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质优量增”“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协同”的发展。在数智时代，以数据要素、数字信息、智能技术为特点的生产力“质态”跃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传统生产力理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当代创新经济学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了知识生产、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机制与作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决定了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具有贯通性、契合性。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是创新，创新起主导作用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科技自立自强与国际开放合作协同，营造有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开放创新环境。

朝鲜王朝与女真诸部居地山水相依，交往密切，因而存在着长期的人员跨境流动情形。在人员的流动方向上，呈现出显著的双向性流动特征。在人员跨境流动的类型上，则大体可分为长居型人员流动和往返型人员流动两种。双方人员的跨境流动，历时长达二百余年，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人员流动，皆展现了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命运遭际，也体现了朝鲜与女真双方人员跨境流动的复杂性。阻遏本方人口流失，同时吸收、消化对方流入人口，是朝鲜与女真双方共有的真实意图，也是双方共同的政策取向，体现出人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重资源。长时段的双向性的人员流动，必然催生两大族群之间互有同化的现象，现代分子人类学的DNA测序数据亦为传世史料中跨图们江—鸭绿江的族群交流乃至融合提供了新的侧证。

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并非一定主客观相统一，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处分行为就存在着不具备处分意识的情形。由于诈骗罪构成要件危险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被骗者的处分行为，而盗窃罪并不需要，因此两罪虽然在宏观层面的危险性相差不大，但在具体层面的危险性有高低之分。故在立法层面保持两罪法定刑的一致性而在司法层面要求盗窃罪的入罪数额低于诈骗罪是妥当的，处分意识区分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和诈骗罪的功能应予以坚持。此外，只要坚持“利益盗窃说”“处分意识必要说”就不会产生处罚漏洞，只是在责任主义的要求下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处罚空隙。为发挥处分意识的区分功能，严格的“处分意识必要说”具有妥当性。被骗人对于有形财产，需要认识到财产的转移占有，具体要认识到财产的数量以及对财产特定化有意义的种类或性质；对于无形财产，需要认识到自己在丧失对财产性利益的控制。由于占有的根基是现实的控制力，因此在处分意识的判断上二者保持了一致的严格性。

基于中国“十五五”规划面临的历史经验起点，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思路转变、规划编制方法创新、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等关键要素。对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判断发现, 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经贸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面临剧变。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问题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但多重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持续加快但重点领域存在风险，科技自立自强成效初步显现但核心领域短板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但区域差距仍需缩小，人力资本水平稳步提升但人口结构问题面临挑战。对此，中国“十五五”规划应完善规划体系和政策协调机制、大力实施宏观经济增量政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推进重点领域防风险促改革。

以C县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历程为例，利用“产业问题—产业政策”动态互动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县域富民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点及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结果显示：不同阶段的产业问题与产业政策形成了特定的对应关系，共同构成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县域富民产业在成长过程中先是要面对合法化难题，继之要满足规模化需求，再后要破解内卷式竞争。对此，地方政府将产业政策的重心先从庇护导向转向激励导向，再转向激励与规制并重导向。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呈现出“因时而变”的逻辑特征，即地方政府在保持产业聚焦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产业阶段市场反映的核心问题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为了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地方政府在“因时而变”优化产业政策的同时，还应转变规划思维，尊重市场主体；审慎使用政策，避免政策误区；践行长期主义，聚焦目标产业。

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维一体的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了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2010—2020年，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递增态势，其中，产业创新成为占比最大的要素，而体制机制创新是降幅最大的要素；高等教育规模、质量和结构均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分析表明，高等教育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劳动力流动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高等教育对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因此，需要强化创新驱动战略顶层设计；以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新质生产力贡献高校力量；通过优化高等教育学科布局、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引导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利用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市和上海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教育供给行为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教育投入策略对家庭负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北京主要遵循质量优先策略，财政多向公办特别是高质量公办园倾斜，公办园供不应求，就读普惠性和非普惠性民办园的家庭教育支出差距不大，整体负担水平被进入民办园的家庭拉高；上海则采取机会优先策略，财政多向普惠性幼儿园倾斜，教育供给的包容性相对较高，公办园供给相对充足，就读普惠性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支出远低于非普惠性幼儿园，整体家庭负担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财政投入机制应顺时而变，积极探索差异化的生均拨款制度，完善教师薪酬激励机制，逐步健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基于大规模省级监测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Owen分解和随机森林等方法分析了个体能力与人际关系对中小学生欺凌他人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小学生欺凌他人行为以言语欺凌为主，初中生、男生、低体重或肥胖、遭受过网络欺凌、住校生及城市学校学生欺凌他人的概率更高；亲子关系越差的小学生、师生关系较差的中小学生和同伴关系较好的城乡初中生或乡村小学生欺凌他人的概率更高；相较于人际关系，个体能力对中小学生欺凌他人的影响较大；成绩越差的小学生和乡村初中生欺凌他人的概率更高；低任务能力、低协作能力、低情绪调节能力和高交往能力的中小学生欺凌他人的概率更高，低开放能力的小学生和乡村初中生欺凌他人的概率更高。为此，应密切关注容易欺凌他人的中小学生群体，通过综合能力本位教育体系重构与多维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干预实现对中小学生欺凌他人行为的有效防治。

家庭是农民城市化的基本单位和主要力量。基于个案研究方法和父代主体视角研究发现，父代基于传宗接代的本体价值、面子导向的社会竞争及代际情感转型等动力机制，形成了“多要素、长周期、单向度”支持子代的父代责任伦理。在城市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集中体现在支持子代进城购房及定居生活，并在实践中形塑出县域城市化和超县域城市化两种类型。然而，父代责任伦理支撑下的农民城市化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和社会溢出效应。父代支持一旦中止，子代的城市化压力就骤然提升。虽然父代对子代城市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却难以得到他们的及时反馈，父代养老问题逐渐从家庭当中脱离。这对既有的家庭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挑战。

在超越传统底层研究生存叙事的基础之上，詹姆斯·斯科特基于田野调查认为，底层农民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存在着两种自利性行动，即以经济止损为主要目标的实质性策略行动和通过文化抵抗重构集体自我认同的象征性策略行动。这两种策略行动的形成实际上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及群体身份密切相关。詹姆斯·斯科特灵活运用“隐藏文本”的解读技巧和阐释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底层农民的行为逻辑，但其观点在认识国家与民众关系、个案选择场域及论证“结构—能动”辩证关系上仍存在着特定的学理局限。尽管如此，他在“村落发展、底层农民行为以及基层治理术”三个方面的讨论，仍对中国农村基层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需要平衡农业生产效率与基层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构筑覆盖全体民众的权益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规范化治理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结合。