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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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国文化走出去

论中国典籍译介之“门槛”——以《淮南子》英译为例

丁立福

2019, 0(6): 4-14.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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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翻译出版了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The Huainanzi；同年，中国学者翟江月携手牟爱鹏也合译出版了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Huai Nan Zi。两译本之差距在于各自副文本层面的诸多不同。由此推之，国内策划出版典籍译本确需采他者所长，尽可能地提供种类较为齐全、内容较为适当、篇幅较为适度的副文本，从而为预期读者构建阅读中国典籍所缺少但也是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有效提升译介效果，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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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国文化走出去

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创新与跨文化传播——基于红安天台寺的田野研究

冯济海

2019, 0(6): 15-26.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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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国内音乐理论界曾有过一起围绕音乐是否具备教化功能的小规模学术争论。纵观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理念与实践，其中通常都包含着比较明确的道德教育思想。由此，基于对红安天台寺这座汉传佛教寺院发展禅乐文化的田野调查，以那起争论的核心——音乐是否承载道德担保——为逻辑起点，从田野个案中僧人的“他者”眼光出发，将“天台禅乐”这一有所创新的佛教音乐样式同世俗音乐进行再比较，发现社会现代性语境下的当代中国佛教音乐表现出区别于世俗音乐的教化观念。禅乐在僧人自身修行和寺院对外弘法两个维度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在释、俗两种社会文化语境之间架设起一座独特的交流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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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证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科学依据

林梨奎, 徐印州

2019, 0(6): 27-41.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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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模式。根据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PSM-DID计量方法探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概率越高，且分别呈现“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和“西部—中部—东部”逐步递减特征，说明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输送了一批生产率更高的优质企业。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统计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广义矩估计法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法估算省（区）全要素生产率，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证明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研究为证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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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陈宇, 闫倩倩

2019, 0(6): 42-5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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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政策试点结果存在差异。对30个政策试点案例进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中央政府、试点地区、非试点地区和政策试点方案四大类因素对政策试点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缺乏中央政府经费支持、政策试点效果差、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小和学习动力弱是政策试点夭折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发生的典型路径有中央动力缺乏型、地方动力缺乏型和试点效果不佳型三种；发布政策试点的机构数量少即中央机构职责清晰、利益协商一致是政策试点局部推广的必要条件，其产生路径有八种；中央推动力强、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是政策试点推广至全国的必要条件，其产生的典型路径有“两地一府一案”型和中央强力推动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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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天人三策”文本顺序考辨——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

余建平

2019, 0(6): 53-63.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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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有很多争论，但研究者对“天人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却疏于考察。“天人三策”并不是三篇具有内在连续性且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本。第一、三对策应创作于建元四年、五年之间，而第二对策则要晚至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班固在三篇对策间加入“天子复册之”之文，造成三策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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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

吕冠南

2019, 0(6): 64-7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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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汉学者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但多数著作已亡佚，仅有部分佚文借助中土古籍的征引而得以保留。清人对这部分材料，已作了较为完善的辑录。但是，日本有不少以汉文撰写的古文献也曾载录了部分《韩诗》佚文，其中多有未见于中土者，据此可对清人辑本进行订补。同时，结合相关文献与史料记载，可对《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做出分析。可见保留在日本古籍中的《韩诗》遗说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双重价值，值得介绍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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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论金梁入馆与《清史稿》版本之争

陶亚敏

2019, 0(6): 73-8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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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是《清史稿》编修和刊印过程中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1927年，金梁通过袁金铠的关系进入即将结束使命的清史馆。由于金梁为人好露锋芒，引起馆内诸多成员的不满。金梁在没有得到众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清史稿》予以增补，造成日后《清史稿》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和关外二次本诸多版本互异并存的现象，激化了金梁本人与其他编纂成员的矛盾。许多人将金梁视为私改《清史稿》的祸首。平心而论，其他编修对金梁的指摘基本上系意气之争，缺乏理性。金梁本人于《清史稿》的编修功大于过，并且多少弥补了编纂过程中出现的缺憾。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作为校订《清史稿》的底本就补证了这一点。所以，应当对金梁的工作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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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清季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纠葛与铨选变迁

林浩彬

2019, 0(6): 83-9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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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科举停废尤其是官制改革之后，面对朝野上下对学堂奖励实官的质疑，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提上议程，清朝有意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在此过程中，旧的保举途径与新的学堂奖励实官关系纠葛，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之间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的新旧仕途关系变动的实质，是清朝从新旧杂糅、多途并进、取士与选官混同，转化为建立以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新的铨选制度的过程。由于保举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取消学堂奖励实官过程一波三折，并直接制约清季铨选转型的进程，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曲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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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古代士人的阶层想象及其悖论——基于“回煞”俗信的考察

陶禹

2019, 0(6): 91-100.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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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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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古蜀鸟崇拜研究

张伦

2019, 0(6): 101-112.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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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诸王族中，柏灌、鱼凫与蒲卑均以某种鸟命名，或含有鸟的元素，有的可能以鸟为图腾。鸟图腾信仰在古蜀族群文化的整合中曾发挥重要作用。成周之会，蜀人以其所崇之鸟文翰进献，与周王室构建了政治联盟关系，周人亦藉此实现了政治文化的整合。古蜀鸟图腾与鸟崇拜兼有族群文化整合与族际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体现着当地先民对不同人群间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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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六题

马文增

2019, 0(6): 113-119.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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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作注解、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作者、性质、主旨以及夏商周三代“冠”“祭器”“乐”的象征意义，认为：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以极简练的文字总结了虞夏殷周之治天下之道的“变”与“不变”；其乃周敬王二年孔子赴周问礼于老子时老子对孔子所言；从内容上看，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和清华简《系年》可构成上下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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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理想国》的灵魂划分与理性主体

余友辉

2019, 0(6): 120-128.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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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理想国》依据“对立原则”进行的灵魂划分把灵魂的三种欲求分别归属于灵魂的三个不同部分。许多研究者认为，《理想国》的这一灵魂划分在肯定灵魂非理性部分和非理性欲求存在的同时，会导致灵魂统一主体的缺失。但细致考察依据“对立原则”划分出的灵魂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的关系，发现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并不独立地与灵魂的理性部分共在；相反，非理性部分代表的非理性欲求只在与理性发生冲突时才会出现。如此，《理想国》灵魂划分建构的正是理性的统一主体。这样来理解《理想国》的灵魂划分，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也能与近代观念相比，彰显柏拉图乃至希腊哲学家强调理性能够独自构成一种行为动机的理论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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