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读, 从“生产—流通—统一体”维度考察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前提”的辩证批判。通过区分“资本形成的前提”与“资本的前提”, 揭示了雇佣劳动与生产资料集中如何由原始积累的历史结果转化为资本持续再生产的逻辑前提。进一步指出, “生产过程一般”通过否定性具象化成为剩余价值的创造根源, 而流通仅是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增殖的必要媒介; 二者在“统一体”结构中形成资本运动的动态机制。结合剩余价值视角, 分析流通领域如何以平等交换表象遮蔽“劳动—资本”剥削关系, 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生产与流通范畴自然化和去历史化的倾向。研究强调, “资本的前提”具有历史生成性与逻辑前提性交织的双重形态, “统一体”范畴以剩余价值为核心、以“劳动—资本”关系为中介, 从而深化对资本运行机制的理解, 并为分析当代资本逻辑提供方法论启示。
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时代要求。首发经济是以“首发性”为核心特征, 涵盖技术首发、产品首发、模式首发等多种经济形态的新型链式经济模式, 能够为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提供实践路径与创新动能。京津冀“北京研发—天津转化—河北制造”的产业梯度与功能定位, 与首发经济全链条运转相契合。在理论层面, 首发经济通过创新驱动、链式协同、市场贯通和空间重构四重机制, 助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消费链的深度耦合, 从而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然而, 这一过程仍面临着政策协同薄弱、要素流动受限、市场分层显著及同质竞争突出等现实约束。因此, 应构建首发经济协同机制, 从政策竞争转向规则共建; 破除要素流动壁垒,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聚焦市场分层融合, 培育大消费格局;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首发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而强化首发经济对京津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赋能效应。
社会政策与刑事政策具有范畴的同源性、目标的同一性和主体的同构性, 因而特定的社会政策可转化为对应的刑事政策, 先行的刑事政策亦能转换为后发的社会政策, 二者由此融贯互通。特定刑事政策的运行有助于相关社会政策的反思与纠偏, 相关社会政策的施行有助于刑事政策目标的达致与实现, 从而形成有效互补。反之, 若特定刑事立法或刑事司法偏离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 势必干扰社会政策功能的发挥并引致背反互扰。在二者关系的调适上, 应坚持以社会政策的预防优势为优先, 恪守刑事政策在抗制犯罪方面的本位, 并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适时发挥刑事政策的补位功能; 通过保持双向互通与积极互补, 消解不利互扰, 最终实现良性互动, 凝聚协同治理犯罪之合力。
数字正义的理论研究除了关注风险之外还应当关注规范, 这有助于为数字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良序社会的实践构建提供制度性指引。数字正义的规范研究首先需要反思“信息是基本善”这一经典命题, 然后以与当下数字技术相匹配的数字合作为抓手, 重新思考数字社会的基本善及其分配。在“数字合作——基本善及其分配”讨论思路下, 数字正义规范呈现为: 关于基本善, “信息自由权”“信息社会权”“数据财富”应当成为数字社会的特殊基本善; 关于分配标准, “得以如愿合作”和“愿意再次合作”这一形式标准将分配基本善, 其中前者分配“信息自由权”和“信息社会权”, 后者分配“数据财富”。具有实践意义的数字正义规范还应当能够制度化。在制度安排上, “信息自由权”和“信息社会权”可通过宪法教义学意义上基本权利予以制度化, “数据财富”向个体分配的制度化应朝“民主的平等”方向发展。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存在异化面相, 表现为资本逻辑铸就焦虑生产与消费的循环闭合链条的生产异化, 平台算法助推心理议题模因式扩散漩涡的传播异化, 以及指标治理推动心理关怀变为政绩符号展演的治理异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低效的真相在于技术与资本规训催生出的存在性心理症结的现代性悖论, 医学话语权力扩张建构心理问题泛病理化认知的诊断标准泛化, 以及符号权力操控心理健康界定从而生成表征性征候的文化建构效应所生发的对冲。因此, 改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亟须以主体性复归驱动祛魅型育人范式转向素养本质化, 以全周期分层干预体系建制系统化推进治理科学化, 以多元行动者共塑韧性拓扑协同生态支持网络化。
儿童关爱服务是缓解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困境、促进其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基于湖北省5县(区)1222名留守儿童的调研数据, 采用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 实证检验了不同关爱服务模式对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三种儿童关爱服务模式中, 教师关怀对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及其五个维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儿童之家活动则主要提升了其开放能力、协作能力与交往能力; 寄宿模式的影响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 教师关怀主要通过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促进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儿童之家活动则通过改善同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为此, 应从强化寄宿制学校育人功能、提升教师关爱能力、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等方面, 系统优化关爱服务体系, 以提升服务实效。
基于1998年1月至2025年10月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542篇CSSCI来源期刊文献, 运用文献计量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 通过对文献的外部特征(如年发文量、发文期刊)与内部特征(如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聚类)进行分析, 系统性考察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形成逻辑与演进特征, 旨在为深化本土金融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启示。研究发现: 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受国内外宏观环境影响呈显著增长趋势, 但研究主题覆盖广泛且焦点分散, 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框架; 关键词分析显示, “中国特色”“金融危机”等关键词为长期持续性研究热点, “金融强国”“养老金融”等新兴主题则近年来集中涌现, 关键词时间突现呈现清晰的三阶段演进特征; 聚类结果表明, 相关研究在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与风险防控三大维度上内在协同。未来研究中, 应纵向深入梳理百年金融治理经验; 横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线, 融通相关学科成果; 着眼实践, 应以体系化视角系统总结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道路, 形成“实践—政策—理论”的螺旋式上升机制, 推进中国金融治理现代化进程。
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是当前我国金融工作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金融强国不同于资本主义金融强国, 其既具备历史上金融强国的一般特征, 又充分彰显自身的社会主义属性, 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为重要原则。这一重大战略目标的提出, 并非如资本主义金融强国那样是为了少数人食利, 或是形成对他国的掠夺式积累模式, 而是复杂国际形势下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 也是当前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同时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不可少的有力依托。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建设涉及诸多方面, 面临着一些两难抉择, 因此必须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开放与安全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在实践路径上, 针对目前的短板和矛盾, 要着力完善党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有序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利用2012—2023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 结果显示: 人工智能可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高科技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结构较高地区及东部地区中更加显著。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 能够更好地维护创新主体权益、激发创新活力并规避技术垄断风险, 为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机制分析表明, 人工智能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要素配置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与效率提升, 可促使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据此, 应深入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全面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因地制宜推进产业数字化“链式”转型, 以期为探究人工智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基于2014—202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水平, 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考察了地区差异及收敛特征, 结果显示: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 但呈逐年攀升态势; 四大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水平展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 各省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 且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 全国及四大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水平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现象, 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人口密度、信息化水平5个社会因素后条件β收敛速度显著加快。鉴于此, 须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系统布局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着力打造区域协同联动机制, 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