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变革中形成的文明新形态, 深刻回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人类文明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植根于中华文明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双重根基, 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了超越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和合共生”理念, 破解了文明优劣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它身兼和平促进者、发展引领者、安全塑造者、秩序维护者多重角色, 为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及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力量, 用实践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文明观的可行性。它通过破解现代性困境, 促使文明形态从一元现代性走向多元现代性; 通过理念跃升, 推进理念到现实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价值范式重塑, 引领人类文明交往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互鉴。这一文明观为人类社会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图景。

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的线段比喻是阐明柏拉图哲学中存在与认识结构的关键。柏拉图在线段比喻中提到了一种作为认知状态的dianoia, 它的具体含义及其相应的认知对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目前, 学术界围绕着柏拉图线段比喻的dianoia概念产生的各种解释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当我们将dianoia的认知对象看作关于理念的不准确的“心智表征”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其他解读的种种问题。尽管柏拉图在对话中没有明确提到心智表征这个概念, 但是通过《理想国》和柏拉图的后期对话, 以及古代的柏拉图主义者, 我们能找到柏拉图具有这一说法的依据。一方面, 柏拉图对于感觉机制的讨论意味着感觉对象也是一种内在于感知者的表征。另一方面, 有些古代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 dianoia的认知对象是内在于灵魂的。由此, 柏拉图的“心智表征”为后来心灵哲学继续发展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

人工智能具有非主体性, 仅以技术工具为限介入合同关系。在合同缔结阶段, 人工智能可代为传达缔约意思, 意思表示的效果归属于相应民事主体。当人工智能误传时, 须区分是表意人的指令错误还是人工智能的功能性错误以进行归责。人工智能基于算法的信息剥削, 分别形成了单方人工智能缔约和双方人工智能缔约下的结构优势和个体优势。为避免合同显失公平, 须通过信息义务的分配弥合磋商对等性障碍。在人工智能作为合同标的时, 技术更新义务在一次性给付合同中仅构成从给付义务, 在持续性给付合同中构成主给付义务, 且不以现有技术水平为限。在人工智能作为合同履行工具时, 瑕疵履行的责任仍由义务人承担, 在智能合约义务自动执行的场合亦遵循此规则。当人工智能代为履行结果义务时, 只要未实现特定结果, 即产生合同责任; 在代为履行手段义务时, 义务人须履行对人工智能的监督职责。

数据可携权的实现以明确权利性质为前提。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将数据可携权视为市民权。但通过检视现有规范可以发现, 这一认定路径致使数据可携权的适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 也引发了行权困境。对此, 数据可携权的分析框架需要从信息自决理论转向数据流通理论。基于数据流通理论, 数据可携权能够作为数字时代竞争法的补充规则, 推动数字市场的发展, 也使个人作为数据流动的积极参与者, 进而分享市场发展的数字红利。基于数据可携权所蕴含的社会价值, 将其性质归属于社会权, 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治理功能。在社会权框架下, 要实现数据可携权, 应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数据转移机制, 并通过法律、技术及市场问责三个方面协同推进。

通过对2008—2021年全国各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捕捉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这一指标, 基于企业绿色创新视角考察了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 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表现在地区政府环境关注度越高, 区域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增强企业管理层的环保意识、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绿色信贷融资是政府环境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在非重污染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较差的企业中, 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效应更显著。对此, 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密切关注程度; 持续优化政府环境关注度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渠道; 通过制定差异化政策, 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绿色治理功能的精准性。

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推进, 数字技术正逐步融入教育减负治理体系中, 成了提升其治理效能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教育部评选的“双减”工作典型案例, 借助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 构建多维度分析框架, 综合运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从组态视角揭示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减负治理的多样化实现路径。研究发现, 数字驱动治理效能的提升依赖于多元要素间的协同耦合, 形成了四条有效路径: 均衡发展型、基础支撑型、多元聚力型和技术—组织双驱型。基于此, 提出优化策略建议: 一是应强化要素间协同互动, 搭建系统化治理体系; 二是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治理能力, 提升基层治理起点; 三是应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潜能, 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四是应强化战略引领与创新驱动, 推动教育治理的深层变革。

教师作为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主体, 对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政策响应直接关乎该政策的效果。基于对全国6247份高校教师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 教师对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政策响应呈现“知多行少满意度阶梯性上升”的总体特征, 理工农医、职称高、教学科研型、中年教师的政策响应更强; 在内在因素方面, 正确的教学科研关系认知、教学工作投入显著正向影响教师的政策响应, 教学压力显著负向预测政策响应, 科研投入和科研压力并未阻碍教师的政策响应; 在外在因素方面, 院校教学支持如管理服务、同事交流、教学奖励均可以直接显著正向影响教师的政策响应, 院校教学支持也可以通过教学投入间接正向影响政策响应。未来须通过完善政策、为教师赋能、提高院校教学支持等, 提高教师对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投入, 以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利用“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数据,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 实证研究了大学生学习方式对学习收获的影响。结果显示: 体验学习更能有效地提升大学生学习收获; 实习实践和互动讨论在提升大学生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方面效果更好, 课堂学习对提升大学生自我与社会认知能力效果更优。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学科差异上, “动脑”和“动手”学习效益在不同类型的学生间存在着差异, 互动讨论对文史哲艺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互动讨论和实习实践对经管教法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实习实践对理工农医学科的学生最有效; 在学习力差异上, 互动讨论对大学生学习收获影响的边际效益递增, 互动讨论对学习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学生学习收获效益呈正“U”型变化, 互动讨论与实习实践对学习力处于中高水平学生的学习收获产生较大边际影响。因此, 须优化实践教学顶层设计, 创建虚实结合的实践场域; 建立大学生学情智慧调查系统, 深化大学生分类分层培养; 充分发挥互动讨论的正反馈作用, 牵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治安治理共同体化是对多元主体关系的调适, 进而逐步塑造出特定的治安治理能力, 以满足相应的治安治理需求。因此, “主体关系”与“治安治理能力”是治安治理共同体化进程的两条线索, 二者相互参照、相互适配, 构成治安治理共同体化的核心逻辑。在共同体前期阶段, 主体关系为多元主体的积极涌进, 即主体关系社会化, 能力要求为多元主体参与能力; 在共同体中期阶段, 主体关系体现在制度化与稳定化, 即主体关系结构化, 能力要求为合作行动持续能力; 在共同体后期阶段, 主体关系为价值认同的一致性, 即主体关系价值化, 能力要求为价值内化认同能力。在治安治理共同体化的过程中, “主体关系”指引“治安治理能力”的构造, “主体关系”从结合体关系逐渐迈向共同体关系, 治安治理能力也随之提升, 持续释放治安治理效能。

基于2018—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考察“一老一小”照料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结果显示: 照料孙子女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 照料高龄父母则对孤独感无显著影响。照料孙子女时长与孤独感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对于认同“养儿防老”传统孝道期望的老年人, “一老”与“一小”照料对其孤独感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表现为能够降低孤独感风险。性别差异分析发现, “一老”与“一小”照料的交互效应对认同“养儿防老”传统孝道期望的老年男性具有保护作用, 而对女性老年照料者的影响不显著。为有效降低老年照料者的孤独感, 应当重视不同的代际照料内容与照料强度, 并充分关注传统孝道文化观念与性别差异,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促进政策和干预体系, 为改善“夹心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