基层社区、民族与国家到世界等不同层次社区, 为社区伦理性迷思提供了破题之道。这为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的持续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并为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
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路径根植于中国改革实践, 具体可从典型化事实到改革理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抽象出经济变化与体制变革之间相互“适应性”这一核心概念。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通过采取“适应”当时经济条件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从而获得即期经济剩余的改革红利。这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并为改革深化注入内生动力, 最终促成制度变迁。不仅如此, 以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学由来已久的“财富增进”主题遥相呼应, 体现出改革规律与经济学理论的内在契合。围绕“适应性”概念, 尝试构建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层次适应”的逻辑框架, 旨在为建构以财富增进为主题又逻辑自洽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一种路径探索。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模型, 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的精准化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并在智慧养老理论框架下, 系统阐释以数据驱动为核心、需求识别为关键、资源匹配为支撑的精准化模式构建逻辑。通过多案例扎根分析发现, 当前实践中存在着数据壁垒导致信息孤岛、技术应用与适老化需求脱节、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技术—服务—管理”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运用物联网和智能算法实现服务需求动态感知; 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破除信息壁垒;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提升服务可及性; 完善复合型人才培养保障体系。该模式可提升养老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为破解社区养老资源错配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 对推动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为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活动, 我国法律建构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义务体系。当前, 有关标识义务的规范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 其根源在于未厘清标识义务背后的法理。对此, 须引入智能向善的伦理理念阐释标识义务的法理。智能向善理念更新了人工智能内容治理理念, 契合了标识制度“伦理先行”的内在要求, 有助于确定标识义务的核心价值, 多层次把握标识义务体系, 构筑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生态。未来, 应基于智能向善理念优化标识义务的实施路径。在价值基础层面, 应以增进人类福祉为标识义务的核心价值, 尊重“人的自主性”, 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包容与安全可信。在义务履行层面, 应区分研发层和应用层的标识义务, 在研发层进行原则性、标准性、过程性的调控, 在应用层进行场景化调控。在责任承担层面, 应将激励与惩罚相结合, 促进相关主体自觉履行标识义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正逐步融入教育领域, 特别是在高校心理育人环节展现出了独特优势。传统高校心理工作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服务滞后等问题, 难以满足当下学生多元化心理健康需求。GenAI凭借着24小时实时守护、及时动态预警、沉浸式教育的功能优势, 显著提升了心理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个性化水平。然而, 技术嵌入使得数据隐私泄露、师生技术依赖、伦理规范缺失及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凸显。为此, 厘清了GenAI融入高校心理育人的技术优势与实践困境, 构建了“技术—制度—文化”协同治理框架。通过构建心理专用模型优化技术、建立分层责任机制完善制度、提升师生技术伦理素养重塑文化, 最终实现技术赋能与伦理治理的平衡, 也为GenAI在高校心理育人中的规范应用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