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其构建逻辑要求充分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现实中,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面临着障碍与挑战, 因此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完善“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 加快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体系; 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 加快建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规则体系。

《文章正宗》打破总集编纂传统, 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籍大量裁录篇段, 将史籍中上层统治者言说之辞归入辞命类, 将历史人物论说文辞和三传史臣褒贬之辞归入议论类, 将史籍叙事文字归入叙事类, 史籍篇段经过重构成为独立篇章, 这是对史籍文章学和文体学价值的深入挖掘开拓。后世诸多不同类型的总集从史籍录文, 或所录多与《文章正宗》重复, 或沿其开拓的方向前进。随着选史入集而来的是篇章定名, 真德秀力图通过题名突出文章的文类或文体属性、简要概括篇章内容, 后世总集的史篇定名工作亦基本沿此两个方向进行, 辨体类总集更重前者, 清人总集多更重后者, 最终形成诸多题名沿用至今的史籍经典名篇。《文章正宗》开创性地大量录史入集, 与此书“明义理, 切世用”的编选宗旨有关, 且受到了其前总集及文章学著作的影响启发, 还因编者崇尚先秦两汉古文, 试图扩展其范围, 为其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典范。

米歇尔·亨利对笛卡尔的经典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进行了新的诠释, 从现象学的维度重新肯定了“我思”作为“哲学之开端”的合法性地位, 强调“我思”具有一种原初的自身显现和自身感发性质。亨利拒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现象学家对“我思”的意向性、明见性解读, 认为他们忽视了笛卡尔“我思”的激进内在性, 强调后者实际上无法在绽出性的、对象性的直观之中被看见。亨利对笛卡尔本人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 认为他没能很好地区分“我思”的双重向度, 即“我思”不仅具有一种使事物得以显现的“现象化功能”, 同时还具有一种质料性的、不可见的“感受性”。亨利在笛卡尔研究和现象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其“质料现象学”不仅对笛卡尔的思想进行了重建和补充, 还将现象学推进到了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更为激进的层次。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 算法已然成为助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聚焦风险视角,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 尝试探讨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 厘清算法应用于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问题, 揭示滋生风险的现实肇因, 总结归纳风险治理的可行举措。研究发现, 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赋能机制可细分为算法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供需双方的赋能。算法应用对旅游情感研究的风险表现为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伦理失范、技术失控等问题, 其风险成因主要有算法技术局限、数据质量不佳、企业应用失当、监管制度滞后等。为此, 需要通过强化隐私保护、消除算法偏见、坚守伦理底线、加强技术管控等综合施策, 打通算法应用过程中旅游情感风险治理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社会企业囿于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目标平衡设定而陷入“规模诅咒”,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挥作用潜力。相对于容易诱发“使命漂移”的内部规模扩张方式, 社会企业混合治理作为整合外部互补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依据资金流入与伙伴控制的双重维度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 识别出技术共享、开源许可、加盟伙伴与联合经营四种社会企业混合治理模式, 并结合国内具体案例加以解释和验证。在此基础上, 总结梳理出不同混合治理模式的适用条件及规模扩张的两条混合治理转型路径, 即技术共享→加盟许可→联合经营以及技术共享→开源许可→联合经营。

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对地区居民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通过减少向下代际支持和促进家庭消费来减轻试点城市的家庭医疗负担, 进而提升个体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暂未带来整体性福利效应, 这源于城乡差异、保险覆盖模式、年龄结构、政策时长等因素。同时, 采用宏观数据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的正外部性, 具体体现在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等方面。因此, 应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步伐; 促进非正式照料向正式照料的转化; 注重打造完善的健康管理体系, 差异化实施长护险政策以最大化福利效应; 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覆盖面, 确保政策公平性和有效性; 加强各领域协同配合, 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在社会层面的正外部性。

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 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该作用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 对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而言, 大数据发展扩大劳动雇佣规模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大数据发展还可以提升研发人员比例, 缩小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工资差距, 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因此, 应把大数据发展作为国家落实稳就业方针和保就业任务的重要抓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 畅通大数据发展扩大企业雇佣规模的传导渠道; 结合城市资源与企业禀赋, 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提高大数据政策的精准性。

人工智能为实现生命自在与精神自由提供了空前机遇, 但是也带来了就业替代焦虑, 以及人工智能教育中如何体现人的生命与实践, 避免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具身认知、情感体验与精神活动等问题。庄子“学游”思想旨在培养达于生命自在和精神自由的身心能力, 体现了庄子教育思想的生命自觉和审美化追求。“逍遥”二字本意为“消摇”, 体现了“物我一体”的主体意识和“道枢环中”的知识建构观。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借鉴庄子“形神俱游”的教育目的观, 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自由发展, 引导学生形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培养人机偕游的共生能力, 以及以具身实践参与社会共识数字化建构的创新能力。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应尽量渗透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避免过度渲染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替代危机, 或以培养人工智能素养的名义不断增加学生负担。

青年安居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对S市38位个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发现, 过渡型青年的居住状态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的特征、并存在隐性安全风险与合居惯习冲突等。研究发现, 空间边界与身份堕距构成对过渡型青年群体的双重居住挤压: 一方面使该群体在居住差异与分隔效应下居住秩序失衡, 另一方面居住区隔蕴藏着边缘化风险而致使他们陷入情感秩序的内在生命紊乱。他们尝试通过搭建理想化合住关系与居住空间“游牧”等机动策略以摆脱居住区隔冲击从而实现自我突围, 但根本上需要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有效路径以共同解决其居住紧张与过渡困境, 以保证青年韧性发展,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从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的视角, 系统审视了劳动力持续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变化及其所引发的养老困境, 并利用2013—2018年千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第一, 代际居住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种趋势使得农村以成年子女供给为表征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减少, 传统养老服务供需平衡被解构; 第二, 随着劳动力外流的持续推进, 农村老龄化和老人规模扩大, 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在老人进入自理能力较差阶段时, 陷入养老困境的可能性提高; 第三, 农村的社会(政府)养老服务也是供给的一部分, 但其并不丰裕, 并未形成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缺失时的有效补充。进一步讨论发现, 代际居住分离造成的养老困境, 在男性较多、医疗可及性较低的地区更为突出; 盆地和东部地区由于地势平坦、社会养老资源相对较为丰裕的原因, 养老困境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