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比较视角看, 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差异显著且呈现日益复杂的多元图景。在梳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 从发展理念、物质基础、内部条件、外部环境、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六个维度构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 以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从此分析框架来看, 争取国家独立、坚持自主道路、打造有为政府、保持开放合作、正确对待传统、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秩序动荡、“有增长而无发展”“过早去工业化”, 贫富差距拉大、人口问题、生态危机和发展脆弱性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力甚至障碍。由此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不是一条坦途, 也没有固定模式,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地位、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保持发展与代价的动态平衡、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是发展中国家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财政体制改革是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历了早期探索、计划管理、市场推进、统筹部署四个发展阶段。从体制转轨实践来看, 财政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支持策略不仅为教育、科技、人才制度性变革注入了强大动力, 也为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 更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一体化融合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 应重点关注政府与市场的配置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国家治理与人民至上的同轨关系, 以及体制改革与提质增效的递进关系, 确保财政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科学配置和高效使用。新征程上, 财政支持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着财政协同能力较弱、投入强度不足、适应能力有限等问题。为此, 要坚持大国财政战略, 进一步聚焦教育、科技、人才重点领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提高财政资源统筹能力, 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基于地方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经验, 借助基层治理要素的理论视角, 阐释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维度与机理。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通过对治理对象的精细化分析, 增强了基层治理主体的问题识别能力; 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过程性管理, 提高了统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能力; 通过对治理过程的常态化监督, 强化了对治理过程的管控能力, 进而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同时, 数字技术治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难题, 包括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引发数字形式主义和压缩基层自主性。因此, 还需要规范治理主体对治理对象信息的采集和使用, 保护个人隐私; 引导基层治理主体树立正确的观念并健全基层治理主体的考评体系, 克服数字形式主义; 厘清数字化监督的边界并赋予基层治理主体一定的变更权限, 平衡数字化监督和基层自主性。

基于2011—2022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构建了包含教育部门人力资本培育和人力资本匹配的均衡模型, 揭示了人力资本在实数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实数融合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影响在经济实力强、政策环境良好的城市更显著。人力资本参与数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质量提升和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优化是实数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 在细分行业层面, 服务业与数字产业融合、实体产业与数字技术应用业融合及实体产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融合,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对南北方进行比较发现, 南方地区实数细分产业融合形成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组合更丰富。

在新发展理念下,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兴产业以其前沿优势和无限潜力, 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追新逐质提升动能的关键着力点。在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 系统梳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其理论逻辑表现在: 推动“技术—要素—产业”升级跃迁, 即以技术创新驱动为纽带筑牢新质生产力增长基础; 以要素配置优化为杠杆撬动新质生产力增长极; 以产业协同升级为引擎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链; 其现实逻辑表现在: 创造“开放—发展—就业”新机遇, 即打开高水平开放“新视窗”; 勾勒可持续发展“新蓝图”; 铺就高质量就业“新通途”。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应聚焦增强基础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 拓宽新质生产力边界; 锚定对外开放创新潮头, 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 发挥合力培育新兴产业,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向新向好。

基于2007—2023年中国424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这一核心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显著压缩了银行净息差, 进而削弱其盈利能力, 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 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负向冲击存在着显著异质性, 非国有银行、非上市银行及地方性银行所受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在债务扩张与净息差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高风险银行通过放松信贷审查和提高杠杆率, 放大了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压缩效应。因此, 应优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杜绝低效投资对银行信贷资源的占用; 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银行监管策略, 提升银行净息差管理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强化银行风险管控, 抑制高风险银行放大债务扩张对银行净息差的负面冲击; 鼓励银行利用金融科技识别风险与优化资源配置, 以抵消地方政府债务对高收益企业信贷的挤出作用。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已从战略愿景迈向国家行动。基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政策导向, 通过构建“能—融—用—强”分析框架, 论证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具有深层逻辑机理与清晰实践进路。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存在着深层契合, 为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可能性; 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科技支撑、教师队伍、国际合作八大体系可实现深度融合; 顶层设计、基础设施、育人实践、素养机制、评价治理构成五位一体的实践路向; 通过国际横向比较与国内纵向发展验证发现, 人工智能赋能将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范式转型, 形成引领全球的中国方案。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和观点, 系统阐释了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正确处理五对重大关系的深层思想基础。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在教育发展全过程的集中体现; 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当代阐释和继承发展; 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深刻体现了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 特别是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是深入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遵循, 是“必然与自由”范畴的教育体现; 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关系是教育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的延伸和表现, 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教学经验概念化是教师个体或共同体以课堂教学活动为载体, 显性化、系统化、理论转化教学经验以生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过程, 其教师专业发展逻辑在于通过面向教师个体自我教学经验、深化教师自我经验反思、生成教师个人实践智慧来促进教师个体应然性的自主发展, 同时通过教师集体共享教学经验、公共化个人经验、建构教师共同体实践性知识来实现教师协同发展。对此, 发挥教学经验概念化的教师专业发展价值、实现教学经验理论升华, 需要一线教师作为概念化主体, 遵循教学经验理论升华的基本逻辑, 建构“改造经验创生知识”的可操作路径, 并寻求学校“制度、文化、工具”一体化的组织支持。

DeepSeek单向价值对齐理论支撑不足, 实践中面临梗阻, 亟须探索因应理路。DeepSeek过度思考用户提示词, 表现出透明化“慢思考”的行为特征, 它拼凑数据和文献, 误导用户行为。“价值标准主义”指导下的单向对齐异化为“价值殖民主义”, 诱发道德风险; 大模型数据价值的有限性和数据消耗的海量性, 诱发数据价值穷竭风险; 单向价值对齐风险评估标准滞后和伪“人类标准价值”指导生成评估结果, 饱含价值偏见, 诱发对齐评估失败风险。人机价值融通方案获得“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控制论”的理论支撑。可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 为人机价值融通提供制度保障; 夯实大数据伦理监管机制, 畅通数据共享渠道, 强化大模型提供者的透明义务; 增设人工智能伦理审计机制, 从审计主体、内容和程序方面细化审计细则, 从过程和结果维度综合评价DeepSeek的伦理合规性。

基于个案社区研究方法和阶层竞价互动分析框架发现, 农村彩礼行情松动于底层女方家庭生存性要价, 扩散于中上层女方家庭体面性要价, 由此地方彩礼新行情完成了社会性认可。于此形塑出婚配支付决定论, 导致部分男方家庭为防失婚而选择主动加价, 推动地方彩礼行情再次升级, 加速了新一波更高彩礼要价的再生产。华北农村高价彩礼快速再生产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多重社会动力机制的推动。婚姻债务上移机制强化婚姻市场中女方要价的可欲性, 家庭生计优化机制提升男方应价的可行性, 社区规范弱化机制消解结亲双方家庭彩礼议价的可能性, 致使高价彩礼再生产实践得以持续和合理化。因此, 华北农村高价彩礼有效治理应从强化子代婚姻责任教育、弱化婚姻代际责任的无限性和重建彩礼议价的道德基础等方面着力, 阻断其快速再生产的社会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